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国际政治学
战后苏联的文学格局之变和国际冷战政治局势之变
不深入洞悉已经变成政治疆场的现代苏联文学艺术，要对苏联进行相关研究是不可能的。
——阿古尔斯基《新俄国文学》（1980）
自苏联末期以来，俄国社会和国际学界发现，苏联文学远不只有苏共所希望的苏维埃文学（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还有被官方排斥的境外俄罗斯文学（зарубеж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тамизд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被禁止的地下文学（самизд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后两者又合成非官方文学。苏联文学如此分裂之势，肇始于布尔什维克政权趋于稳定的1922年，但作为格局被固化下来，则是二战之后苏联文学发展趋势使然。不可否认，这种分裂是文学政策所致。但苏共文学政策乃其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延伸，且苏联意识形态不完全由内政所衍生，与苏共对国际局势的认知有关。应承认，二战结束，苏联终止和盟国合作，的确是因冷战的突然到来并持续存在，才放弃对西方缓和的政策，重新延续甚至强化战前的意识形态。问题是，苏共为何没有创造性地实施更好的文艺政策，从而使文学成为有效应对冷战的正能量呢？此其一。
其二，二战结束后，欧美的许多文学家超然于冷战，还掀起批判资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普遍的直观印象。或许这种要显示冷战时期欧美文学比苏联文学客观、伟大的对比，包含了以下两方面误解：其一，这期间西方各国文学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一样，皆无可幸免地被卷入冷战。一直致力于研究冷战时期世界文学发展问题的英国布莱顿大学教师哈蒙德（Andrew Hammond），其《全球冷战文学：西方、东方和后殖民视角》（2011）以大量史料显示，二战结束以后，世界五大洲国家的大部分重要作家，都不同程度被卷入了冷战，写了大量具有冷战色彩的作品，连古巴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也有东西方对抗因素[1]。这种论述，并非这位作者个人的独具慧眼，而是21世纪初的学术态势：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比较文学教授拉西米（Nasrin Rahimieh）《失去的波斯：在伊朗文化遗产中重新发现的声音》（2001）、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教师罗比（David Robb）主编的《1960年代以来东西德政治歌曲对冷战的抗议》（2007）、加州大学默塞德校区拉美文学教授洛佩兹-卡尔沃（Ignacio López-Calvo）《古巴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形象》（2008）、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研究巴勒斯坦文学副教授阿赫迈迪（Wali Ahmadi）《阿富汗的现代巴勒斯坦文学：历史与形式的奇异显现》（2008）、欧柏林学院日本文学教授谢里夫（Ann Sherif）《日本的冷战：媒介、文学和法律》（2009）、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英语系教授柯尼斯-浦伯（Marcel Cornis-Pope）《东中欧与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文学》（2010），等等，共同表明冷战影响了全球各个角落，不同国度的文学无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然而，后冷战到来的过程及其后，不仅福山、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以胜利者姿态指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冷战文学研究者和著名作家考特（David Caute，1936- ）在《冷战期间的政治与小说》（2010）中亦批判道，“西方主流媒体现在把‘宣传’、‘意识形态’与‘洗脑（brainwashing）’关联在一起——这一切都被视为是对艺术的威胁，而所有这些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平原和人口众多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很时兴。西方文化曾发现政治义务（political commitment）与真正的艺术（genuine art）实际上几乎是不相容的。社会‘信息’总是令人讨厌的（Social ‘messages’ were anathema）。例外的是专门表达‘鲜为人知的政治犯’之类主题之作，只有在给予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式的公民胆量或自由视野之际，文学和政治才能互动。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认为拥有把意识和公平正义之合体的特殊许可证”，接着举例日丹诺夫如何谴责西方文学、苏联阵营怎样批判颓废的形式主义[2]。不可否认，如此论述并非捏造，但仔细辨析可发现，此论屏蔽了问题的实质：欧美的冷战文化战略，是促成苏联及其阵营在文学上反对西方的重要推动力。
1950年6月，中情局创办的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第二年4月该组织在英国组织盛大的“20世纪杰作艺术节”，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英裔美国诗人奥登（Wystan Auden，1907-1973）、战后曾任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却逃到巴黎和加州的诗人米沃什（Czesiaw Miiosz，1911-2004）、曾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却在访苏后变成反苏的著名作家和政客西罗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法国小说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曾是左翼的英国诗人斯彭德爵士（Stephen Spender，1909-1995）等，皆作为嘉宾积极参与。而且，美国许多重要作家也创作过介入冷战之作，仅围绕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就出现了繁多作品——品钦（Thomas Pynchon，1937- ）《V》（1963）和《49声哭泣》（1966）、库弗（Robert Coover，1932- ）《布鲁诺分子的由来》（1966）、巴斯（John Barth，1930- ）《羊童贾尔斯》（1966）、沃尔克·帕西（Walker Percy，1916-1990）《废墟上的爱》（1971）等。而这些创作，在事实上有加剧冷战局势之嫌。此外，美国除创办《斯拉夫评论》和《苏联东欧研究》等推动冷战的《苏联学》杂志之外，中情局还支持创办《邂逅》《证言》《纪实》《论坛》《审查》《撞击》《评论》《新领袖》《党派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过渡》《审查》《代达罗斯》（Daedalus乃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等公共评论和文艺杂志，发表许多彰显西方如何充满着“自由”、苏联及其阵营多么专制之作，其作者包括不同时期流寓到西方的俄侨及其后代，并想方设法把这些杂志送到克格勃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手中，召唤他们追求“人权”“自由”“民主”等，也吸引西方学界和文艺界名流与之合作，如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就是《审查》杂志（1964年中情局支持创刊于伦敦）顾问。对此，在美苏冷战结束20年后，纽约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茅斯（Derek C. Maus）《未经粉饰的现实：颠覆性的俄美冷战讽刺文学》（2011）就睿智地提出，要严肃再查考1992年之前触及冷战起源和持续存在的文学，就不能在文学系统内部进行，需要涉及历史语境，“冷战是这样的一种冲突，它把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甚至哪怕它们表面上把自己与另一方连同其意识形态的樊篱分离开来也是不可能的。相应的，引导这种冲突的若干前提不限于民族国家疆域之内，哪怕冲突的发起者以及冲突的实际表现的许多方面是在一个国家，而抵抗和/或拒绝这种前提的文学，共同展示了对冷战及其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人文主义抵抗、对这个时代的排他性二元逻辑（exclusionary binary logic）之选择”[3]。也就是说，冷战时期，东西方的智库、人文社会科学界、文艺界等皆受意识形态左右，都把对方当作敌人，西方“苏联学”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的邪恶国家，苏联阵营则把西方当作假想敌进行心理分析。
其二，文学在苏联之所以显得更明显地介入国际政治，并非苏联突然把文学意识形态化，而是历史之延续的当代形式——帝俄时代就推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文学则因天然地拥有审美弹性空间，知识分子借此巧妙表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以至于在19、20世纪之交这个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现代主义兴盛的白银时代，其各种文学作品仍渗透有明显的各种社会政治诉求；1920年代末以后，文学很快被体制化，由统一的苏联作协管理，文学不再是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业行为，而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如此一来，苏联人的审美方式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就无不“被冷战”，文学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叙述不断扩大的国家而带来的“苏联身份”和“加盟共和国认同”之矛盾，而且增加了怎样协调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传统和服从国家应对冷战的大局之张力。这也就是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 й Синя вский，1925-1997.以笔名捷尔茨著称）《苏联文明：一种文化史》（1990）所说的，作为苏联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族裔，其倡导的马列主义之国际主义和固有的沙文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不安，而这种趋势贯穿于整个苏联历史，作为一种明显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4]。同样，那位茅斯教授也认为，“任何关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之讨论，都须围绕期间俄罗斯身份的复杂问题。‘俄国’和‘苏联’常被用作同义词，如是混淆会有三个缺陷：忽视了苏联是多民族之国以及各族裔间的差别、互不隶属的事实；与其说是低估了政治，毋宁说是忽视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和苏联起源（要成为苏联公民，须先服从国家警察制度，而不是简单地按其出生地和族裔信仰确定身份）；未看到其重要性和马列主义地位相当的国际主义，尤其是在苏俄早期阶段国际主义处于中心位置。俄罗斯人占据苏联文学和政治主导地位，是确确实实的，其他的族裔/民族只是外在地影响苏联人的生活，即使有影响，也未必一直得到公开承认。”[5]这种矛盾，当然会导致文学艺术分裂：或积极应和官方的冷战意识形态要求，掩盖国内矛盾、折损知识分子情操；或拒绝官方话语、不顾及冷战局势，以实现文学家个人所理解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战后苏联文学界出现撕裂的趋势，不仅因文艺家审美个性所致，还因苏共冷战意识形态干预、文艺界应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有别所致。而这又是冷战的大背景所推动的——二战结束伊始，世界便陷入冷战，文学也就出现相应的东西方对抗之令人疑惑的分裂，这便是当时美国著名剧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所说的，“若当时缺了苏联抵抗，纳粹主义会征服全欧洲，英国不能幸免，美国被迫陷于孤立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战后西方如此激烈反苏，同时又维护纳粹分子没有得到清除的德国，不仅不可思议，还可能导致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将摧毁苏联，西方的民主也将同归于尽。”[6]遗憾的是，历史进程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造成“在冷战岁月，高科技，甚至高端文化，皆成了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事务，从《日瓦戈医生》到核潜艇水下爆炸，几乎每件事都有政治意涵。本来，美国人长期把远离政治视为保持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但冷战时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受到政治干扰”[7]。可见，并非只有苏联文学才参与冷战，而苏联文学看似比起西方文学更有冷战色彩，这种印象背后却有着深刻的西方原因。
更重要的问题是，苏联高调地使文学介入冷战，结果却未能所愿：文学没有完全成为推动冷战的意识形态手段，甚至文学界空前分化——只有一部分作家创作推动应对西方冷战的苏维埃文学，更多的作家宁可冒险去规避甚至反对官方意识形态，哪怕流寓境外、无所归依仍创作被主流所排斥的文学，或在朝不保夕中隐姓埋名或化名创作不能公开刊行的地下文学；苏维埃文学虽得到当局全方位支持，边际效益却不断递减，苏联尚在时其功能就几近消亡；地下文学和境外俄罗斯文学则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冷战诉求，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冷战文化战略，并在被压制和备受争议中不断壮大、回归、合法化。这些复杂的现象及其后果，我们今天无法再回避。
