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据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农民工数量逐年增长，截止到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是1983年的79.5倍。这些大部分年龄在20～40岁的青年人一方面用他们澎湃激越的生命力给城市经济注入巨大活力，一方面又以他们迷茫无序的躁动给城市生活带来强烈冲击，他们正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写着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当今及未来二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届时将有数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口转移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能否引导这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市民化，将直接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有效构建。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视野及其理论系统性来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首先，在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方面，已有研究大多是通过案例观察和现象描述来进行定性分析，缺少对农民工市民化状况的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这使得当前对农民工从城市进入实现市民化的一般路径、总体情况、内在规律和发展前景了解得尚不够深入。其次，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方面，已有研究虽然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制度学等多种角度展开，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仍显不足。最后，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发展路径方面，已有研究或是偏重于强调宏观结构的制度变迁，而忽略了变迁中农民工的能动性实践；或是偏重于强调农民工自身的资本积累和社会适应，而忽视了个体适应所需要的整体环境和宏观结构背景，因此常常出现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断裂。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6CSH007）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针对上述问题，作者通过对北京、杭州、东莞等外来农民工集中的典型城市进行实地调研、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和资料。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制度学的理论知识和比较研究、计量分析等工具，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究，着重探讨了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过程，以及其宏微观影响要素的内在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本书共分为7章，主要结构与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作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回顾与评价，并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方向、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通过对农民工集中的典型地区、典型城市进行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为主要视角，分析研究了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状况。并根据当前农民工内部出现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迅速崛起的实际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状况进行了专门研究。

第三章，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从经济生活层面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就目前学术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并特别强调和研究了实现充分就业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运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分析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从社会生活层面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网络重构、再社会化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阐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及其内在相关性，强调了弱关系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作用。

第五章，运用制度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生活层面研究分析了制度安排、政策设计等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影响，指出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门槛正在逐渐弱化，但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差别化福利安排所导致的较高市民化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而如何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将成为未来政策的改进方向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之举。

第六章，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对国内外典型地区、典型国家推动农民市民化的具体做法进行梳理与比较，总结和归纳其主要经验。同时，以杭州为案例，对地方政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做法、政策设计及主要经验进行系统地剖析与总结。

第七章，在上述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炼总结本书研究的主要结论。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促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既是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问题，本书的研究仅仅是开始，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书中提及“随着各地改革的步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门槛正在逐渐弱化，但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差别化福利安排所导致的较高市民化成本，正在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作者本已沿着这一思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测算，但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差异极大，而作者现有的研究仅限于少数几座城市，尚不足以从国家层面对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摊机制及未来的政策改进方向提出建议，受出版时间的限制，只能暂时将这一章的内容拿下。又如，受研究经费的限制，本书的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目前只在外来农民工集中的东部三大都市区及其代表城市中进行，尚缺乏对中西部城市的关注和系统研究等。而这些都将成为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

最后，谨对所有在本书研究、写作、出版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学者、同事和部门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的缺点及疏漏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笔者

2011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