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门开埠时期的翻译活动及特点

在澳门，通晓中葡双语的人颇多，故历史上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层出不穷，成为澳门一大特色。从16世纪中叶起，澳门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华人通事杨林就编出《满剌加国释语》（收词482个），比荷兰人所编最早的马来语—荷兰语词典（1600～1601年）早近50年。1635年据博加罗（António Bocarro）记载，在澳门，通事（即翻译）称“路巴沙”[1]，担任通事的人大多来自当地的中国进教家庭，这些家庭往往与葡人通婚。闽商郑芝龙与澳门及日本进行贸易，因会说葡萄牙语，便充当西方商人的代理人，西方史料中称其为尼古拉·一官（Nicolas Iquan）。

江苏常熟人吴渔山（1632～1718年）幼年加入天主教，1680～1683年在澳门圣保禄学院进修神学教义。他的诗作：“灯前乡语各东西，未解还叫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竖看更难穷”，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相互学习语言的场面。17世纪末，僧人释迹删在《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一诗中亦有“番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音”的佳句，描绘了西方儿童初到澳门半岛学习汉语的特有情趣。在澳门落地生根的葡人后裔多能操葡汉两种语言进行沟通。《澳门记略》中亦称：“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之习，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释之”。[2]

澳门开埠前后的翻译人员大多数是来自马来半岛及南洋一带的华人。虽然澳门的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中期葡人在此定居之后，但中葡之间的交往在16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中葡两国语言文化迥异，既然有交往，就一定会有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者。自从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率船队发现印度洋航路后，葡人便源源不断地沿海路东来，开始在印度洋沿岸及马来群岛各处建立据点及商栈。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葡人将目光转向中国，最终于1553年在澳门定居并于1557年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毫无疑问，翻译人员在这一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华人同葡人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葡人占领马六甲的1511年甚至更早。葡人在印度半岛落脚后，便马不停蹄地向东扩张。在此种风险极大的东进过程中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为寻找香料及其他欧洲稀有资源的商人，另一类是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他们在非洲东海岸到南洋摩鲁加群岛的万里海岸线地区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先后建立了索法拉、太特、蒙巴萨、古兰、果阿、达曼、第乌、孟买、锡兰、科钦、勃固、马六甲、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帝汶，以及盛产丁香的蒂多雷岛、特尔纳特岛和安汶岛等数十个居民点和贸易商栈。

早在1509年，葡人塞盖拉（Diogo Lopes Sequeira）初次率船队抵达马六甲时，便与华人有所接触。史载印葡总督阿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于1511年攻占马六甲时，便主动同中国商人接触，请他们到船上做客并热情款待，同他们随意交谈，送给他们礼物等。[3]1513年葡人欧华利（Jorge Alvares）率船队抵达珠江口并占据屯门。中葡两国语言文化迥异，既然有接触、有交谈，就一定会有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者，这是毫无疑义的。随着葡人在珠江口一带活动及盘踞于上川岛及浪白澳，以及后来占领澳门并在此定居，翻译行业应运而生。

澳门的开埠使这块弹丸之地成为明末清初中国对外开放并允许西人定居的唯一港口。数百年来，操不同语言的各国商贾聚集澳门，西方主要国家的宗教界及政界人士亦将澳门半岛作为建立对华关系的据点及出发地，因而澳门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毫无疑问，多元文化及多种语言的环境为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们自由活动于不同族群之间提供了广阔天地，也使充当中介的翻译人员在这一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亦无论是职业的还是兼职的，充当中介的翻译人员频频出现，翻译活动见于方方面面。

然而，由于协助葡人沟通的翻译者非规范的群体，多为葡人临时招募。虽然这个自发形成的翻译群体促进了葡人与华人的交流，但亦不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也许《明史》记录的葡萄牙第一个使团访华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正德十三年（1518）在印度活动的葡人皮莱资（Tomé Pires）[4]受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指示出使中国，欲同中国建立关系，并了解中国的情况。使团跋山涉水，一路坎坷，几经努力，终于见到中国皇帝。但最终惨遭失败，究其原因，与不称职的通事不无关系。据《明史》载：

佛郎机，近满剌加。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乃伏法。[5]