对此，西方至今仍习惯性地沿袭冷战思维，如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拉克（Richard Raack）《斯大林开车去西方，1938～1945：冷战的起源》（1995）、英国的苏联学家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1952- ）《斯大林的战争：从世界大战到冷战，1939～1953》（2006）、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俄国的冷战：从十月革命到柏林墙倒塌》（2011）等皆断言，冷战肇始于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斯大林体制；付出沉重代价的苏俄对冷战过程和后果反思力度欠缺，如苏联驻美大使科尔尼延柯（Георгий Корниенко，1925- ）《冷战：参与者的见证》（2001）把冷战责任归罪于西方，很少检讨苏联在其中的责任[8]，至于俄国推出各种版本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更从未触及苏联所热衷的冷战对文学发展影响问题。这些预示着，苏联战后的文学格局和冷战之关系，一直是被苏共掩盖、被西方曲解的重大历史论题，它关切到苏联文学与冷战所及的范围和程度之关系、战后世界文学进程怎样受冷战局势变化所左右、苏联在国力鼎盛之际为何会因文学放禁和审美观念开放而解体等重要问题！
战后苏共文艺政策变化：被动应对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战前苏联已尝试调整严厉的文艺政策。曾是阿克梅主义诗人的阿赫玛托娃（А нна Ахма това，1889-1966），在出版诗集《耶稣纪元1921年》（1922）之后18年，被许可出版新作（《选自六部诗集》，1940），战争爆发后她还被列入疏散名单，安全转移到塔什干。相应的，二战焰火殃及苏联伊始，文艺界就迸发出强烈的抗战热忱，他们中许多人直接奔赴前线，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自觉创作了提振苏联人反对德国法西斯士气之作，如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1915-1980）《等着我吧》、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1971）《瓦西里·焦尔金》、阿赫玛托娃《誓言》和《英勇》等诗篇，阿菲诺干诺夫（Афиногенов，1904-1941）《前夜》、西蒙诺夫《俄国人》、列昂诺夫（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1899-1994）《侵略》等剧作，以及西蒙诺夫《日日夜夜》、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等小说，它们和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1906-1975）《第七号交响曲》（即《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普罗科菲耶夫（Серге й Проко фьев，1891-1953）《战争与和平》（1941-1943）和《灰姑娘》（1945）等乐曲一道，当即鼓舞了苏联民众抗战，成为苏联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有些作品因其作者诚挚的国家认同感和俄罗斯情怀，已是苏俄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而且，这种宽松文艺政策还持续到战后初期，如《星》和《列宁格勒》1944年5月至1946年8月发表了阿赫玛托娃近四十首诗，1946年春阿赫玛托娃还能来莫斯科参加诗歌朗诵会，并且受到各方的热烈欢迎。
但是，二战结束一年后，苏共就突然对文学艺术实施比战前更强硬的政策。1946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举行会议，斯大林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批评它们刊发有“资产阶级”和“反苏维埃”倾向之作）；一周后（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联共（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议》，声称“左琴科创作伴随有对苏联的攻击……左琴科一向专门创作空洞无物、庸俗无聊的东西，鼓吹腐朽、无思想内涵、低级趣味、远离政治，以图迷失我国青年、毒害其思想。其新作《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公众的下流诽谤。左琴科丑化苏联制度和苏联人，把苏联人说成是野蛮落后、文化低下和愚蠢之极的人”（其实，1945年苏共还把这年问世的《猴子奇遇记》、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潘菲诺夫《为和平而战》、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第三部等视为重大的文学收获），“阿赫玛托娃创作的诗歌与我国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其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旧时代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祖国人民步调一致，危害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因而在苏联文学中是决不能容忍的”[9]。接着，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举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时任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Андре й Жда нов，1896-1948）以粗俗口吻说，“左琴科这个市侩和下流胚，给自己所选择的常规主题是发掘生活中最卑鄙和琐碎的方面”，“不知阿赫玛托娃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Не то монахиня，не то блудница，а вернее блудница и монахиня，у которой блуд смешан с молитвой）[10]；稍后（8月26日）联共中央发布《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决议，谴责苏联戏剧深受西方资产阶级不良影响；这年9月4日，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协，其子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1912-1992）虽参与征战柏林，却再度被捕；1948年4月之后，因日丹诺夫直接干预作曲家协会，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曾激发国民抗战的杰出音乐家，生存受到威胁。这类行为，严重挫伤了更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认同感，并促使他们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不过，历史进程显示，文学政策的大逆转，并非只是斯大林个人极左思想复兴，苏共僵硬应对突然到来的冷战局势，更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伴随二战结束，斯大林和苏共便意识到局势已变：昔日盟友，现在已经变成冷战对手。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向美国务院发送关于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的八千字长篇电文（long telegram）称，在二战中壮大的苏联已成为世界威胁，而这是苏维埃体制使然，如1927年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中心”和“资本主义中心”为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斗争，并且苏联制度和沙皇体制一样，都实施高压统治、渲染西方恐怖、鼓吹人民爱国等，“西方殖民统治时期的所有错误和不当，将会毫无保留地被苏联揭露和利用。西方内部的自由主义势力将会被动员起来反对殖民主义。附庸国人民对宗主国的不满也会受到挑唆”，“我们在苏联没什么投资需要保护，不会失去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贸易，也没太多文化交流值得保留”，“只要苏俄政权实质没根本变化，其对外行为逻辑就不会改变”，所以在苏联体制没有变革之前，美国应遏制（containment）苏联，以促使其内部变化，改变其称霸世界的目标。“美国有足够的力量，通过施加压力，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改变，推动苏共政权最终走向分裂”[11]。这份震动美国高层的电文，很快被其作者扩充成达18页的长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以“X”笔名刊于《外交事务》杂志（1946年7月号），“坚定地遏制苏联”之战略构想，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的建议，迅速变成政界和学界的公共话题。凯南本人则升为刚成立的国家军事学院的对外事务主管、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而如此局势，正与英国诉求相呼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称，“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张横贯欧洲大陆的大铁幕已拉下”，东欧受到警察国家的控制，苏联人想要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的果实和其意识形态的无限扩张[12]。进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便在国会演讲中声称，世界分裂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而后者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由此产生。很快的，国会赋予总统更多权力去应对冷战，包括合法干预他国内政，如介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按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盖迪斯（John Gaddis，1941- ）《遏制战略》（1982）所说，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成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等历任总统的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改变的只是技术操作层面[13]。其实，后来的里根、布什、克林顿时代等亦然。如此情势，使《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也成为冷战的一部分：为了排除苏联在战后欧洲复苏中的影响力，这一计划的设计者费兹杰拉尔德（Dennis FitzGerald，1903-1994）认为，“该计划是想在苏联与其附庸国之间打进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战”，“我们目标明确，就是不让共产党插手这些地方。如果我们对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没有充分认识，共产主义者就会利用这种局面来扩大他们的利益”，该计划另一位设计师、中情局官员比塞尔（Richard Bissell，1909-1994）同样认为，“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我们已十分清楚，马歇尔计划从来就不是完全利他性的。我们希望，加强西欧作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实力，最终能使他们负起防务责任，以切实支持冷战”[14]。结果确如此：美国通过扩大对欧洲的投资、战略利益重组，有意识让表面上官方色彩较弱的企业家霍夫曼（Paul Hoffman，1891-1974）具体执行计划，巧妙排除苏联参与，在重建欧洲的同时，还打击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这种遏制战时盟友的战略，没有被知识界批评，反而出现第一位介绍“冷战”概念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和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0-1974）《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1947）所说的情形，苏联政策由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传统所促成，“斯大林不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也是彼得大帝和其他沙皇的继承人”，1945年苏联进军柏林过程也就控制了东中欧，成功攫取几个世纪以来沙皇求而未得的版图[15]。进而，西方社会对苏联抱以强烈恐惧、普遍要求抵抗之，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央情报局，当即出现了曾任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科尔比（William Colby，1920-1996）所说的奇观，“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涌进中央情报局，视之为自由主义者向共产主义威胁开战的最佳场所”[16]。
