杀戮与笼络：孙吴政权的建国之路

王满损

东汉末年纷乱的政局，很大程度上是黄巾起义造成的。黄巾起义的爆发，除了东汉末年的暴政，和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无关系。孱弱的东汉朝廷无法独自镇压如此大规模的起义，只能依靠地方望族，让他们组织乡曲武装来保护自己。当黄巾军被镇压下去后，各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东汉近两百年的大一统局面也终于在林立的地方割据势力中走向崩溃。

三国的历史就是由几个有实力的割据政权主导，各自凝聚一片人心，将无序的社会秩序重新拉回有序轨道的过程。地处江东的孙吴政权就是如此。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芟夷群雄、立足江东的呢？

江“西”猛虎：孙氏集团的淮泗地方属性

考察一个政权集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其地方属性，以及这种地方属性的转移。

东汉初平四年（193年），人称“江东猛虎”的孙坚奉袁术之命讨伐荆州太守刘表，不料途中遭到刘表部将吕公的袭击。吕公在两边山峡设下伏兵，孙坚被抛出的落石击中头部，脑浆迸裂而死。^[3]罗贯中曾赞扬孙坚：“谁道江南少将才？明星夜夜照文台。”而这样一代将星，还未能逞其雄才野心，便陡然中道身亡。丧乱之中，其子孙策带领旧部回到了守备相对虚弱的江东，寻求自身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孙坚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人，本是土生土长的江东人氏。事实上，这个籍贯并没有让孙氏家族获得当地大族的认可。原因有二：

首先，孙坚军队的主力不是江东籍士兵。孙坚自征讨会稽“妖贼”有功，就被封为盐渎丞，此后又历任盱眙丞、下邳丞。孙坚任官的区域处于淮水和泗水流域（包括山东西南、江苏北部及安徽北部地区），这里成为孙坚早期部属将领的主要来源。自孙坚招募江东子弟兵北去，奉袁术之命争夺中原以来，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最早的江东部卒早已经零落殆尽。这期间孙坚自然只能就近补充兵力，导致江东兵的比例越来越低，孙氏部曲的乡土中心也就渐渐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而不再具有江东特色。回到江东之后，孙氏政权已经没有了本地化的地缘优势，在江东人眼中俨然成为一个外来统治集团。

其次，孙坚所在的家族本非江东望族，在当地大族间不受重视。有零散记载称，孙坚的祖父曾遭遇荒年，只能以卖瓜为业。孙权称帝之后，没有按惯例设祖宗七庙，仅仅为孙坚、孙策设立了祠庙。一方面这可能与孙权称帝后不“郊祀”一样，出于对孙吴政权正统性的不自信；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祖先无可称述，以此略去不表，遮掩隐情。陈寿在《三国志》中，虽没有具体提及孙坚家世，但也评价孙坚“孤微发迹”，可见孙坚家族的出身确实卑微。要知道，在世家豪族当道的东汉末年，连“阉宦之后”的曹操都一直被人鄙视，祖上卖瓜的孙坚，自然很难被江东的望族接受。

孙策回江东路线图

孙策向袁术讨回孙坚余部、准备过江时，手下的将领多是出于淮泗地区的“江西人”^[4]。如孙策的堂弟孙瑜开始率领兵众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孙］瑜虚心绥附，得其欢心”，也就是说，孙策的部曲主力仍然长期保有淮泗色彩。尽管有的谋士或将领和孙坚一样出自江东，但经过多年的征战已经融入了淮泗集团，不能再被视为江东人物了。孙策在江东征战所收的本地“离散”，也多是“乌集之众”“散附之士”，很难成为孙氏的主要作战部队。

孙策出自“篡汉逆贼”袁术手下，此番对江东用兵，在相对偏僻隔绝的江东的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对东汉法统的蔑视和挑战。

当时，流寓江表的名士许靖在给曹操的信中，描述孙策平定江东的过程说：“正礼［即当时的扬州刺史刘繇］师退，术兵前进；会稽倾覆，景兴［即会稽太守王朗，也就是后来的‘王司徒’］失据。”许靖直接描述孙策为“术兵”，便可看出从东汉法统的角度而言，士大夫对孙家的排斥抗拒不言而喻。这种局面预示的就是，孙氏家族试图在江东地区建立稳固政权的过程注定很不轻松，充满曲折。再加上贯穿孙吴建国始终的地方山越、宗伍问题，孙氏政权辖境内的基层社会一直都不是铁板一块。

