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同行

——代序

当我们登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台阶。

当我们向现代化又靠近了一步。

尽管当前的经济体制可能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迟迟没有见到显著的成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还在摸索中前进，经济发展方式也还在转变之中，但是，改革确实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也经历了真正的时代变迁。倘若今后有幸读者能从拙作中读到改革和改革前的情景，体会到改革之所以要进行和能进行的原因，他一定能看到一个人类最大的创新——创造了使不能成为可能的、活生生的样板——从盖一个厕所都要请批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今天迸发出一切可能的、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成功。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应该说当初我们的预想、目标基本实现了。当然了，人们总是要不断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旧的框架不好，换掉了，新的框架建立起来了，但新的框架也还会有新的问题，解决旧的框架遗留的问题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总之，日子要过，事情总是有得做。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生就好的，必然就好的。

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在企业时，也常思考企业是干什么的。那时认为企业除了完成生产指标之外，更根本的是“建厂育人”，在生产实践中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当时社会处于高度封闭状态，对外界的真实发展情形无从知晓，只以为全世界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待解放”。打倒“四人帮”后，企业的正常管理逐渐苏醒，物质利益原则重新得到肯定，企业开始实行小额奖励制度，工人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我以为改革从这时在基层就开始孕育了。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1年后，198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作为来院的新人，我怀着惴惴的心情向林所长提出想去开会的申请，没想到林所长当即给予支持。这次参会让我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维。1984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经委联合召开的全国国家与企业关系理论讨论会上，我主张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国企关系改革最终模式的发言被收入会议简报第十期（据会务组人员说，会议简报每天航班直送北京供中央修改定稿《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参考）。其中，我提出的国企关系的模式为：“国家只作为全民企业的业主、财东，以资金所有者的身份，参与企业的大政方针决策，不介入企业的具体经营。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主经营。国家是代表全民资产所有者，仅通过全民所有资金以财东身份发挥相应作用。总财东的作用由中央银行发挥；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局运行，国家通过统计监督予以反映，并由社会经济规划部门不断分析和提出平衡发展意见予以发布和提供企业与中央银行决策，指引经营和投资方向；国家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仅以超经济权力纠正那些违反社会利益的不法行径”。今天看来，这些想法除总财东由单独成立的国资委承担外大体上都已得到实践。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货物出口和制造业总产值均居世界第一。人均GDP由1978年的154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60美元，我国已经由低收入水平国家上升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相应的，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后发红利等都到了不可持续阶段，经济增长出现了由高速回落到中速的势头，经济运行脆弱性增加，而一些负面因素——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等愈演愈烈。一个充满挑战性，亟须防范系统性风险，也愈益接近现代化、接近高收入社会的新的阶段正在开启。怎样进一步克服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将最具潜力的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出来，怎样建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这一切需我们付出行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