这些举动，当然刺激了战后苏联。1945年4月斯大林就已看到和盟国合作的不可能性，认为德国只要12～15年时间就会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斯拉夫人要团结起来的重要原因”[17]。第二年2月9日斯大林在苏维埃代表莫斯科选区会议上宣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会重新导致世界大动荡，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要为继续进行三个五年计划而牺牲。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出这一讲话，并在编者按中说斯大林宣称“战争序幕已经拉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1898-1980）认为这个演讲乃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宣言。针对丘吉尔提出在联合国之外，英美以原子弹为后盾，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共同体，斯大林斥责这是类似于希特勒种族主义的主张，即讲英语的民族统治世界，此乃策划一场反苏战争[18]。1946年9月，苏共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取代原共产国际，不久便指责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富有侵略性”的计谋，目的是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妄想”。随着冷战进程，苏军数量剧增一倍达490万人、国防开支增长50%，并因共产党在多个国家执政，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便宣称，二战最重要的结果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当前的和平运动，只使新的战争暂时延缓”，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又有本质区别，前者最大限度地保证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生产的不断发展，后者则追求最大利润，会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破坏，因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最终以资本主义失败而告终，苏联人为此须做好解放世界的准备，并要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族主义者合作[19]。针对西方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约，苏联创建相对等的经互会和华约组织。而西方不断扩大冷战范围，通过设立各种基金会、搭建各种平台，企图把知识分子和文艺纳入冷战框架，苏共又该如何应对呢？
的确，冷战很快延及到非传统安全领域。按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言，“冷战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的目标更为微妙、广泛、全面。我们试图以和平手段使世界相信真理：美国需要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机会争取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20]。1947年9月18日创建的中情局，就是组织实施这种心理战的机构：曾授权其成员私拆美国公民的邮件、策划暗杀活动等，美国社会对此大为不满，但凯南辩护曰，美国没文化部，中情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它这样做理应受到赞扬而不是批评。如此一来，中情局扩大功能到文学艺术领域也就自然而然了：因它不仅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更有政策支撑，甚至得到欧洲国家的冷战文化战略的应和。1948年到来伊始，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发表报告《关于未来公共政策的内阁绝密文件》称，“我们不能仅以为在现实物质层面上蔑视共产主义就能击败它。还须牢记基督教感情在欧洲的力量，积极求助于民主和基督教原则。我们须提出与共产主义相对抗的意识形态。”[21]随即英国外交部增设情报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即秘密冷战部——其任务是秘密攻击共产主义，情形如其首任局长默里（Ralph Murray，1908-1983）所说，不能让公众知道一些反苏材料出自这个机构、政府在策划一些反共意识形态，以使更多的人愿意支持这一工作。1949年3月，在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1888-1959，1953～1959年任国务卿）支持下纽约成立“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该组织表面上是非官方的，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现代艺术博物馆托管人、《时代生活》杂志社社长等参与其中，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组织，其90%经费出自中情局，时任中情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893-1969）具体负责各小组、经费预算、战略制定等。这一运作高效的组织，目的就是通过设立各种分支机构和实施项目，包括诱惑苏联东欧文学艺术家参与、花巨资支持自由欧洲电台（29个播送站、16种语言）等。此外，1949年中情局还支持创办了“俄国人民争取自由美国委员会”、鼓动苏联东欧民众摆脱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自由”电台等，以及“文化自由大会”组织“20世纪艺术节”。这些组织机构通过一系列行动，召唤了大批对苏联共产主义失望而产生幻灭感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家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以《正午的黑暗》（1940）著名的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1920-2009）等，在冷战到来后都纷纷转向反苏联。并且，他们的行动有效推动了西方的冷战进程：英国左翼文学家斯彭德（与奥顿齐名的“1930年代诗人”），参与《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编辑工作后，成为“文化自由大会”成员。而英国作家奥威尔（Geogre Orwell，1903-1950）在冷战时期声名大噪，是因为一直反苏，并在二战刚结束就声称，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无可估量，“我们或许不是被置于一般性的动荡中，而是处于如古代奴隶帝国那样看似极其稳定但随时带来浩劫的风口浪尖上”，“苏联不是立刻就能被压服的，而是一直和其邻居保持冷战状态的国家”，这种情形自十月革命以来就未曾好转过[22]。诸如此类现象意味着，西方许多文学艺术家投身于反苏和反共的文化冷战，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诸多冷战组织激励、召唤的结果。
其中，现代主义作品，和直接反苏的各种文本一样，受到西方当局的特别支持。在《马歇尔计划》中，有2亿美元用于资助“文化自由大会”、推广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给叛逃到西方的波兰诗人米沃什颁奖、给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等。1952年4月，“文化自由大会”在巴黎组织为时30天的“20世纪杰作艺术节”，中情局耗巨资邀请国际一流音乐家，专门演奏那些被苏联贬斥为“形式主义”“颓废”“腐朽”的音乐家之作，包括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斯克里亚宾（Алесандр Скрябин，1872-1915）、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 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等被苏共批判的俄、苏作曲家，被苏联指责是“反美学、混乱和空虚”之代表的犹太音乐家勋伯格，被苏联批判为“开图解式的、伪旋律的对位学派”之先河的德国小提琴家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被苏联认为刺激现代主义泛滥的德彪西，等等。开幕式从演奏流寓到欧洲的俄国音乐家佳吉列夫（Сергей Дядилев，1872-1929）《春之祭》开始，时任法国总统阿里奥尔（Jules-Vincent Auriol，1884-1966）和夫人就坐在历经十年坎坷而成为美国公民的俄裔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身边。这样的艺术节，对苏联很多文学艺术家，是巨大的召唤。1948年，中情局资助凯斯特勒重版诋毁苏联之作《正午的黑暗》（英国外交部出资购买5万册）；1949年，资助出版并大力推销反苏作品，包括美国政治批评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17-2007）《至关重要的中心》、奥威尔《1984》，以及美籍犹太裔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费希尔（Louis Fischer，1896-1970）、法国著名作家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意大利作家西隆（Ignazio Silone，1900-1978）、美籍非裔文学家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凯斯特勒、斯彭德六人作品集《失败的上帝》。在该著中，他们现身说法，讲述如何对共产主义从向往到失望的经历，论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乌托邦的必然失败趋势。此外，中情局还资助拍摄了大量反苏反共影片，如《铁幕》（1948）、展示金发碧眼美女因信仰苏联意识形态而变成红颜祸水的《红色的危险人物》（1949）和《红色多瑙河》（1949）、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制作的《我曾是为中情局效力的共产党员》（1951年，第二年又成功改编成广播剧），尤其是配合1952年美国大选，资助了《赤雪》《钢铁拳头》《我的儿子约翰》等12部反苏反共影片，等等。据1977年圣诞节出版的《纽约时报》所公布的数据，到此时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达千种，包括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政治批评家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匈牙利的革命》、艾略特《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俄译本、布莱克（Patricia Nlake）《奔月途中：俄国新作》（1964）、海伍德（Max Haywood）和拉贝兹（Leopold Labedz）合编《苏俄的文学与革命》（196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等。这样的文艺冷战行动很有成效：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1899-1977）的堂兄、出生于俄罗斯明斯克州的尼古拉·纳博科夫（Никола《й Набо》ков，1903-1978），1919年随家人先后流寓到德、法、美，起初还怀有强烈俄罗斯情怀，如成名作芭蕾舞剧《颂诗》（1928）依据罗蒙诺索夫《颂诗》而作，冷战以后逆转，1951年开始担任“文化自由大会”秘书长达15之久（直到该机构1967年解散为止），多次组织东方阵营音乐家去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确信西方文化产品有普世的品质和意义。可见，欧美许多知识分子的文艺活动，是西方当局推动冷战进程的一部分。
当然，在文学领域推动遏制苏联战略，最有效应的是介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活动。我们知道，在冷战局势不同的关键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先后及时授给怀疑十月革命合法性之作《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1958）、揭示苏联集中营内幕的作家索尔仁尼琴（1970）、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要求的现代主义诗人布罗茨基（1987）等。这些行为分别有效干扰了苏联意识形态、加剧苏联文学界分化：1969年11月被开除作协的索尔仁尼琴，第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10月9日苏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就联合向中央书记处写信说，此事意味着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行为已被西方资产阶级用来实现反苏联的目的，建议苏联各大媒体发表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此举的简报；10月14日，《文学报》发表社论谴责瑞典文学院屈服于西方当局压力而授奖给索尔仁尼琴，塔斯社发表社论批评“瑞典文学院卷入了一场毫无价值的闹剧，这对文学的精神价值和传统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是由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计谋所炮制出来的”；10月16日，《消息报》称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桩很不体面的游戏、是出于政治冒险而授予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称这次授奖给索尔仁尼琴是一种反苏行为，《苏联周刊》称索尔仁尼琴是远不如苏联同时代很多作家的平庸之辈，等等。而《新世界》主编列韦茨基却曾声言，“这是我们的重大节日，要知道，是《新世界》最早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并刊载了他的作品”[23]。与之相当，1987年布罗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Бродский，1940-1996）获诺贝尔文学奖，已习惯于冷战思维的苏联主流社会，对此反应迟钝、谨慎，如《莫斯科新闻》在苏联最早报道获奖事件（这年11月8日），但已是瑞典公布获奖消息三天后的事情，而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著名作家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Айматов，1928-2008）接受该报记者访谈“如何看待布罗茨基获奖”时，只是礼节性谈论该事件及其一般性意义。但这次获奖却吻合苏联希望缓和冷战、解决内政问题的诉求，因而意外地助推了“新思维”在苏联的迅疾展开，布罗茨基和其他侨民文学之回归浪潮由此启动。不仅如此，西方还通过文学奖评审过程和结果，分化东方阵营、抑制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影响力。得知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从1963年开始，“文化自由大会”就暗中掀起诋毁这位反西方的诗人的风潮，声称聂鲁达作为艺术家和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是一体的，1953年聂鲁达曾向斯大林献诗而获斯大林奖，表明他作为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已把诗歌变成极权主义政治活动工具，成为训练有素的斯大林主义者——结果导致1964年他没能获奖；他获奖是1971年，当时是智利驻法国大使，在西方看来，获奖意味着是对民主在南美取得胜利的肯定（通过民选，聂鲁达的朋友阿连德当选总统。讽刺的是，两年后，中情局暗中支持，把这位民选总统野蛮赶下台并谋杀之）。这些行为预示着，西方用文艺手段去遏制苏联的强大声势，促使苏联不得不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冷战，这是题中之意。
