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简要评述及本书指标选取

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来分析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间的选择问题，因而，学者们在借用其他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时，在某些方面所得结论时有矛盾，实证检验也恰恰反映出这一点，这就使得理论假说分析的非完善性进一步显现。并且，实证检验所用数据样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欠缺代表性和针对性，绝大部分样本为截面样本，且包含了多个母国和东道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跨国公司投资活动在国别特征上是有着根本差异的，不同的东道国彼此间在文化差异、行业特征等方面差异也很大，在使用截面数据样本的情况下，回归结果就很难反映出某一类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特点，因而各学者在采用不同样本所得结果上互有抵触也就在所难免。虽然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的相关知识和建模技巧，通过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东道国层面的影响因素，但是这一类研究目前还得不到实证检验的支持，如Buckley & Casson（1998）、Muller（2001）、Mattoo et al.（2003）、Eicher & Kang（2005）。^[6]

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除了在理论上继续完善之外，在实证研究分析中也应该考虑到投资国别、行业以及企业间的差异性，通过选择“一对一”的样本，即单一母国对单一东道国，来检验各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以求区分出某一类跨国公司和某一类东道国的异质性特征，通过实证结果进一步完善理论分析。

我国企业今后走出去应选择哪一种投资模式？由于我国企业大都规模偏小、技术含量不高、欠缺国际竞争力，也缺乏成熟完善的管理控制体系，因而，应该针对东道国和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科学高效的投资模式。当所要进入的目标市场是商品经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时，为弥补企业自身的不足，我国企业可以采用跨国并购模式，既可以获取发达国家企业中现有的技术资本信息优势，也可以得到一整套成熟完善的人力资源控制体系，同时还可以缩短自身应对新市场竞争压力的反应时间，巩固国际市场份额。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可供企业并购的候选对象也较多，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更有可能获得“廉价物”。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大都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起公司制，东西方交流也使得企业间的文化差距日趋缩小，这也为并购后解决企业整合问题提供了帮助。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市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缺，还很难获得我国企业走出去所急需的无形资产优势，并且，相对而言，我国企业投资于这些区域也不存在技术资本的瓶颈，而往往这些市场又大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获取完全支配权，我国企业可以实施绿地投资。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都存在着瓶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需耗费较长时间，新产品生产在这些区域具有较长生命周期，因而时间上也允许我国企业采用绿地投资。

目前，国内对外资与经济安全关系的研究也仅仅是侧重于通过搜集某些行业层面的数据，例如，外资市场占有率、品牌控制率等来说明外资进入对国有经济的危害；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也仅仅局限于国民经济在应对外资冲击时所应具备的抗危机、抗风险能力。

加入WTO过渡期在我国的终结，外资开始在中国大陆广泛掀起了并购浪潮，外资并购来势汹汹，在WTO平等、自由原则宗旨下，企业并购、资源的优化重组已经是大势所趋，国家很难再像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和控制，而目前又鲜有文献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对外资并购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如何在经济学理论范围内定义国家经济安全，如何发现跨国并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传导机制，将是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难题，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间的深层次作用机制这一方面展开。

通过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总结，我们发现近期研究主要从东道国国内市场因素出发，分析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国国内市场状况，有鉴于此，根据本书后文分析需要，我们将把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本土企业生产成本等因素纳入跨国并购的分析框架之中。而对于东道国经济安全状况的衡量，国内研究大都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方案，但是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概念，我们可知利润和福利通常是衡量理性人状况变化的常用指标，有鉴于此，在后文分析中，笔者将采用东道国行业利润和社会福利作为东道国经济安全变化的依据。

[1]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外部市场通常大都只能成交一些有形的物质产品，而对于某些中间品（如原材料、零配件、可贷资金、特定生产知识等），尤其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Firm-specific asset）在外部市场交易时通常都会招致很高的交易成本，因而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就会采用内部化方式，通过组建企业科层形式来获取中间品以及利用企业专用性资产，相比较而言，这种内部化方式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成本。

[2] Ansoff（1965）将协同优势定义为两种产品市场上的联合效应，当企业同时经营两个产品市场时，所需成本比单独在两个市场上经营所需成本之和要低，或是所需投资比单独在两个市场上经营所需投资之和要低，或是销售总额比单独在两个市场上经营的销售额之和要高时，就产生了协同效应。笔者认为，跨国并购中的协同优势是指母国企业并购目标企业之后，企业总的经营表现要超过原来两家企业分散经营时的表现之和。

[3] 杠杆效应指由于举债筹资使权益资金报酬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全部资金报酬率变化幅度的一种现象。

[4] 表2-4中概括的是绝大多数学者根据四种理论预测所实证检验的因素，而不少学者在实证检验时，亦将子公司的所有权控股程度以及投资时间这两类因素也纳入方程，因而我们也将其归纳到表2-4中。

[5] 各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放松，见《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1998、2000）》；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后来者以更加快速的反应来应对竞争威胁；产品生产周期的缩短，使得绿地投资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对跨国并购的需求进一步上升。

[6] Buckley & Casson（1998）的开拓性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结构和竞争强度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之后，Muller（2001）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东道国市场结构、竞争强度以及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的变化会影响跨国公司不同进入模式的成本，进而影响到其对投资模式的选择。而Mattoo et al.（2003）则通过加入技术变量来继续研究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其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结构与跨国公司技术水平的交互作用会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Eicher & Kang（2005）则以Hortsmann & Markusen（1992）的模型为基础，通过加入市场规模、关税、运输成本等一系列东道国因素来分析跨国公司最优进入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