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

人口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转变的原因解释和动力机制是人口转变理论的重要内容，分析和阐释人口转变的动力机制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人口转变进程，从而为进一步分析区域人口变化和发展提供支持。人口转变发生的动力包括人口死亡水平由高变低和人口生育水平由高变低两个方面。[19]

一、人口死亡水平的变动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是多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是根本性原因，医疗手段的进步是直接原因。由于农业、运输业、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食物等物质的供给增加改善了人们的营养健康状况。[20]在非战争年代社会安定的情况下，经济复苏和技术进步使人们对气象、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增强。[21]此外，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生活方式的科学合理化、对流行病[22]等疾病的防御意识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是推动人口死亡率由高变低的重要因素。[23][24][25]

二、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动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较人口死亡率下降更晚，而导致生育率由高至低转变的因素也有很多。多数学者从经济视角出发发现，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加快了技术进步，而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相对减少，雇主更看重劳动力素质。侯东民（2003）从人口控制的角度切入并利用经济学消费理论中的“棘轮效用”分析了人口转变的动力，认为除了传统理论中只有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最终稳定生育率水平之外，人口控制本身也会产生导致人口转变的经济学机制从而稳定生育率水平。[26]

从成本视角出发发现，随着子女抚育成本的不断攀升与子女带来收益的持续下降、老年人晚年保障水平的提高、夫妻双方生育子女机会成本的升高，生育率不断走低。Notestein（1945）认为，生育率下降源于养育孩子动机的改变。[27]Friedman（1994）提出了“子女价值”的概念，对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价值有更多的侧重。人们生育意愿深深嵌套于社会价值体系中，包括对社会连续性、成为父母的满意程度、爱情幸福、养育子女的成本及决策等方面的态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是不同的。[28] Caldwell（1981）指出，无论生育率高低，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家庭在生育与成本利益之间的博弈，人们的生育数量取决于“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它在本质上是由家庭生产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幼辈的财富流向长辈，财富单向向上流动。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长辈在子女身上的花费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在其身上所得到的，财富的流向开始转变为单向向下，这导致多生多育变成了一种不经济的行为。财富流向逆转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家庭道德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前者可能更重要。父母对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的投入得以增加是由这两个转变导致的，现代夫妻已认识到过多生育子女既是经济负担又是情感负担。[29]

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扩大、生育观念的转变、文化风俗变化、社会网络和互动、女性教育等，都使得生育率下降。[30]Zelinsky（1979）指出工业化、城市化使大量年轻农村人变为城市人，年轻人易于接受新的婚姻生育观念，使得处于生育高峰的这一群体改变了保守的生育观念，最后导致生育率下降。[31]通过对欧洲国家10年数据的研究，Knodel（1979）认为生育率的下降是人们相互影响、学习的过程，生育率的下降很容易从某个国家或地区影响到有着共同语言、文化的相邻地区。[32]Bongaarts（1996）实证研究了人类发展水平和潜在生育率之间的关系，重点提出了“社会互动”的概念，并指出社会互动在个人、民间、关联国家三个水平上运作，行动者在三个水平上交换和评价信息会对生育率的下降时间和幅度产生影响。[33]此外，教育会间接影响生育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越倾向于少生。[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