遗憾的是，苏联对此只是被动应对——上述论及的苏共文艺政策，就是日丹诺夫负责清除西方文化影响之意识形态运动的组成部分，苏共后来出台的文学政策也大抵如此：不是根据冷战的具体进程，机智超越西方设定的冷战框架、创造性提出反遏制苏联的战略，而是惯例性地在马恩列著作中寻找论据，从意识形态上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简单化地批判西方所推崇的形式主义美学、现代主义文艺、大众文化等。实施这种缺乏前瞻性的文艺意识形态，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如冷战风云变幻的60年代末，阿列克谢耶夫、维库洛夫、沃罗宁、普罗斯库林等11位作家在《星火》周刊撰文《〈新世界〉反对什么》（1969年第30期），该文批评道，《新世界》没估计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危险性，捍卫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体的；同时期《文学报》发表社论批评《新世界》没看到西方思想的危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抵抗西方冷战文化的作用；出现了肖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1905-1984）《人的命运》（1956～1957年之交）和瓦西里耶夫（Б. ВасŃльев，1924-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75）等从苏联共同体角度反思卫国战争的杰作（不同于西方从个体价值角度描述二战），但整体上未充分估计苏联文学家主体性意识、知识分子思想性传统，又落入西方所设计的一个个文化冷战陷阱，还未必能破解西方针对苏联阵营而故意混合文化和政治的方案，由此出现下文要论述的诸多导致文学界必然分化的基本情形。
“西方”“现代主义”“自由”：苏联文学格局分化的基本内涵
在这样的情势中，苏共沿袭战前惯例，出台了上述严厉的文艺政策。而如此迫使文学艺术家服从国家反制西方遏制苏联的意识形态，却把原本正常的文学话题变成了严重问题。18世纪后期以来，俄罗斯作家就对俄国要融入欧洲而产生的“西方”问题孜孜以求；1812年俄国官兵击败拿破仑军队，征战到巴黎，却意外发现现代文明中的“自由”魅力，产生了追寻的冲动，且历久不衰；19、20世纪之交，俄国出现了平等应对西方文化而成熟起来的文艺复兴，“现代主义”诗学从此植根于俄国文艺。可是，战后苏共却要求作家必须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去面对这些传统论题，出台了与俄国文化传统、文学潮流、文学家愿望等相冲突的政策，迅速演化成关于“苏联/西方”“党性/自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对抗的奇特格局。
我们知道，冷战伊始苏共就出台一系列政策，禁止苏联知识分子接触西方各方面人士、查禁译介和讨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及思想类作品，克格勃则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各种手段监控成千上万的苏联东欧文学艺术家。而解冻思潮未触及这种状况。由此出现令人发指的阿赫玛托娃之类被克格勃严密监控事件：她家被秘密装上了窃听器，克格勃列宁格勒分部从中获得900页关于她的秘密文件，她因此被认定为“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这类严重反人权的行为，表面上是因苏联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冷战策略迫使的结果。其中，战后对阿赫玛托娃的监控，肇始于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正值英国作家伯林（Isaiah Berlin，1909-）访问莫斯科，访苏期间伯林拜访过她。苏联当局之所以不能容忍伯林的行为，是因他作为一位作家却从事秘密外交工作——以英国外交官身份赴苏调研，受命完成了调研报告《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联文艺的笔记》，并受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罗伯茨（Frank Roberts，1907-1998）指示，把文件副本秘密地给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Aviriel Harriman，1891-1986），并说“之所以保密是由于怕给提供信息的人带来麻烦……”[24]他能这样做则基于这样的经历：他原为出生于里加的犹太人，1916年举家迁居彼得格勒、1919年随家人流寓英国，他曾如是描述在苏俄经历，“我认识的一两个人早在1918年被枪杀，没有任何解释。发生过许多强制执行的处决事件——非常可怕，虽还不像后来斯大林统治时期出现的那种恐怖，但毕竟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其理由从未公诸于众，除非使用一般性的术语——‘苏联的敌人’、‘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的支持者’等之类”[25]。敌视苏联，以及获得国际著名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声望，很容易被英美情报部门所器重。此非个案，乃普遍情形。上文论及的“文化自由大会”举办的艺术节，尼古拉·纳博科夫明知这种艺术活动的目的，却愿意担任组织者，广泛诱惑苏东艺术家参与，赞同演奏激怒苏共的音乐作品是“自由世界里的自由心灵之创造”，认为如此对比已显示出“铁幕背后的另一边文化已黯然失色，而能采用任何表现形式的西方文化，敢面对接受或拒绝、赞赏或批评，一切完全是自由和公开的”[26]。对这样的俄侨及其所接触的苏联知识分子，苏共当然警惕，这也就是伯林所拜会过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之所以被克格勃监控的重要缘由。但何止是这些曾被苏共批判过的作家如此不幸，甚至苏共中央委员肖洛霍夫也难以幸免！更遗憾的是，担心西方人士诱使苏联人、西方文化腐蚀苏联人的情形，伴随此后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
其实，苏联这样简单化的反西方，还有苏共忌讳的隐情。30年代斯大林推行清党、个人崇拜、集体化等运动，使原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本雅明、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泰戈尔等著名作家，访苏回国后或发表批评苏联的文字，或保持缄默而不再赞誉苏联。这类案例，使苏共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家缺乏信心。不仅如此，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导致西方知识界普遍怀疑苏联共产主义，战后大批左翼文学艺术家加入遏制苏联的文化冷战活动。尤其是，随冷战进程，西方加大召唤俄侨参与反苏俄的文化活动，加紧诱惑苏东持不同政见者投奔西方，鼓励更多苏东知识分子成为异见人士，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到其堂弟尼古拉·纳博科夫、从俄裔法籍思想家和出版家司徒卢威（Пётр Стрýве，1870-1944）到索尔仁尼琴等无不得到西方庇护、重视，甚至移居到西方的托尔斯泰家族不少成员与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重要的冷战机构）发生了密切关系。1939年列夫·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大拉·托尔斯泰雅（Александра Толстая，1884-1979）在纽约洛克兰郡创立“托尔斯泰基金会（Фонд Толстóго/Tolstoy Foundation）”，在冷战时代该基金会积极帮助苏东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来西方避难。1960年夏天，针对苏联筹备大型托尔斯泰节，“文化自由大会”和“托尔斯泰基金会”组织了盛大的国际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活动，具体由尼古拉·纳博科夫负责，他用奢华招待和动人修辞吸引数十名国际知名作家和学者、政客参与其中，包括意大利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英国著名高产作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乔治·凯南和美国著名小说家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等（受邀的苏联学者均未出席），重新阐释托尔斯泰如何追寻普世的“自由”，以图消解苏共对托尔斯泰解释（反对西方、痛恨资本主义等）的影响力。西方这类行为和上述诸多行动，自然引发苏共对俄侨的警惕。
面对由来已久的“西方”问题、无法回避的西方在全球所策动的文化冷战，苏共只是如前文所述的那样，简单沿袭战前苏维埃反西方的惯例，在文学艺术领域强行推动与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出现一系列反西方作品，如爱伦堡《欧洲的毁灭》（1923）、马雅可夫斯基长诗《黑与白》（1926）和《一亿五千万》（1919～1920）等，很明显有概念化之嫌。但对“西方”如此不妥的叙述，一直少有认真反思，所以在冷战岁月苏联作家继续这样的模式，如冈察尔（1918～1995）《旗手》（1946）、爱伦堡《暴风雨》（1947）和《九级浪》（1951）、卡扎凯维奇《奥得河上的春天》（1949）和《广场上的房子》（1956）、谢苗诺夫《外交代表》（1958）、沙帕诺夫《战争贩子》（1950）和《阴谋家》（1951）、科热尼科夫《特别小分队》（1971）、克拉米诺夫《正午的暮色》（1973）、叶夫图申科《进步摇滚》（1958）及《美国夜莺》（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соловей，1960）、作协列宁格勒分部主席和《十月》主编伏谢沃洛德·柯切托夫《那么你究竟想什么？》（1970）、恰科夫斯基《胜利》（1978～1981）、普罗哈诺夫《燃烧的花园》（1982～1984）、邦达列夫《选择》（1980）等，无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把西方视为偏离人类光明之路的“另类”、威胁共产主义和严重对抗苏联的“他者”，选择西方就意味着灵魂堕落。对此，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丹纳（Tony Tanner，1935-1998）的《语词之城》（1971）批评说，苏联是被人为杜撰的一系列语词所建构的国家，“‘可利用的语言所建构的现实，就是把邪恶打入地狱’，‘西方’在苏联不仅是美学术语，而且在文字中的所指也是独特的，常要求作家把它用作批评敌人的基本意识形态前提，有人大胆地身体力行，有人则彻底放弃”[27]。吊诡的是，我们今天无法彻底否定苏联的这种举措：苏共十九大之后改革斯大林体制，希冀缓解冷战，但1957年苏联成功登月，给西方以极大的压力，不仅造成美苏太空竞争，也促使西方强化遏制苏联的战略，加大对苏联问题研究，出版不少加剧东西方紧张的苏联学著作，同时也推出上文所及的大量敌视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