文中提到的“火者亚三”则是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皮莱资（Tomé Pires）的通事（即译员），通晓汉葡双语，连明武宗都“学其语以为戏”。只不过《明史》记录者未能区分使团分工，误认为“火者亚三”是主要使者。之所以产生误会，除了亚三“性颇黠慧”[6]及“侍帝骄甚”，给人以其为使团中“话事者”的虚假印象外，亦与译员在双方沟通中是主要的“说话者”有关。由此即可看出，翻译在中西方最开始的交往中就显示了其重要性。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皮莱资的出使活动由于亚三等“通事”的拙劣表演而以客死他乡的悲剧收局。

那么《明史》中所说的“火者亚三”是什么人呢？为何能在葡人尚未在中国落脚之前就能充当中葡双方之间沟通的翻译人员呢？既然葡人尚未在中国落脚，他是在哪里学的葡语呢？由于至今尚无资料可考，故无准确答案。有学者认为他是华人，甚至指明其籍贯为江西。显而易见，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早期葡人使用翻译人员的情况。火者亚三自称华人应无疑，但说其来自江西，则尚待进一步考证。虽然有典籍指出“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7]，但并未指明该浮梁人就是火者亚三，更何况史料记载陪同皮莱资进京参见明武宗的通事（翻译）竟有五人之多。[8]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葡人已在珠江口踯躅数十年，甚至在沿海一些岛屿盘踞多年，“久留不去，剽劫行旅”[9]，但尚未在中国找到永久居留之地，更没有在澳门定居。而皮莱资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则于1516年受葡萄牙国王委托，由印葡总督罗勃·苏亚雷斯（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派出，从印度出发经马六甲赴广州，请求觐见中国皇帝，以完成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希望“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10]的使命，并请求中国同意葡人在珠江口长期居留，以发展其在远东的贸易。该次出使跋山涉水，辗转坎坷，历尽艰辛，虽经数年而未果，但在中葡关系史上翻开了重要一页。

马六甲扼印度洋及太平洋交通要冲，在香料贸易兴盛的16世纪是东西商贾聚集的重要商埠，通晓各国语言者自然众多。据说葡人首次抵达日本种子岛时所带的名叫弥次郎（Anjiro）的“翻译”是一位浪迹于马六甲的日籍通事[11]。同时，马六甲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12]。由于山川阻隔，地处遥远，向有华人充当翻译的传统。据《明史》记载，“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贿大通事王永”[13]。葡人将马六甲作为在远东开展贸易的重要商埠，特别是同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关系密切，出现通晓葡语的华人不足为奇。

其实，许多葡萄牙学者在分析有关文献后都认为，葡人在澳门定居初期充当与华方进行沟通交涉的译员大多数是来自马来半岛及南洋一带的华人，因为这些地区早已是东南沿海居民赴海外谋生的首选。早于葡人东来一百年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时，就受到该地区华人的热情接待。而当阿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于1511年攻陷马六甲时，也得到了当地华商的暗中支持。由于无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抱憾去世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在上川岛弥留之际陪伴在他身旁的就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奥（António China）的华籍通事。安东尼奥早年在印葡果阿学习葡语，沙勿略逝世后仍流连马六甲数年。

澳门开埠之初，葡人称从事传译工作的人为“路巴沙”（jurubaça）。该词源于葡人定居的马来半岛，属马来语，其意为“舌人”，原指能言善辩者，后指从事口头传译的人。这些“舌人”多由于商业需要，通过同葡人接触而熟悉其语言，因此一般都是口语翻译者，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口译训练，更不用说笔译了。更何况据史料记载从事“舌人”职业者多为社会地位低下者或潦倒者，甚至是身负官司的逃亡者，于才于德，均不合格，而亚三就是这样的人。显而易见，“路巴沙”与今天的“翻译员”有很大的不同。葡人在澳门定居后，“路巴沙”一词继续在澳门使用了数百年。

