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疾病与社会地位、身份之间的关系
在肯尼亚北部的萨布鲁国家保留区住着一支游牧人群，斯宾塞（Paul Spencer）生动地说明了在当地文化背景中，人们对癫狂状态的世俗性解释。在当地称年龄在15～30岁未婚的萨布鲁男子为莫兰（morans），他们会在特殊情况下很快进入癫狂状态。一旦他们度过了莫兰期，则被视为成人并结婚，这样就不会再摇摆（shaking）身体了。因为当地文化认为一个成年男性不应该有那样的表现。当地所有癫狂体验绝对没有与神灵附体联系起来。与萨布鲁部落很相似的新几内亚的阿贝兰（Abelam）部落，一些年轻贫困的单身汉有时也会出现所谓的附体征兆。在这些人出现附体征兆时，他们被称为“聋子”，他们会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痛苦和不可控制的暴力。他们如果能忍受这一折磨，就会迎来人们的尊敬，但是没有人将这一症状归结为神灵附体。[16]
在南非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布须曼人，癫狂是男人的专权。他们通常会释放人体内的神力（the power of the spirit in the human body）去和那些引起疾病的邪恶力量战斗，治疗受到邪恶力量伤害的人。在舞蹈治疗仪式（有歌唱伴奏和拍手动作）中，成年男子会通过自我调节进入癫狂状态。据称在这种喧闹的氛围中，神灵（魂魄）会使一个人热血沸腾，从而进入他的头脑中。此刻，个人的感知系统停止工作，眼前的东西越来越小，似乎要飞起来了。最后，灵魂离开了身体，开始与那些引起布须曼人恐惧的疾病和死亡战斗。与此同时，男人把手放在病人的身上，将汗液揉搓进他们身体里，直到他们相信病已经治愈。[17]
索马里人把一种附体看作是疾病，它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从失望、情绪激动不能自已到身体机理失调。人们认为这种附体是因为邪恶精灵或魔鬼的侵入。如其他伊斯兰社会一样，索马里人相信精灵（Jinns）会化成人形躲在黑暗、空旷的角落里对毫无准备的人们施毒。人们认为这些恶毒的精灵是受嫉妒和贪婪、饥饿驱使。人们用萨尔（Sar）这一词语同时指代这种精灵和他们引起的这种疾病。人们认为那些疯疯癫癫的人们是萨尔进入他们的体内并附着在他们身上。
这些恶毒精灵主要袭击的对象是女性，特别是已婚妇女。她们遭受强大压力、在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生存、养育孩子，有时还被丈夫忽视。她们的丈夫有时会突然或经常性地随着商队出行，或者要遭受其他妻妾的嫉妒，同时还要面临婚姻解体的危险（在索马里社会，离婚率很高，而且是男人说了算），她们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
一些女性一旦得病，不管有什么身体特征，都自称被萨尔精灵附体，她们都会假借萨尔的口吻向她们的男人们提出要求，让他们为自己购买华丽的服饰、昂贵的香水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很少达到目的。当然，萨尔神灵有自己的说话方式，但是只有女性萨满知道怎么做而且要为此付费。只有患病的女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再经由萨满主持、其他女人参加的舞蹈仪式（打萨尔精灵）的治疗，这个女人才可能康复。即使做了上述事情之后，萨尔精灵对该女性的折磨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减缓。
那些被索马里妇女称为萨尔附体的疾病，她们的丈夫则称之为伪（诈）病，并认为是女人经常用来欺骗男人的一种鬼把戏。通常有钱人家的女性患萨尔病的人要比家里贫困的女人多得多。女性则诡辩说萨尔精灵只袭击有钱人家的女人，其他的神灵则骚扰贫苦人家的女人。人们说萨尔精灵恨透了男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在索马里社会中，女性通过萨尔神灵来对抗丈夫的漠视和伤害。在索马里社会里，女性没有足够的家庭安全感，同时在受到男性欺压时也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她们只能求助于神灵附体，并以此为工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愤懑及自己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18]
在埃塞俄比亚（此地的神灵是Zar），穆斯林社会的苏丹、埃及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以及阿拉伯的海湾地区也有类似的附体现象。那些遭受折磨的女性不能自我保护，她们也不应该为这些侵扰承担责任。因此，她们都应该是无可指责的，责任不在于她们而在于那些神灵。对所有关心疾病和治疗的人来说，这种女性附体崇拜是掩盖在女性保护运动下，是反对单一性别霸权。因此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在两性斗争中，女性在不能通过直接的手段达到她们的目的时，它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进一步说，它保护了女性免受男性的“压榨”，为女性掌管她们的丈夫和男性亲属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19]
一些研究者发现，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附体多发生在女性身上，而那些附体的精灵被认为是有害的、邪恶的精灵，满怀恶意、怨恨，性情多变，但是绝没有将它们与道德联系起来或者与其伤害人的行为联系起来。人们会认为这些神灵来自外部社会（不是附体的女性生活的社会），可能是敌对民族的神灵，所以这是当地两个有竞争关系的集团不友好的体现。如果它们更喜欢选择女性作为“牺牲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女性是依附性的，是外来者的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与神灵的属性、神灵折磨的方式、受害人的身份地位都很吻合。这种外来（周边）崇拜（peripheral cults），也经常包括那些在严格的阶层社会中遭受歧视的男性。外来者附体（peripheral possession）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因此不能将它错误地解释为一部分女性的歇斯底里症状。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男性也有被外来者附体，虽然表面上是治疗神灵引起的疾病，实质上它表达出政治地位低下的人群的抗议之声。在这种情景下，附体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当作一种有效的表达，通过它这些人试图要引起社会的注意和他人的尊重。谷姆（Gomm）将之称为“弱者的讨价还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