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一般规律，成功实现了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古典型周期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型周期的转变。这既得益于经济制度趋于完善和全球化水平日渐提升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等因素休戚相关。然而，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之后，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时期，加之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云谲波诡，形成了“危和机”同生共存的发展背景。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诸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习总书记在2018年4月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对国际经济形势做了系统阐释，即“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紧接着，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了宏观经济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导向，从而为加快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本书试图在厘清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演变历程的基础上，通过探索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对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影响因素和波动趋势做出进一步研究，以期为新时期构建系统完备的逆周期经济政策体系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本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借鉴“方法研究→波动描述→波动解释→理论构造→现实检测→修改方法→修正对波动的解释及其分析理论”的分析思路，按照“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逻辑范式来开展。全书共包含九章内容。前两章为绪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是本书的基础部分，主要介绍了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研究现状。第3章是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机制分析。本章属于全书的立论部分，在对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是对具体经济周期演变历程的考察，从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以及长周期四个维度分别阐述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历史过程，并与美国、英国、日本的经济周期演变历程进行比较，总结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第5章是关于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详细研究，并从制度变革、对外开放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深入探讨了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影响。第6章在第5章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模型，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短期和长期趋势做出预测。第7章通过对“二战”以后美国、英国、日本逆周期政策的变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逆周期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国际逆周期政策的经验教训，为第8章中国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建构与运用提供参考。第九章是总结与研究展望。整体来看，全书各个章节、各个部分的结构安排紧密相连、层层递进。

通过以上分析，本书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本书通过对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匹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鲜明的耦合性，且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即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三种经济周期类型统一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又突出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前以政治周期为主导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导再到新时代以创新周期为主导的内在演变规律——“中式周期”演变规律。②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演变之间既存在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一般性着重体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中都包含有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以及长周期四种类型，这四种周期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宏观经济周期的演变。特殊性则主要体现在中长周期以及长周期的演变特征和演变趋势上。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带来了人均GDP增速的显著提升；而伴随“第一次人口红利”作用的日益消退，“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高精尖”人才的作用开始逐渐增强；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升的同时也存在着创新结构“畸形化”等问题。③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影响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包含需求侧因素，也包含供给侧因素，但总体体现为“制度+开放+创新”发展模式的综合作用。一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首要因素是投资波动，而投资波动的变化又体现为投资源动力、投资形式以及投资流向变化三个方面。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水平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第二大因素，人口抚养比也是主要因素之一。三是制度因素大约能解释新中国约30%的经济周期波动，制度变革主要按照影响微观、中观、宏观的逻辑路径并最终反映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四是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大致为20%，且日本高于美国；而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贡献度更高，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贡献率可达30%。五是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较强关联，而且在繁荣阶段比在衰退阶段的关联度更高。④新时代下虽然短期内我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但长期来看，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统筹发展的可能性很大。⑤新时代中国逆周期政策的选择与运用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本书通过对“二战”以后美国、英国、日本三个代表性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逆周期经济政策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发现：一是政府适度、有效干预是实施逆周期经济政策的首要前提，二是需求侧的短期刺激计划需根据国情度身订造，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选择，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

本书的研究主要实现了四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突出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过程。本书通过对新中国历来经济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尽管从单个经济周期来看，周期形态可能取决于不同时期经济系统内要素的相互配置状况，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的总体演变机制，却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演化过程——“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过程。笔者将这一规律称为“中式周期”的演变规律，这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创新点所在。第二，新中国“制度+开放+创新”的独特发展模式内在规定了“三位一体”时空转换的周期演变机制。通过研究，本书认为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影响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包含需求侧因素，也包含供给侧因素，但总体体现为“制度+开放+创新”发展模式的综合作用。也就是说，“制度+开放+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内在规定了新中国“三位一体”时空转换的周期演变机制。第三，新时代下虽然短期内我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但长期来看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统筹发展的可能性很大。本书通过运用熵值法与均等赋权法分别对“十三五”时期与“十四五”时期省际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对比发现，新时代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在呈现出向好趋势的同时，尽管省际间异质性仍将存在，但体现统筹发展的均等赋权方式将利于差异的有效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