江东小霸王：孙策与江东大族矛盾的爆发

江西“外来者”，外加“逆贼爪牙”——这样的人设让孙策很难在江东立足。因此，孙策一开始想要依靠时任扬州刺史、尊奉东汉的宗室刘繇，来博得江东望族的好感。可孙策进攻江北的庐江，围城长达两年，太守陆康病死城中，其宗族百余人饿死近半。陆氏是吴郡大族，因孙策而落得如此下场，这让整个江东感到震恐。驻守曲阿的刘繇也感到震惊，将孙家手下的部曲遣回了江北，设兵防备。孙策从此才过江作战，开始了对江东的征服。

《后出师表》有言：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

刘繇和王朗并非将才，在用兵作战上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事实上，刘繇和王朗作为外来者来到江东，只能作为东汉王朝的象征，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固的根基，这一点同孙策一样。孙策消除了代表东汉的力量，却无法获得当地大族的支持，这种或明或暗的冲突和对抗，几乎延续了整个东吴时代。

孙氏诛戮江东英豪，在吴国的史书中并不彰显。有的说孙策“斗转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史家经过寻绎，找到了孙策所诛的多个江东大族，如许贡，盛宪，周昕、周昂、周喁三兄弟，以及王晟等。除了许贡本是中原人士，来吴郡做太守外，其余数姓皆是江东本地望族，他们几乎都不再见于其后的江东政权当中，其家湮没草莽，良足嗟叹。与此同时，江东地区的黄老道领袖于吉，也在孙策整肃江东的过程中被杀害。

这场整肃，首先成为曹操对江东发动战争的借口。江东士人与中原交流紧密，互通声气。江东的盛宪“有天下大名”，当时大名鼎鼎的中原名士如孔融，都是其晚辈，以能与盛宪结交为荣，一直写信给曹操，希望能以汉帝的名义征盛宪入朝；因此他受到孙策的深深忌恨，终为其所害，不仅家人罹难，连门生故吏也都惨遭波及。这些事件都给了曹操征伐的口实。

其次，长期困扰孙氏的山越问题也与此不无关系。山越，正如名字所显示的，是流窜山间的越人；虽然名之为“越”，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越人。一方面，北迁的越人经过两汉数百年的浸染，已经很大程度上汉化，和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江东汉人回避孙策，往往一同流入山林，组成了乡野武装，长期进行游击战争。其中在州郡的大族英豪，本来就有自己的宗族武装，加上收留流民，与山越沟通消息、相互配合，在南方丛林之间阻挠孙吴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

更可怕的是，孙策还要面对淮泗集团内部出现的离心倾向——东汉末年政局多变，有谁能保证孙家真能长久立足江东呢？《江表传》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道士于吉来到吴会，正逢孙策在郡城门楼上集合宾客将领。三分之二的将领宾客都走下城楼，迎接于吉，置孙策于不顾。孙策登时大怒：“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于是不顾众人劝阻，怒杀于吉。从此事便可看出，孙策很大程度上并不被淮泗集团的部下所尊重。北方稳定之后，曹操发布的征发流寓各地士人的诏令对南来的宾客有很大的震动。孙策几乎不放自己手下的北士应召，这才得以保持住淮泗集团没有瓦解。

建安五年（200年），被孙策所杀的许贡的门客埋伏山林，击伤孙策，致其死亡。而《三国演义》中，孙策之死则更加戏谑：孙策遭到刺杀受伤后，数次遇到于吉的鬼魂索命，最终在惊恐中“金疮迸裂，昏绝于地”，不久死去。不得不说这是孙策实行残酷政策的直接写照。

猛虎归山：孙权政权与江东大族的结合及其江东化

孙策临死之前，对孙权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三国志》卷四十六《孙破虏讨逆传》

作为兄长，孙策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在他眼中，孙权的性格并不适宜延续孙策的强势手腕。“杀戮”和“笼络”同为统治江东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更应保持平衡。孙策锐意进取，以铁腕统治江东，“诛其英豪，威行邻国”，但只重“杀戮”，以致得罪江东大族、吴地的黄老道势力；还未等顾及“笼络”时，便遭杀身之祸。因此，孙策的这段遗言也可视为孙策对孙权提出的政策转向要求。

于是，孙权掌权后，更加注重选贤纳士。孙策去世前托命张昭和周瑜，他们作为北士，共同营造了尊重贤能、优礼士人的政治环境。淮泗人士，诸如鲁肃、诸葛瑾等后来在东吴发挥重要作用的将军谋士，本不亲附孙策，但在新的环境下都进入幕府，成为孙权的得力干将。淮泗人只有在江东立足，有所依靠，才能保证淮泗集团内部的稳定，这是孙氏家族进入江东建立政权的政治基础。随后，出于长远考虑，吸收江东人士进入政权，乃至最后彻底江东化，是孙吴的必然选择。

