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行动体”和美国亚太政策转型

赵全胜/文

导读：2011年，奥巴马总统宣布“重返亚洲”，这就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另一次政策转变。

围绕“战略行动体”（SACF）的概念及其在美国亚太地区外交政策中发挥的关键职能，本文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日同盟新准则的形成过程进行个案研究。这项研究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历史背景和动态变化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分析。特别是，它提供了一个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以及后冷战时代开始时对日政策辩论的内部运作的深入审查，还包括中国对这种变化的反应的讨论。

本文不仅强调战略行动体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还讨论了形成战略行动体的必要条件：第一，推动政策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三驾马车”；第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第三，长远的战略思维；第四，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思想，敢于提出反潮流的意见；第五，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允许非主流派充分发表与主流意见不同的反对意见；第六，具有高度行政能力的执行者来进行新政策的操作和实施。

2012年是亚太地区大国领导政权更替的关键年。中国将从第四代领导向第五代领导全面交接，美国也面临对其今后走向十分关键的总统大选年。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政策进行了重新部署，这在亚太地区引起了高度关注。但这并不是“二战”以后美国亚太战略的第一次转型，事实上之前美国对此已经做过多次重大调整。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是这一战略转型的一个突出案例。本文试图集中论述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所出现的“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行动体”（以下简称“战略行动体”）这一现象，及其在政策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美国的这一“战略行动体”包括三个层面的因素：第一，由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领导人和顶级专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发展中，洞悉潮流，捕捉新的战机；第二，由专家、官员通力合作，从新的战略视角上提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思维和政策转变；第三，在这个新的政策指导下，外交与战略政策全力合作、协调落实，确保新政策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以上就是“战略行动体”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几个重要因素和步骤。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是与一些必备的内外部条件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在本文的结语部分还要进一步加以总结。通过这一案例研究，将对美国的亚太政策和今后中美关系走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