葡人对马来半岛充当传译的华裔并非完全信任，担心他们在中葡两国沟通中会成为双重效忠的获益者。其实，中国政府对这些充当通事的人亦不放心。香港学者王宏志认为：“事实上，清廷往往把通事跟这些所谓‘内地奸民’挂钩，让问题变得更严重，通事已经不单只是地位低微，而是随时可能犯上官非，招杀身之祸。”[14]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特别是澳门开埠之初，由于无法亦无可能招募到经过正规培训，既精通双语又令交涉双方均能满意的翻译人员，想要进入中国并站住脚，只能如此，别无他法。翻译人员能够做到两面讨好且不受怀疑已经很幸运了。

澳门开埠初期，为了能在这里长期居留，用的还是这种办法。在中葡双方之间进行沟通的，依然是这些极其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异类“舌人”。葡人若想知己知彼，同中华帝国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关系，就一定要由“自己人”充当翻译。葡人定居澳门初期，由于忙于开辟日本、菲律宾、巽他群岛等贸易航线，受权管理澳门者是率领对日贸易船队长期漂泊在外的海上“兵头”[15]。澳门半岛鱼龙混杂，管治架构极不健全，甚至管理葡人的议事会亦未成立，一切事务须等“兵头”返澳才能处理，因而不可能有健全的翻译体制，更无法设立专门培训翻译员的机构。

然而，无论如何，担任葡萄牙首次来华使团翻译的火者亚三，能“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而且“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甚至被明朝官员误认为是使团之尊，说明其并非一般“通事”。如不精通葡语及“性颇黠慧”，真正的使者皮莱资不可能任其如此张扬。这说明，即使火者亚三是江西浮梁人，亦只能说明江西是其原先的籍贯，而他本人并非直接从江西招募而来，他对葡文的掌握程度说明其绝非在国内修习葡语。皮莱资受命由印葡出发，入华的准备工作是在马六甲做的。葡人首次入华，进入陌生之地，而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寻求译员协助应为其首先考虑的问题。

在当时情况下，葡人尚未进入中国内地，更未在华定居，境内华人并无接触葡人的机会，因而不具备向葡人学习葡语而成为翻译的条件。另外，学习葡语非一日之功，能熟练担任中葡之间语言沟通的翻译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够培训成功，并投入使用。汉文史料亦载：“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16]，说明随皮莱资来华之前，火者亚三已经跟随葡人多年。所以，皮莱资等人离开马六甲循海路到广东，临时在中国招募译员并无可能。火者亚三等人不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华人，而是葡人占领马六甲后，长期混迹于葡人圈子的东南亚华人。

虽然中国史籍将该通事写为火者亚三，但笔者以为火者亚三并非该通事真正的汉名，而是其外文名的汉字译音。首先，“火者亚三”四字在汉文中很难理解。亚三尚可据粤语理解为“阿三”，火者则令人困惑。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高雅，还是低俗，相信不会有汉人取此不伦不类的名字。西文史籍将其名写成Hoja Yasan，从拼写的发音看，很像阿拉伯人的姓名。葡人居马六甲前，当地为阿拉伯人的势力范围，穆斯林的影响甚大，许多人信仰伊斯兰教。联想到使团中另一位名叫Syyid Husain（今译“赛义德·侯赛因”）的成员的姓名被译成“写亦虎仙”，Hoja Yasan依此法译成火者亚三当不足奇。

皮莱资率使团从马六甲出发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而且身负打通中国关系的重要使命。明廷本来由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17]，而对葡人不满，后来欧华利（Jorge Alvares）对珠江口的骚扰更加使明朝当局对葡人十分警惕，故此次出使冒有极大风险，不能不在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选择双方之间合适的沟通者，做好翻译方面的准备，在当地招募通晓葡语者加入使团，而且数量一定要充足，以应出使之需。因此，火者亚三等五人均应来自葡人占据多年的马六甲。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马六甲都是澳门开埠前后葡人选择“通事”的理想地点，作为繁忙的国际港口聚集于此的各国商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语言人才。吴志良认为：“葡萄牙人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基本上可以渗透其语言文化，不少马来人很快学会了葡语并皈依了天主教，可以充当翻译。而马来人一直与中国有来往，多少懂点汉语。无论是否混血儿，都可以为中葡初期的沟通提供方便。面对强大而高度统一的中华文明，葡萄牙人更加明白翻译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葡人与中国地方当局关系及其在澳门的存亡。”[18]