在开始的时候，孙权一方面需要江东士族来补充统治力量，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这些大族有所防备。因而相应地，江东大族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前途只能依靠孙氏，在等待孙氏政权更有分量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肯真正倾心辅佐，不肯相信孙吴政权。

这种复杂的心态直接体现在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态度上。会稽的魏、虞诸族在孙权的虚与委蛇中贬徙他乡，但他们比之前盛、周家族的命运要好一些。而到了中期，吴会望族，比如陆氏、顾氏，就比会稽望族命运要好很多。

陆绩是吴郡大族陆康之子，出于身家仇恨，对孙权有着比较抗拒的情绪；但到了陆绩之侄陆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陆逊不是吴郡望族陆氏嫡传，在侍奉孙氏政权的道路上更加隐忍。他从平定山越起家，逐渐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直到主持夷陵之战时，仍然不被淮泗旧贵族尊重接纳，但是，夷陵之战的巨大成功，奠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自此，荆湘上游诸军事无不由陆家子弟把持，孙氏政权在军事上完成了江东化的进程。

同时，孙权也主动寻求与陆家和解。为此，孙权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让孙陆两家得以在表面上化仇为亲。淮泗集团与江东士族之间的政治运势也就此逐渐逆转。随后孙权称帝，顾雍作为吴郡著姓的代表而登上宰相高位，标志着政治上的江东化也几近完成。

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完成了和解。孙吴政权在大族的支持下得以稳固，而江东大族在孙氏的包庇和纵容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各地盘踞，不可动摇。例如陆逊食邑只有一县，却拥有上万的部曲；而当初显贵如周瑜者，食邑四县，私兵部曲也不过数千而已。军将实力显著增强，也可以作为江东士族势力后期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氏集团在入主江东的过程中，可谓历经坎坷。在这个过程中，领袖的个人性格和素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人晁补之评价说：

吴人轻而无谋，自古记之矣。孙坚、孙策皆无王霸器。坚轻骑从敌，策暂出遇仇，俱以轻败。虽赖周瑜、鲁肃辈辅权嗣立，亦权稍持重，故卒建吴国也。

——《济北晁先生鸡肋集》

孙坚、孙策父子性格缺乏持重谨慎，好逞匹夫之勇，以致二人盛年之时陡然死于非命。这在当时江东复杂的情势之下，无疑增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确定性。孙权才具足够，稍能持重，保证了统治集团核心的稳定，这也是稳固江东地区统治的内部保障。

从孙策到孙权，孙氏集团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在“杀戮”与“笼络”之间寻找不易的平衡，这体现出的是江东局势的复杂性。为此，孙氏集团历经二代三主，通过一段独特而困难的内部整合的过程，终于完全获得了江东的人心。这也是孙吴在江东地区建立统治最早、称帝却是三国中最晚的原因之一。

猛虎须居山林，才可为百兽之王；若脱离了山林，便会虎落平阳。对于孙氏政权来说，他们标榜的故乡江东，就是他们立足的“山林”。因此他们不得不走江东化的路子。这是孙吴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扬州地区政治形势时，出于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做出的必然选择。当然，政权江东化同样限制着孙吴政权的发展。政权性质发生转变，孙吴又从何处觅得统治全国的法统？地方士族也难有动力去追逐远在中原的遥不可及的法统，而越发呈现出保守的政治面貌。孙氏政权渐渐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甘地处江南一隅，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政权，成为中原王朝的前声和映象。最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权死后不到三十年，孙吴也随之走向灭亡。

【编者按】

孙氏在江东的创业经历，突显出一点：想要在东汉末年裂土割据并长治久安，就必须获得士人阶层的支持。孙氏初在江西创业，无疑要倚仗当地的淮泗士人，而后来在江东立足，同样也需江东士族的认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获得人心，孙策、孙权软硬兼施，付出了诸多代价，才获得成功。

那么，相比孙氏，创业过程中更加“颠沛流离”的刘备又是如何获得士人之心，奠定蜀汉基业的呢？就让我们从那段广为人知的千古佳话“三顾茅庐”讲起，看看“卧龙”之心如何为刘备所收。

参考文献：

史料：

1. ［晋］陈寿：《三国志》。

2. ［宋］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

论文：

1. 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

2.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

3. 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