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史巨献 人文瑰宝

何卓恩

经过三年多的收集、整理和编纂，11卷本《章开沅文集》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文集比较完整地呈现了章开沅先生自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至荣退前的主要学术成果和社会人文论述，它的问世是史学界的盛举，也是中国甚至世界人文领域的一件大事。

整理出版名人文集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四部丛刊”的“子部”和“集部”都有大量人物文集。近代以来我国著名学人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均有开展，如《饮冰室合集》等，但在那个国困民穷的时代，成绩很有限。1949年后国家告别了外侮和内战，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左”倾，学术空气极不正常，然而尽管如此，1950—1970年代也曾出版过《龚自珍全集》等人物典籍。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著名学者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进入快速开展时期。

新时期著名学人文集的整理编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整理出一批晚清民国学人的文集，如《魏源集》《严复集》《章太炎全集》《胡适文集》《陈独秀著作集》等，涉及的人物主要是著名社会思想家；1990年代后期以来，除了继续推进近现代思想家文集的编纂，还致力于20世纪学术总结文献的出版，包括现当代学术大师的文集，数量蔚为大观，岑仲勉、陈梦家、王锺翰、黄侃、朱希祖、孟森、孙楷第、童书业、余嘉锡、陈直、唐长孺、石声汉、阴法鲁、王毓铨、何兹全、张政烺、顾颉刚、孙毓棠、陈旭麓、余英时、饶宗熙等，皆有少则数卷、多则数十卷的文集面世。章开沅先生是当代中国颇有威望、享誉国际的学者之一，著述宏丰，不少论著和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出版。这是一笔巨大的学术和思想财富，进行较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编纂成系统的多卷本文献方便全国和世界学术界充分运用，是大势所趋、理之固然。

作为半路出家的学界晚辈，我有幸成为这次文集编纂的参与者之一，在出版之前得以优先系统拜读章先生的论著，完整领略良史风采。通过系统阅读，除在历史知识和见识上受教丰厚之外，对何为良史，有了比过去更深一些的认识，其要者三。

一 良史不仅需要求真的态度，更需要求真的勇气

“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真实性历来被视为史学之魂，章先生鸿著最大的特色正在于现身说法地捍卫这个史学之魂。让历史研究客观呈现历史真实，表现史学公正，有赖于史家的德、才、学、识，章先生的渊博学养和活泼文才毋庸赘言，其研究问题的独特下手功夫和坚持真理不作违心之言的精神尤其难能珍贵。

章先生以研究辛亥革命史享誉于世，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从史学史看，辛亥革命史著的编撰几乎与辛亥革命同年发生，但长期为党派政治立场所左右；真正基于学术的严谨研究，章先生有开路之功。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章先生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创造性地用于史学研究，用史料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为史学走出御用阴影起了示范作用。章先生力求平实和公正地揭示辛亥革命的发生原因、背景、过程、各种人物和组织的角色、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下手功夫最重史料的原生态和心态的纯客观，他写成的每一篇专题论文，每一本论著，皆以原始的档案和报刊文献为依据，而且研究态度上不同于以往学界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做法。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章先生已经尽其所能以求真的学术精神，写成《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论张謇的矛盾性格》等文，改革开放后以更加开放和严谨的态度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团，早期资产阶级的地域特点，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之间的复杂关系，排满思潮与20世纪初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展开的关联，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张謇等众多活跃人物及其思想与活动。这些研究改变了国内空论不实的学风，突破了意识形态禁区，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并且在国际上确立中国学界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

章先生把辛亥革命史推向了国际，也将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引进到中国，特别是中国基督教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这项研究中章先生表现的求真之诚、求真之勇，也许比辛亥革命史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洋教、洋学，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宽容度也十分有限，仍被视为禁地。政府和民间在教条主义、排外主义的观念的惯性作用下，一直把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和教会大学的创办，单纯看作“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反对思想的堡垒”“文化租界”，章先生则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教育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坚持严格划清学术与政治、世俗的界限。他通过对贝德士、韦卓民等著名人物的考察，对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中国政治关系的探讨，以客观的学术评价克服了以往武断的政治或世俗偏见。

求真唯实之难，不仅难在抗拒外在的压力，也难在突破自己。章先生在这方面同样堪称楷模。章先生早年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沿用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说法，直到他的经典之作《辛亥革命史》亦然。后来进一步的研究，使他认识到这种原则性的划分，与真切把握历史真相仍有一定距离，便勇于修正了这一说法，转而采取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路径。与台北学者的辛亥革命性质论战之后，章先生也注重从对方吸取合理性，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结论。

二 良史不仅立足于专精，亦有赖于博通

历史研究中精与博的关系处理起来很难，处理得当锦上添花，拿捏不准则很可能成为釜底抽薪。章先生的论著所展现的风貌，是专精与博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专题研究上从个案和细节入手，纵横联系、以小见大是章先生得心应手的方式。比如他研究张謇，把张謇放在宽阔的社会背景和变动的群体当中去把握他斯时斯地的思想和行为，然后又具体而微地考察张謇如何在各种具体环境中对社会群体发生作用，在这种有机的考察里，得出过渡时代的社会特征和人物角色定位，以及“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环境的根本变革，即使是实业、教育以至局部政体变革本身，也是面临重重困难而无从避免失败的命运”的认识，从而将张謇研究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也是从各时段重要人物着眼，结合时代环境的分析，在复杂的人与社会互动中，观察到近代知识人从离异到回归，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动态趋势。这些寓博通于专精的研究既使人物栩栩如生，也使社会环境得到全方位的呈现，真正做到了文献翔实，求证缜密，理论深厚，视野辽远。这样的历史不再是狭隘的碎片，而是宏阔的大历史。

章先生的专博结合还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上。章先生最早的著述是研究太平天国和探讨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后来把研究辛亥革命史作为主要学术使命。但在确定这个中心主题后，他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专深与博通的交织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他以辛亥革命事件为中心，上下延伸、左右拓展，而发展出张謇和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会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不仅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这棵学术大树根深叶茂，也使衍生的枝杈各有气象，乃至独立成学。到了晚年，章先生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相应学术机缘，开辟了中国基督教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都是专精与博通结合的结果。

三 良史不仅指向过去，而且连接未来

史学研究如同其他各行各业，有境界高下之分。下者，以研究为业，著述乃稻粱之具；中者以研究为娱，著史是生命中的一种个人愉悦；上者则以研究为责，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文明、和谐与进步。真正的史学家会把复原历史视为学术责任，也会将其看作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章先生认为“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但是更应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在章先生看来，历史研究在真正的史学家那里本来就是在创造历史，但这仍不够，还要把从历史研究中得来的智慧直接用于对未来历史的创造。章先生身体力行，将自己获取的历史真见，结合当下时代语境，通过讲演、访谈、随感等形式，针对当代教育的弊端、生态的破坏、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失范、国际的争斗、现代文明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都发出了具有震撼力的声音，展现了史学家与教育家、思想家的高度统一。

良史的境界，常由史家纯真的良知、高超的智慧、博大的胸怀与丰富的人生体验合酿而成。章先生史学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自非晚学后辈轻易所能企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章先生常说，“我愿为青年做一块铺路的石子”，《章开沅文集》的出版将为更多的青年后学走向良史之路铺石；章先生又说，“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即将面世的《章开沅文集》正是这样的人文瑰宝。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