在混迹于马六甲一带的所谓通事中，除华人外，亦有其他种族，包括黑人。18世纪末，英人斯当东（George Stanton）出使中国时就曾在珠江口见到中国船只上“有几个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为中国人作翻译”[19]。汉文史籍亦有类似记载：“……至于所获黑番，其面如漆，见者为之惊怖，往往能为中国人语。”[20]黑人一般来自非洲葡属殖民地，特别是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地区。一般来讲，黑人对声音比较敏感，不仅能歌善舞，而且有模仿声音、学习语言的天赋。在马六甲地区，这些人多为葡人服务，甚至沦为黑奴。黑人虽然地位低下，但最能同华人打成一片，也善于学习语言。

这些充当葡人与远东各国进行沟通的“舌人”多由于出使、交涉、经商、贸易以及军事的需要，通过与葡人及各类族群的接触而熟悉其语言，因此一般都是口语翻译者，而且是临时招募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口译翻译训练，不能胜任笔译工作。此类译员在沟通过程中虽不遵循语法，甚至词不达意，但多数情况下尚能促成沟通各方之间相互理解。更何况史料记载从事“舌人”职业者多为社会地位低下者或潦倒者，甚至是身负官司的逃亡者，如日籍通事弥次郎和江西万安籍通事萧明举，均从本国负罪潜逃或有命案在身。显而易见，其与今天的“翻译员”有很大的不同。

葡人在澳门定居后，“路巴沙”一词继续在澳门使用了数百年。直到19世纪才使用规范的葡语词语“intérprete”[21]或“tradutor”[22]指称口译人员或笔译人员。由于这些人没有受过正规的语言翻译训练，语言习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葡人的日常交流。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与伊比利亚半岛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差异巨大，故这些非专业的华裔“通事”不仅在语义转达方面会出现失误，而且会由于经济利益或政治压力以及态度而使翻译节外生枝。因此，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使用这些人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皮莱资出使明廷的失败，与火者亚三等人自作主张的骄横态度不无关系。

皮莱资通过火者亚三等人诈称马六甲使臣，只知讨好皇帝，引起梁焯等中国官宦的不满，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由于这些不称职的翻译，皮莱资出使中国不仅没有增进中葡的相互了解，反而产生了许多误会。葡萄牙学者何思灵曾说：“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这些马来亚人及华马混血人作为语言沟通的中介者，但这种做法不仅不实际，而且在处理一些微妙棘手的事情时冒很大风险。因为每一个中间传话的人（指翻译）都有可能成为阴谋讨好或者泄漏天机的祸根。”[23]说明葡人对马来半岛充当传译的华裔并非完全信任，担心他们在中葡两国的沟通中成为双重效忠的获益者。

当然，皮莱资出使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文化的差异，而担任“通事”的使团翻译又未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发挥好协调作用。据说皮莱资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接近明武宗。然而，进京后向明廷递交三封信函后形势却急转直下。这三封信包括两广总督的引见信、已事先译成汉文的葡萄牙船队兵头费尔南·安德拉德的归顺信，以及十分重要且被密封的葡萄牙国王的信件。当明武宗打开葡萄牙国王的信函随机让使团“通事”翻译时，发现信件内容和语气与船队兵头的信函有很大差异，并未表现出归顺明朝的意愿。武宗震怒，于是不再见葡萄牙使团。[24]

1521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继位。朝中许多人早就对火者亚三等通事狐假虎威的行径十分痛恨，向世宗力谏驱逐冒牌使团。与此同时，仍在珠江口一带滞留的葡萄牙武装船队不顾使团仍在北京的现实，肆无忌惮地向明朝海军挑衅，致使爆发了屯门海战和新会西草湾海战，葡军大败。明世宗命令将火者亚三等人处决，对使团其他人严加看管，立即遣回广东，驱逐出境。但广东当局并未执行该命令，而是将葡人囚禁，最终皮莱资等人死于狱中。皮莱资出使中国的悲惨下场有许多原因，但以火者亚三为代表的翻译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5]血的教训使后来的葡人在选派赴京翻译员时十分小心，无论是明末澳门唩嚟哆向朝廷进献火炮，还是清初葡萄牙国王派使臣出使北京，均十分谨慎地挑选翻译人员，甚至组成庞大的翻译团队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