正因为如此，苏联不放弃新闻报刊审查制度（цензура），限制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品、禁止在文艺创作中肯定西方文化，最终使文学活动直接成为冷战的延伸。于是出现了使文艺界噤若寒蝉的诸多事件：《新世界》编辑部虽提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为列宁奖候选作品，索尔仁尼琴也开始创作《古拉格群岛》，1964年夏天《新世界》通过审查其新小说《第一圈》，并预告次年刊发……但赫鲁晓夫缓和冷战的改革，不仅未获得西方的对等回应，西方反而利用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文学创作来攻击苏联，制造了下文要论述的“索尔仁尼琴事件”。诸如此类情形，使轰动一时并深入人心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最终未能得到苏联官方的任何奖，《新世界》也未能如期刊发《第一圈》，1965年9月克格勃甚至抄了其朋友D.捷乌什的家，没收了藏于此的《第一圈》《微小的》《劳动共和国》和《胜利者宴会》等手稿。书写苏联劳改营实况的《古拉格群岛》（1974）更是被严厉禁止，图书馆剔除了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全部作品，并销毁刊登有他任何作品的《新世界》杂志，1968年苏共展开对其大规模批判，批判他不应该负面描写苏联、不能容忍他在境外杂志刊发《短篇和微型小说》（1964年法国侨民杂志《边境》总第65期），官方所有报刊和出版社都拒绝他，尤其是197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处境更是艰难，被迫出走西方。何止是索尔仁尼琴如此命运多舛呢？！而这正是文学界践行苏共要应对西方文化冷战的后果：苏共中央对全苏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1967年5月）祝词就明确要求，文学界要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艺要促进共产主义建设。1970年初《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乔米切夫文章，批评文艺界受西方思想欺骗，创作出诸多影响恶劣之作；1970年3月底，《真理报》发表祝贺俄联邦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社论，赞赏这次会议的基调——严厉批判要与西方和平共处、接受西方文学中的非英雄化等主张；1973年，表面上是因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实际上是要控制境外俄语出版物、掌控苏联作家和西方关系，成立了全苏作者权经理署（Всесоюз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авторским правам），以图用苏联国内法管理苏联知识分子在境内外的全部文艺活动，即未经苏联官方授权，世界任何出版物不得发表苏联作者的文字，任何作者也不得在非苏联官方出版物发表作品。进而，完全否定西方对苏联文学的研究，别廖耶夫（Алберт Беляев）《意识形态斗争与文学：对美国苏联学的批评分析》（1976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俄文版、1978年苏联进步出版社出英文版），严厉批评密歇根大学教授布朗（Edward J. Brown）《俄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插曲，1928～1932》（1953年初版、1971年再版）和《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1963）、十月革命不久便开始流亡并于1940年最终流寓到美国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斯洛宁（Марк Слóним，1894-1976）的两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50～1953），1919年随家人流寓到英国并于1947年开始定居美国任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的司徒卢威（Глеб Стрýве，1898-1985）的《流亡的俄罗斯文学》（1953年初版）、哈金斯（William Harkins）《俄国文学词典》（1971）等力作，认为它们出于西方冷战目的，有意赞赏被苏共排斥的作家及其所谓自由民主精神，忽视他们背离了俄国文学热爱祖国、强烈关怀现实问题等传统，并且在对许多文学现象的解读上“颠倒真理和谎言”[28]。
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列诸多矛盾现象：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执掌苏联，改革内政（如释放政治犯、平反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主犯等），缓和外交（声称“任何有争议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可通过与有关国家和平谈判解决”，“这一点适用于我们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29]），却不断出台一系列激励文艺界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艺政策，造成解冻思潮到来期间严肃认真思考“西方”之作，是少之又少。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繁荣，《苏维埃文化报》刊发社论《电影会留下什么痕迹？》（1983年9月17日）称，要防止西方文艺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旧生活方式和思想对苏联青少年的腐蚀，国家电影委员会要建立专门机构审查西方影片。殊不知，正是冷战激活了苏俄人根深蒂固地排斥西方的历史记忆，按曾任教赫尔辛基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俄侨罗加切夫斯基《俄国文学中西方的冷战表现》（2006）所称，“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是由大量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从未因任何重要历史变化而被替代或消除，相反，在老观点基础上出现新看法时，它们是持续混合存在着的。这些假定包含着以下多种错误：（1）19世纪俄国的西方化人士发现东西方是分裂对抗的，便指出西欧是俄国的楷模，而20世纪欧亚主义者相信俄国的同盟应该在亚洲寻找。（2）是基于当代俄国人的祖先所说的神秘教义而产生的南北分裂，其祖先来自北极的神秘之国度的雅利安人或北极人，他们在向南发展中按自己的方式建立了文明，同时也污染了他们纯净的种族。雅利安人或北极人把能与他们长期和平相处、并且放弃抵抗雅利安人的人，与南方劣等人并列。（3）得到了‘大陆国家’俄国积极推进、发展的海洋—陆地之分的做法，是要和德国分享核心利益，反对与‘海洋国家’美国和英国合作。（4）在语言方面，19世纪斯拉夫派立足于东、西、南斯拉夫的语言和文化相似性基础，发展了统一的斯拉夫兄弟概念。（5）在宗教方面，俄国人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比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更为亲切，而属于古希腊后裔的意大利人，则是令人失望的他者。（6）阶级冲突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宣称的，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比同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有共同性，实际上是一种妄想。”[30]因冷战的迫使，这些“假定”从未被苏联反思，哪怕它们导致俄国人常常为此困惑、被政治所利用，但大多数作家并不排斥这样的意识形态，本能地否定性叙述西方，则属于这种情形的正常反应。可见，在冷战时代，原本是俄国既效仿又排斥的“西方”迷思，被迫意识形态化以后，成为苏联文学界走向分裂的第一要素。
其实，“现代主义”也被迫意识形态化，成为苏联文学界撕裂的又一重要因素。众所周知，苏联把十月革命视为俄国历史的新纪元，排斥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文学艺术，有意识屏蔽多元现代主义，20世纪20年代甚至尝试建立与现代主义对抗的无产阶级文学，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直接认为现代主义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潮。1949年3月底在纽约华道夫阿斯多里亚（Waldorf-Astoria）酒店举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文化和科学大会”，法捷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出席会议，后者发表报告《高雅艺术组织》（Fine Arts Panel）声称，形式主义舍去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失去了和人民的联系，苏联音乐界要放弃这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信奉战无不胜的苏联先进艺术观[31]。对此，西方在文艺领域设计的冷战方案中，远不只是派一些著名作家去苏联“观察”、诱惑苏联作家认同西方价值观，还针对苏共垄断文艺话语权、排斥白银时代和西方文化等情形，把现代主义当作现代文明的基本审美方式而加以推崇，以此抵消苏共文艺政策的效力。按密歇根大学教授科克罗夫特（Eva Cockroft）《抽象表现主义：冷战的武器》（1974）所说，“文化上的冷战政治，和抽象表现主义的兴盛相关联，绝非偶然。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在控制着博物馆的政策，主张采用冷战策略，以拉拢欧洲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文化宣传而言，中情局的文化机构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计划，在功能上相类似、在事实上也互补”[32]。西方此举后来对苏联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杀伤力，成功消解了苏共文艺政策的效力。
其中，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在美国得到了中情局的特别推崇：视之为是艺术自由的表征，认为它反映了自由的创新精神，既不影射什么也不对政治表态，没有实际思想诉求，“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我们认为它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暗中委托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举办抽象表现主义画展，形成了表明西方文学艺术是自由发展的新流派。这样一来，中情局成了“50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它把现代主义当作新经典而加以推广，出资把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翻译成俄文版，并空投到苏联。更有甚者，庞德在二战中曾公开广播支持墨索里尼反犹行动、赞赏希特勒是“圣贤和殉道者”、反对美国参战等，战后被美国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的第一人，但1949年庞德《比萨诗章》（Pisan Contos，1948）获博林根奖（Bolingen Prize for Poetry），艾略特、奥登等评委都投了赞成票。此举遭到文学界普遍反对，评委会却坚称说，庞德代表了西方要维护和促进的高贵文化，“若允许持不同见解的人改变评委会对诗歌成就的决定，那就无异于否定了授奖的意义，从原则上弃绝了作为文明社会基础的客观价值观的有效性”[33]。尤其是还通过行政手段扩大“现代主义”范围。1953年美国建立新闻署（Information Agency），针对赫鲁晓夫借苏联芭蕾舞、马戏和科学技术影响第三世界的态势，艾森豪威尔利用这个机构去实施反击方案——向世界推介现代主义的音乐、文学、电影、戏剧，如“佩德罗计划”（Project Pedro）就是在美洲展开推介美国现代艺术的行动（表面上是可口可乐公司支持）。从1955年开始，新闻署相中新奥尔良妓院的爵士乐，派摇滚乐明星古德曼（Benny Goodman，1909-1986）和爵士乐歌手阿姆斯特朗（Louis Amstrong，1901-1971）领衔的爵士乐团赴非洲和欧洲演出，并把他们的演唱与康诺夫（Willis Conover）的爵士乐和摇滚乐打造成流行音乐，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此投入大笔资金，并想方设法把它们输入到苏东，还把黑人音乐改编成有浓郁现代主义特色的流行音乐，把它们作为先锋音乐向世界推广[34]。实际上，现代主义诗人对现代民主政治无不怀疑、敌视，有些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则与政治无关，阿姆斯特朗和猫王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甚至反对鼓吹美国的海外文化战略，而由现代主义文化养育起来的精英们，则是不迁就公众趣味的，他们后来之所以崇拜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是假定借助他们的作品能建构对抗苏联“反现代主义”的防线，发起捍卫自由的审美运动。
然而，就在西方推动文学艺术自由运动，并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之际，苏联国内文学艺术却因战后僵硬的文艺政策而盛行无冲突论，产生了连斯大林本人也不满的现象。《真理报》社论《克服戏剧创作落后的现象》（1952年4月7日）声称，斯大林说苏联现实生活有许多矛盾，“这些冲突应在戏剧中得到反映”“我们需要果戈理和谢德林”，无冲突论对文学发展有害。这些表述，后来也写进了马林科夫起草的苏共第十九大报告。斯大林去世不久，评论界就尝试批评文学僵化现象，如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新世界》1953年第12期）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政治至上现象，阿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庄社员形象》（《新世界》1954年第4期）批评一些主流作家在粉饰生活，谢格罗夫《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新世界》1954年第5期）批评这部名著的虚伪性。尤其是，爱伦堡的一部中篇小说《解冻》（1953）酿成声势浩大的“解冻”思潮，这不是赫鲁晓夫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人为推动的，更是由于斯大林体制已难以为继，内政危机迫使苏联当局必须缓和冷战、松绑意识形态的结果。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临闭幕之际，赫鲁晓夫不顾当时正值冷战冰点，发表动摇共产主义阵营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缓和冷战思维随之在文艺界展开，如1959年俄罗斯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未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亲自签发意见——许可《新世界》发表批判加剧冷战局势的斯大林体制之作，包括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有过这样的事情》（1960）和《焦尔金游地府》（1963）、索尔仁尼琴纪实性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同时批准试图加大活跃思想力度的《民族友谊》《涅瓦》《青春》等大型文学杂志创刊，尤其是创办以译介西方文学为主体的《外国文学》杂志，以严厉批评苏联体制著称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成为苏共二十大代表和中央候补委员、重新出任《新世界》主编。由此，很快就出现了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克肖诺夫等深刻影响苏联文坛的苏共二十大“产儿”。
