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消费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表现

一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对于如何认识消费增速下滑的现象及保持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书强调以下观点。

第一，直接地看，在支出法核算体系中，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采用支出法计算GDP的过程中，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购买的总和可以反映某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及用途。但消费本身不直接产生GDP，扩大消费也并不意味着GDP的增长。从表现上看，GDP增速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关系密切，消费也经常与投资、出口并称为“三驾马车”。事实上，支出法核算中对消费的考察只是一种统计策略，其目的是通过最终去向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就制造企业而言，如果一定时期内的产出没有被消费，则会以“存货投资”的形式作为GDP的一部分同样予以核算。

图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2006—201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间接地看，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关联，其间有着一系列的作用机制。当消费出现长期下滑时，企业会采取缩减生产规模、裁减员工等行为，由此将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并表现为GDP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反之，若消费需求旺盛，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企业会扩大生产规模、寻求技术创新，从而失业率得到降低，最终产出不断增加。因此，一方面，消费需求的适度增长与消费层次的逐步提升，是引领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发展状态对于消费也存在反向的作用机制。如果经济低迷、失业率升高、居民收入下降，则对未来的预期将趋于悲观，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受到打击，由此带来的消费停滞将把经济带入恶性循环；而当宏观经济出现好转，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增长、消费信心增强，产能利用率将得到提升，国民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要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需考虑消费意愿与产需匹配、供求结合等多个方面的问题。2008年以后，外需不振导致的订单萎缩、生产下滑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对企业及个人当期收入乃至预期收入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意愿本身会有所减弱，需要从完善社会保障、增加收入和劳动就业等角度入手，解决城乡居民“不想消费”的问题。与此同时，需要建立需求导向型的生产结构，完善商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解决因为时间、空间、质量等问题导致的“不能消费”问题，满足多样化的居民消费需求，将消费意愿转化为消费行为。从而发挥消费在驱动生产、促进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使之在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应有的角色。

消费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生产总过程来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四个密切联系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着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思想。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着重于微观层面的供求一般均衡分析，随着宏观经济思想的演进，围绕着消费（需求）与供给作用的发挥逐渐出现了两个侧重点分化的宏观经济流派，一是供给创造需求的供给学派（即萨伊定律），核心思想表现为通过储蓄增加来带动个人投资增长（需求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即消费需求受制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因素影响将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经济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状况，为了弥补消费不足，就需要政策刺激来拉动投资需求，投资、消费和储蓄（利率）构成了凯恩斯总需求的基本要素。宏观经济学理论历来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思想基础，故理论的“繁荣”必然导致各国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形色各异[6]，显然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情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面临着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在此情况下实现赶超并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被视为长期战略并得到执行，工业化尤其是加快重工业基础建设被普遍接受，也为长期以来积累、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扭曲问题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表现为我国在不同阶段对消费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微观和宏观效应的发挥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加之消费环境和消费倾向的主客观约束，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被扭曲性地抑制了。具体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投资、消费（内需）和出口（外需）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在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一个平稳平衡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然而回顾我国经济增长的历程，不难发现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趋势性和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特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消费被有计划地压制着，尤其是工农业“剪刀差”和工资限定造成居民消费被“高积累”以支持工业化。理论上，投资长期的大幅增长以及推迟消费，可以积累大量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基础。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挤占居民消费的高积累方式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来推动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驱动，使得经济需求结构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作用的发挥和渗透，消费的作用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然而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下，消费造成了通胀，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波动。与此同时，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地方之间的GDP竞赛造成了地方政府对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青睐，投资和出口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消费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这也就形成了我国经济运行（或增长模式）中的一个特有逻辑悖论：消费不足（内需不足）——出口外向型经济增长（外需拉动）——投资驱动和出口推动（消费进一步受到抑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凸显——消费不足加剧。

二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相关指标来看，无论是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还是最终消费率，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图1-4所示）。从前者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而到2010年则达到历史低点；从最终消费率来看，这一趋势也较为明显，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45%，成为历史最低点。从国际情况来看，与世界主要国家同期水平（见表1-1）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明显低于可比较国家同期水平。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来看，1960年以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见表1-2），而且整体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以2016年来看，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政策层面更加重视提升消费、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并于2015年战略性地提出了基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拉动双驱动的增长思路，居民消费出现回升，但当年的水平仍低于世界主要国家水平，由此可见我国消费不足问题极为严重。消费不足不仅表明了我国总需求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内生性增长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问题。综合来看，这就意味着消费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图1-4 1952—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整理。

表1-1 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和10000美元时点的最终消费率　单位：%

资料来源：赵萍：《从全球视角看我国消费率走势》，《中国经贸导刊》2010年第17期。

表1-2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 投资驱动的挤出效应与消费作用发挥的有限性

如前所述，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不仅造成了消费不足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总需求中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换言之，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彼此替代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一状况的存在致使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内需的扩大在投资驱动增长模式下难以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扩大内需过程中，政府特别强调了扩大消费，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10万亿元，达到 11.48万亿元，同比增长22.72%，较2007年提升了4.5个百分点。然而，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又回落至15.9%，低于2007年水平，与2006年增速相当。虽然2010年和2011年货币扩张政策带来了消费增长，但2012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继续回落。同时，不难发现，至少在2015年之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明显小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如图1-5所示）。由此来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消费与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应的投资需求增长正处在历史高峰期，客观上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会排挤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严重扭曲[7]。据测算，中国现阶段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若保持在2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需求增速相应放缓0.5个以上的百分点[8]。

图1-5 1981—2017年我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