即便如此，苏联也未出台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政策，而是沿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及其“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诗学，继续坚持由计划经济体制衍生而来的“题材”标准，划分文学为“工业生产小说”“科技小说”“军事文学”“农村散文”“教育小说”等，哪怕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催生了一大批反思苏联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按“题材”归类的，综合性地表明只重视生产环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之不足。终究，没有催生合法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整体上苏联作家继续坚守19世纪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模式，批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先锋派、超现实主义、怪诞等现象，认为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或毫无意义的美学之表现，要求苏联作家放弃，虽然安宁斯基等批评家称之为“假定性”手法，论述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不冲突，但不能改变格局。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苏联这样对待现代派属于无稽之谈。文化冷战还产生了“意外”后果：欧洲被动地陷入美国战略构想。法国《人道报》当时就批评说，“‘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就是要让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占领法国，使法国思想界充满好斗的法西斯思想，接受这种思想就会使法国知识分子被招募去参加一支‘文化部队’，从而加强美国在欧洲的控制力。于是，文化交流就变成了美国强化渗透其思想、从事间谍和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工具”，“艺术节只是设了一个大橱窗，把美国货拿来展示了一番，让别人看看美国货能同欧洲文化一比高下。华盛顿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35]。这样的论述，也应和了法国知识界的诉求，萨特《何谓文学？》（1947）就认为，“政治热情倒回去使西方小说打破了冷战的铁板一块格局。越南战争和世界上出现新左派浪潮，就在创造性的作家中释放了新的政治能量。选择，曾经是很艰难的。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不在选择之列。真正的文学形式问题所传达的政治立场，是现实主义和某种程度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综合”[36]。然而，中情局不顾美国文化已侵袭欧洲人文精神并遭遇抗议的事实，而继续以不同方式强行支持之：1958年，那位与中情局合作过的《党派评论》原编辑、激进政治学家、作家麦克唐纳，曾为中情局资助的杂志《邂逅》（Encounter）撰文《美国，美国》，批评美国大众文化的庸俗化、物质享受主义的粗鄙化等现象，因此论与中情局倡导的“美国价值观”相抵触，结果该文没能刊发，还危及作者前途[37]。也就是说，美国推崇现代主义、赞许新批评和形式主义之类理论，看似是要彰显现代主义、贬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它不可能创造出真诚文学，较之西方现代主义，苏联文学在形式上老旧、在意识形态上充满着矛盾），实际上把欧洲文学也纳入冷战框架。
其实，苏联文学的分裂还有第三个原因：把“自由”和“人性”意识形态化。本来，解冻思潮到来后，苏共就意识到“自由”之于“人权”的重要，赫鲁晓夫改革包括减少斯大林体制对公民“自由”的干预，以回敬西方对苏联人权状况的指责。尤其是，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写进党纲。这些给苏联文学发展注入了活力，《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声称，“人道主义即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文学就是要写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不再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38]，倡导自由表达审美情怀的地下文学由此扩展到全苏各大城市。
然而，如此情势最终没有使“自由”和“人权”概念合法化。赫鲁晓夫为了解决斯大林体制的内政问题而缓和冷战，却不妨碍柯切托夫这位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当选苏共二十二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出任《十月》主编；1957年10月底，苏共中央解除要切实缓和冷战的朱可夫元帅的国防部部长职务、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资格，警告知识分子不要误以为反斯大林主义就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甚至荒谬地认为若枪毙一些作家，就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1956年6月波兰举行反斯大林暴动，风潮波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多座斯大林塑像被捣毁，苏联动武镇压“骚乱”）；1958年公开禁止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在国内问世和发行，继而禁止他出国领诺贝尔文学奖。勃列日涅夫时代持续严厉打击持不同政见者：1966年2月审判在境外发表作品的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1968年1月审判同样在境外发表作品的诗人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1974年1月地下诗人伏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寓所被查抄、3月被开除作协、9月被迫离开苏联；1974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这年被迫离开苏联的还有文学研究者马克西莫夫和作家利蒙诺夫等，第二年诗人马拉姆津、小说家萨沙·索科洛夫等相继离开苏联；等等。而诸如此类看似是意识形态行为，却和“自由”“人权”概念被冷战化不无关系。
受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国情咨文的启发——“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世界任何地方要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美国找到了冷战的思想根据，这便是斯彭德《我们能赢得欧洲的心灵》（1948）所声称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赢得欧洲思想界重要人物的兴趣……现在我们须面对现实，不要指望宣传和政治大棒能起什么作用，而是要向欧洲显示美国的文明、教育和文化在当代取得的最伟大成就……马歇尔计划固然很好，但还需要在欧洲强化西方的现代文明，用美国的信心、经验和知识来创造一个新欧洲”[39]。在此基础上，“自由”“人权”成为冷战的可操作战略：为了回应1949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美国许多左翼作家与和平爱好者参与的国际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0年6月末中情局驻西德工作站人员在柏林组织15000名代表参加的世界“文化自由大会”，约翰·杜威和罗素等著名人士赴会，讨论“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与自由”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题，最后通过《自由宣言》——“思想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自由首先应界定为人人都有坚持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尤其是与罗伯斯庇尔统治者相左的意见。人若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他就成了奴隶”，“只有在每个政府将其行动交给其治下的人民来监督和检查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容忍不同意见是自由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遵守宽容的原则，从逻辑上讲就是不允许采取不宽容的做法”，“任何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都不得自称为‘自由’的惟一代表，也不得在所谓最终理想或崇高目标的名义下剥夺其他人群或信徒的自由。判断任何社会是否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只能根据这个社会的成员实际享有自由的程度和质量”，相反则属于极权主义国家，会议有效宣传了美国文化繁荣[40]。《自由宣言》为“文化自由大会”确立了章程：西方被称为“自由世界”、苏联阵营则是“极权专制”。会后，法、英、美等35个国家迅速建立“文化自由委员会”（大量外围组织也纷纷涌现），并各自创办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刊物，如《象限》（澳大利亚）、《邂逅》（英国）、《团结》（菲律宾）、《观察》（墨西哥）和《中国季刊》（中国台湾）等。“文化自由委员会”名义上由音乐家纳博科夫领导，实际上由中情局特工乔斯尔森（Michael Josselson，1908-1978）指挥，中情局内部由副局长布雷顿（Wilbur Brayton）主管，并得到福特基金会大力支持。如此冷战行动，在冷战时期适时有效地干预苏联，“索尔仁尼琴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在索尔仁尼琴遭遇苏共压制时，西方为了彰显“自由”“人权”，就及时翻译苏联所查禁的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其中《古拉格群岛》由外交家惠特尼（Thomas Whitney，1917-2007）翻译；这些译作很快成为西方批判苏联缺乏“自由”“人权”的根据，如维尔纳（Joseph Vilner）《索尔仁尼琴与未来》（1976）、赖安（Beth Ryan）《索尔仁尼琴、凯西、安杰洛：三种自由》（1978）、凯莱（Donald R. Kelley）《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对话：政治、社会和未来》（1982）等，尤其是西方暗中促成他获得197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自由”“人权”名义下，西方以复兴境外俄罗斯文学的方式干预苏联文学进程，取得了明显成效：彼托夫（Андре йБи тов，1937- ）的《普希金之家》作为巧妙颠覆苏联官方学术体制的后现代主义之作，1978年美国Ardis出版社推出，影响巨大；斯德哥尔摩B.Wahlstrom出版社、柏林和魏玛的Aufbau-Verl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1982年推出德文版，美国企图借此让世界知道苏联官方话语是怎样的虚伪。维涅吉科特·叶罗费耶夫（Венеди кт Ерофе ев，1938-1990）这位一路生活艰辛的作家，其《莫斯科—彼图什基》用后现代主义方式展示苏联普通人在苏共体制下生活艰辛，但不能在苏联刊行，中情局促成它先后在以色列（1973）、巴黎（1977）出版。诸如此类现象造成“西方是自由世界”“苏俄是没有人权的专制帝国”之概念化表述，由此有了合法性，以至于没人再关注“自由”“人权”作为冷战手段在知识生产、民主政治和社会政治生活表现等方面的实质性内涵。
由此我们明白，战后斯大林没有扩大苏联民主，除了因为自动延续战前布尔什维克体制之外，更重要的是担心“自由”“人权”概念会危及苏联共产主义价值体系，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不激励文艺界自觉反制《自由宣言》，是因怀疑作家有呼应西方“自由”“人权”的信念，借口苏联有自己党性的“自由”，紧缩意识形态，批判解冻思潮过限，强令文学艺术从解冻思潮中退却。1956年10月22日，苏联作协开会批评杜金采夫长篇小说《不单是靠面包》（《新世界》1956年第8～10期连载）；1964年2月18日法庭以“游手好闲”罪判处非政治化的诗人布洛茨基5年劳改（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一年半后释放），以及上述诸多严惩文学艺术家和学者的恶劣举措，都有恐惧“自由”“人权”概念之嫌。然而，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苏联是从“共产主义”退向“发达的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随冷战进程苏联问题变得更为棘手。相应的，50年代末文学界关于理想人物的争论，到60年代退化为讨论塑造怎样的正面人物和如何塑造的问题，英雄人物已让位于普通人和小人物，并且主张“创作自由”的暗流一直延续到苏联末期，最终出现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追悼苏联文学》（1990年7月4日）。更有甚者，持不同政见者不顾冷战进程，创办地下出版物批评时局，在境外出版物上激烈批评苏共意识形态，典型者如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й Синявский，1925-1997）《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9）指出这种理论体系意在另建一套描述生活的虚假概念——其深刻性，令人叹为观止！疑惑的是，不少文学家即使积极与当局合作，也会因冷战局势变化而产生意外的威胁，如苏共在修辞上从来主张世界和平，1955年苏联和西德（联邦德国）建交、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许多官方作家误解这类措辞、信以为真，结果同样命悬一线。其中，索尔仁尼琴后来一系列麻烦就因太相信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所致，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西尼亚夫斯基在解冻思潮初期成为《十月》杂志最重要批评家，但解冻思潮高峰刚过便不再能发表作品、1965年被捕、第二年被最高苏维埃判刑7年，限于社会舆论压力而于1971年被提前释放，不久开始流寓国外，与这些相反的典型案例则有苏联作协主席法捷耶夫（Алекса ндр Фаде ев，1901-1956），长期信赖并忠实执行苏共文艺政策，成为苏共中央委员，可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意识形态风云突变，对此他不知所措而自杀。也就是说，苏联作家经常处于意识形态的危险状态，任何作家和当局的关系以及自身命运不是作家所能掌控的，“这方面合作者（collaborator）却变成了另一方面牺牲者（martyr），今天得到酬谢，明天则遭人耻笑”，文学分裂为“自由（free）”与“不自由（unfree）”之对抗，“国民”变成了意识形态化了的“公民”，也随之失去自由，当局用政治来干预公民的私人空间，为国人“伪造一种认同（forging an identity）”[41]。进而，不少文学家若未转向西方“自由”“人权”，而是投向了俄罗斯—斯拉夫文化传统，但同样为“自由”“人权”所困惑。以《青年近卫军》杂志为中心的一批作家，从东正教信仰——斯拉夫集体主义中寻找规避风险的途径，1968年该刊先后发表恰尔马耶夫的《伟大的探索》（第3期）和《必然性》（第9期）、洛巴诺夫的《文明的市侩》（第4期）等，批评“自由”“人权”概念培养了一大批精神退化的文明人。对此，《新世界》副主编杰缅季耶夫《论传统和人民性》（《新世界》1969年第4期）批评此说是伪爱国主义，把同西方文化影响的斗争，变成了苏联的自我封闭，指责《青年近卫军》所刊载的教堂、圣像和一些讴歌传统的文本，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敌视。
问题是，苏共这些被动举措却不能改变西方遏制苏联的结构性优势。在《马歇尔计划》刺激下，欧洲经济复兴；美国通过科技革命和建立消费社会发展模式，也很快有起色，到1950年代后期民众普遍拥有私人住房和现代化厨房、汽车、电视机等。并且，对这些被看做自由资本主义优越的现象，凯南就认为，“我们须向外部世界表明，我们既有自己的文化生活，也关注这种文化生活。要在国内鼓励并支持文化生活，了解世界和其他地方相似的文化活动，并以此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如果我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这种印象传播到国外并取得成功，那么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成果，我宁愿放弃一些政治宣传”[42]。进而，出现高度发达的文化工业，好莱坞大片、畅销小说和时尚电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其生动展示美国可以自由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持续产生全球魅力，甚至把美国内部“自由”“人权”问题（如1963年6月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袭，引发全球声讨），按约翰逊总统所说的——“伟大社会”能帮助美国人克服危机，因为美国的“学习自由”“成长自由”“希望自由”“过上希望的那种生活的自由”，变成大众文化产品的素材[43]。对此，苏联文学界严厉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并指责美国是文化沙漠，是在通过物质丰富来掩盖精神空虚。但这样的批判，不能改变苏联知识界不少人热望西方的态势，这也就是解冻思潮之后何以出现了三次苏联人移民欧美浪潮的原因所在，以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全方位接纳西方审美观，导致苏联文学界面对遏制苏联的美国冷战文化战略，迅速地溃不成军。
戈尔巴乔夫为了更快捷地克服内政危机、缓解西方遏制苏联的冷战局势，便把文学也纳入新思维改革框架：迅速弱化，继而取消战后因冷战压力而被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兴起反思和批评苏联的回归文学浪潮。文学政策如是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开性的改革，激发人们重新思考苏联问题。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充分注意到，在文艺普遍凋敝的冷战岁月，苏联文学艺术业绩绝非乏善可陈，产生了许多西方不能企及的杰作，甚至文学艺术成就是彰显苏联仍是超级大国的少数领域之一。此其一，其二：西方对苏联全方位冷战不仅仅是制度性对抗，更有大国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且缓解冷战需要原本敌对的双方做出同等的努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单是应对冷战的意识形态，还是苏联管理国家文化的体制化方式之一，另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热衷于介入体制的传统力量使然。当时改革派不顾苏联历史及其文学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对文学进行“去冷战”的政策调整，回避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不仅鼓励作家投身于揭露苏联历史罪恶，而且按所谓普世价值观评审国家文学奖，导致评审质量整体上不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充满着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的阿勃拉莫夫（Фёдор Абрáмов，1920-1983）、别洛夫（Васи лий Бело в，1932-2012）、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й Распутий，1937- ）、舒克申（Василий Шукшин，1929-1974）等作家纷纷得奖（这种情形刺激了俄罗斯民族认同日趋强烈，叶利钦不是把它注入苏联，以挽救危机中的国家，而是借助它促使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加入瓦解苏联的行列），甚至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1911-1998）在公开性运动中出版完全怀疑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及其续编《1935年和其他年份》（1988），大受官方推崇（这一臆测性叙述苏联政治的文本，销售量达500万册之巨，几乎摧毁了知识界对苏联的所有积极情感）。这种做法与过去把文学纳入冷战框架而形成苏式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少有二致，结果正如此前苏联文学未能切实提升苏联人自觉抵制西方文化冷战的意识一样，这次也没因疏解意识形态压力而培养出国民对苏联的认同感，更未达到西方对等地缓解冷战的效果，甚至因把苏共过去查禁的白银时代文学、境外/地下文学全方位的合法化，人们反而找到了更多公开挑战苏联合法性的资源。这些情形意味着，晚期苏联文学发展实际上仍是应对冷战局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之延伸，呼应了西方否定苏联的冷战情势，却无助于苏联适应冷战格局的变化，还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紧张、分化，从而成为苏联在国力鼎盛、思想解放高峰之际而解体的重要力量。
总之，战后苏联重新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非只是苏共为了维持庞大的苏联帝国，自动延续战前僵硬的文学政策，而是针对西方遏制苏联的文化冷战而做出的被动反应。这种文学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维埃文学繁荣，影响了1945年以后苏联人的审美观和对“西方”的认知。然而，苏共要求文学直接服务于冷战的政策，以及切实把这类政策落实到“西方”“自由”“人权”“现代主义”等基本论题上来，而非创造性制造超越西方设计的冷战方案，让西方来应对苏联的被动行为，又把强烈的党性与意识形态功利性相混合，背离了俄罗斯文学以个人方式理解俄罗斯问题和世界的强大传统，还掩饰作家对所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认同和苏联身份矛盾，促成了一向把追求个人自由与对国家认同相融合的多数知识分子之不满，由此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无法统一苏联文艺界去应对冷战，反而造成文艺界分化。
文学艺术家必须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对待“西方”“自由”“人权”“现代主义”等，导致阿克肖诺夫（ВасŃлий Аксёнов，1932-2009）、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等不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其正常文学活动招致危险，他们自然转向反对官方意识形态，按个人方式去叙述这些论题，成为公开或秘密的持不同政见者。继而，这些人的文学活动给境外出版物、地下出版物注入了强大的能量，从而在客观上呼应西方遏制苏联的战略。更重要的是，面对文学分裂的格局，苏共仍天真地以为，只需要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打压境外/地下文学，就能击败西方现代主义、摧毁消磨读者斗志的西方文学理论、阻止非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学等，结果却适得其反，即实施更强硬文艺政策，导致文学界分化更严重，并未成功地在思想和审美上确立国民对苏联的信心。
这种矛盾，具体影响文学艺术领域的斯大林奖、列宁奖和苏联国家奖的评审机制和结果。就宗旨而言，这些奖项是要彰显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同时要鼓励作家积极应对冷战，因而得奖的大多是那些热衷于苏共冷战战略的文学艺术家。其实这样的评奖因把来自西方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纷争、自我的紧张，大量得奖作品未必提升人们应对冷战的审美能力，而是酝酿成排斥官方文学的社会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试图弱化文学的冷战意识形态诉求，甚至把国家奖颁发给严重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的作品。这种模糊了评奖标准的行为，和回归文学浪潮、大量译介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等一道，突然推翻了苏共过去那些被动应对西方文化冷战的政策，使苏联人不知如何面对冷战，使更多有思想的作家放弃了反西方冷战意识。
这种把应对冷战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军力扩充和军备竞赛等领域，而不顾及冷战是综合性的国力竞争，从而丧失通过文学艺术之途而营造社会内部的亲和力的机会。尤其是，在苏联经济最好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因持续强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导致错失挽救苏联的良机。姑且不论苏联作为工业化和都市化达到相当程度之国，却阻止大众文学而积极发展群众文化，而群众文化同样受官方意识形态左右，无法正面提升民众的自主性审美能力，许多文本与渴望和平的国际潮流大相径庭，变成临时有效的宣传品，造成文学艺术普遍无法召唤国民自觉地认同国家。
可见，文学由于应对冷战，带来内部分化、社会纷乱，是苏联以其特有方式对待冷战的整体后果之一，正如针对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建立经互会、针对北约而建立华约，但经互会因为内部贸易结构脆弱、难以应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不能提升产品质量、严重影响了苏联东欧人民日常生活而瓦解，“华约”同样因缺乏内部的认同感和对世界的感召力而解体一样，苏共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西方”“自由”“人权”“现代主义”等意识形态化，高度警惕西方文学艺术、限制出版和阅读白银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等等，导致苏维埃文学既失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以内涵深沉和言语柔性去激活国民认同国家的功能），又不能和西方沟通，造成在“战术”水平上难以和西方文化冷战策略匹敌：（西方充分利用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放大启蒙主义运动时代的“人性”“自由”等概念的普遍意义；苏联主要借助十月革命以来反西方资本主义的惯性并把它国家意识形态化，有意识地掩盖18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自由面对西方和反思西方价值观的传统。西方遏制苏联，得益于把这种战略描述成反专制主义（totalitarianism）、维护人权和张扬民主等崇高行为，是避免热战的冷战行动，这不仅吸引原本就不满苏联的保守主义文学家参与，甚至诱惑了各国原本左翼的知识分子转向，形成声势浩大的国际性反苏阵营；苏联却借助作协的庞大行政资源，去实践国家反冷战的意识形态，既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又使苏联文学界内部分裂为“苏联作家”和被苏联拒绝的俄语作家，而不被作协接纳的境内外俄罗斯作家虽然未必接受“西方”，但最终结果如布莱特曼（Carol Brightman）《创作的危险：玛丽·麦卡锡及其世界》（1993）论及50年代初苏联使文学艺术成为冷战在审美领域的延伸时所说的情形，“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可以转换为美国进步传统的优势，这样的设想取得了成功”[44]，以至于后苏联俄国仍不断批评苏联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干预。面对这场使苏俄文学界牺牲巨大、西方知识界也损失惨重的文化冷战，给后人留下很多疑惑，按德国杜伊斯堡劳斯-艾森大学现当代史教授劳斯（Wilfried Loth，1948- ）《苏联矛盾性表述，西方夸大其词的叙述》（2011）所说，战后伊始苏俄通过强化自身共产主义的普世性，强调东方的正统性，造成在事实上与西方冷战战略错位，而西方利用苏联的失误，夸大“自由”“人权”“现代主义”等普适性、共产主义的危险性，加剧苏联在所有与冷战相关的重大论题上自相矛盾，进而文艺政策前后不一致现象频现，双方也由此错过合作和克服冷战的机会[45]。其实，此前库津克（Peter J. Kuznick）和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的《美国文化和冷战》（2001）已批评道，“冷战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但我们通常考虑的冷战文化的许多方面，很可能比冷战本身伴随我们的时间更长。虽然实质上冷战形成并扭曲了美国生活的每个方面，但广而言之，冷战时期根本上就没有产生一点新的美国文化。我们所定义的最重要的冷战文化特征，是长期社会潮流和政治精神文化的结果，它由来已久，只是在此时复兴和被刷新而已”[46]。苏联和西方把文学艺术纳入冷战，加剧了本国民众焦虑、世界局势紧张、耽误人类在审美范式上的创新等触目惊心的历史情景，尤其是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在后冷战时期，的确需要我们深思。同时让我们反思的还有：冷战压力，导致苏联的文学格局分化，反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给我们认识冷战历史进程和苏联问题留下了宝贵的资源；与此同时，欧美许多文学家同样面临冷战的威胁，却未能如苏联那些境外和地下俄罗斯作家那样敢于强烈批评体制，而是持续推出加剧这种威胁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此反差，使我们也不得不重新面对冷战时期的西方文学。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 Andrew Hammond（ed.），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 Routledge，2006.
[2] David Caute，Politics and the Novel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Brunswick &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0，p.2. 这种论述还落实到一些具体研究中，如休斯（Theodore Hughes）《冷战期间韩国的文学和电影：自由的前沿》（2012）。
[3] Derek C. Maus，Unvarnishing reality：subversive Russian and American Cold War satire. 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1，p.ix.
[4] А.Синявский，Основы совет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Аграф，2001，C.55-68.
[5] Derek C. Maus，Unvarnishing reality：subversive Russian and American Cold War satire. 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1，p.xii-xiii.
[6] Arthur Miller，Timebends：A Life. London：Methuen，1987，p.82.
[7] 德瑞克·李波厄特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5页。
[8] Георгий Корниенко，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M.：Олма-Пресс，2001.
[9]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23～24页。
[10] Р.Д. Тименчика（ст.），Реквием. М.：МПИ，，1989. С. 236-238.上注《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也收录该演讲（第39～69页）。
[11]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329～346页（附录有凯南文章）。
[12] Winston Churchill，“The Sinews of Peace”，The New York Times，March 6，1946，p.4.
[13] John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82.
[14] 转引自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25页。《新政治家》编辑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该作原名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文化冷战：中情局和艺术文学界，New York：The New Press，2000），披露了中情局隐蔽参与文化冷战的大量事件，本文选用了若干被俄文和英文维基百科确认为公共知识的案例。马歇尔计划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战略意义，导致少有人深刻揭示西方经济的意识形态问题，历次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多是强化如何修缮这种维护西方利益的经济体制，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开始反思，但变革之路已是困难重重。
[15] Walter Lippmann，Cold War：A Study in the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Harper，1947，p.18.
[16] William Colby，Honorable Men：My Life in the CIA.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8，p.101.
[17] John Curtiss & Alex Inkeles，“Marxism in the USSSR—the Recent Reviva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ept. 1946.
[18]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46（第二天《纽约时报》转载了斯大林的这次谈话）.
[19]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第26～36页。
[20] Jonathan Haslam，Russia’s Cold War：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the Wall.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78-79.
[21] Alan Bulloc，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Vol.3（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1945-1951）. London：Politicos publishing，2002，p.352.
[22] P. Anderson（ed.），Orwell in Tribune：As I Please and Other Writings，1943-1947. London：Matheun，2006，p.249.
[23]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1992，С.150-151.
[24]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Henry Hardy ed.）.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xxi. 编者收入该文时易题为《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艺术》（The Arts in Russia under Stalin）。
[25] 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柏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8页。
[26] Nicolas Nabokov，“This is Our Culture”，Counterpoint，Vol.17（May 1952），p.15.
[27] Tony Tanner，City of Words：A Study of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London：Jonathan Capem 1971，p. 18.
[28] Albert Belyaev（trans.by Doris Bradbury and Natalie Ward），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literatur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US Sovietologist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8.
[29] Leo Gruliow（ed.），Current Soviet Policies：the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19th Communist Part Congres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after Stalin’s Death. New York：Praeger，1953，p.256.
[30] Andrew Hammond（ed.），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 London & NY：Routledge，2006，pp.31-32.
[31] 《纽约时报》1949年3月28日刊文《肖斯塔科维奇号召全体艺术家起来反对新法西斯主义者》，报道了肖斯塔科维奇发言主要内容和代表们反映，“一个看上去孩子气的、戴着眼镜的音乐家得到了800人欢呼”。
[32] Eva Cockroft，“Abstract Expressionism：Weapon of th Cold War”，Artform，vol.14（10 June 1974），p.350.
[33] 转引自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第283页。
[34] Mark Carroll，Music and ideology in Cold War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7-168.
[35] 转引自桑德斯《文化冷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第133、136页。
[36] David Caute，Politics and the Novel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Brunswick &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10，p.5.
[37] James Petras，“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Revisited”.Monthly Review，Nov. 1999.
[38] Инностр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1966，С.246.
[39] Stephen Spender，“We Can Win the Battle for the Mind of Europe”，New York Times，25 April 1948.
[40] 弗朗西斯·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2002，第88～89页。
[41] Caryl Emerso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92-193.
[42] 弗朗西斯·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第306页。
[43] 埃里克·方纳著《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00页。
[44] Carol Brightman，Writing Dangerously：Mary McCarthy and Her World. New York：Lime Tree，1993，p.87.
[45] Raffaele D’Agata，Lawrence Gray Lanham（ed.），One more “Lost Peace？”：rethinking the cold war after twenty years. 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1，pp.3-12.
[46] Peter J. Kuznick & James Gilbert（ed.），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 Washington &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p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