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社会工作专业是源于西方宗教实践并从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门助人自助的专业，其同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社会工作的目标在于重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改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增进个人、家庭及群体社会间的社会功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工作已然跨越国界与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可以帮助个人、家庭及社会发展的普适性的制度安排。
在十几年的社会工作专业学习、教学、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除了自身不知不觉被这个称之为“天使般职业”的助人专业吸引之外，我始终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这种发端于西方文明并且带上极其深刻西方文化印痕的专业如何能够在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落地生根”？中国固有的一整套传统的助人体系如何“嵌入”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专业信念、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巧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展开对话或进行弥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助人行为惯性与人际交往形式如何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助人方法？等等。在深思以上问题的时候，我有幸在香港理工大学的课堂上聆听了叶锦成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健康辅导”课程。叶教授一直在探究现代与传统、西方学科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表面现象与深层意义、集体现象与个别差异等问题。叶教授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课堂下，都极有亲和力，待人宽厚，使我在迷惘的时候敢于畅所欲言，也不知不觉养成了大胆假设的学术思维和跨学科研究的习惯。叶教授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因素，与西方精神健康进行对话，并寻求之间契合点的研究路径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激励。
我国的港澳台学者较早关注到社会工作在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韩明谟教授以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与素质展示出中国社会工作坚持“人本观”“综合观”与“中和观”的重要性。他提出：“一个社会工作者是一个注重实务的工作者，并非是一个哲学家。其在日常的实务工作中接触的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一定的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社区、家庭的实际中活动和发生的。因此，一个社会工作者必须了解他和他的工作对象所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和文化，否则工作是做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工作者不能把西方社会的那一套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完全照搬到中国来的原因，反之亦然。但不同文化也不是相互隔绝和孤立的，既不能实行文化的‘门罗主义’，也不能实行文化的‘沙文主义’。”韩教授进一步强调：“社会工作在本质上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过去是，将来也一定会产生更加璀璨的社会工作，培养出更加出色的社会工作者。”这种持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产生积极而且重要影响的观点基本上代表着整个社会工作学术界的主流。
大陆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关注几乎伴随着整个二三十年来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研究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的王思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的何雪松教授和厦门大学的童敏教授。王思斌教授从中国社会传统的“求与助”关系出发，深入研究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要善于发现两种社会工作的亲和性，注重我国的体制和文化特征，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何雪松教授在注重梳理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现实转向的同时，一直关注和研究西方社会工作文化根基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关系。其认为：“本土思想资源对于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它也会为反思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可能为建构一个本土性和世界性兼有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基础。”童敏教授的观点恰恰与何雪松教授的研究产生呼应与共鸣。童教授一直致力于西方社会工作哲学理论根基的学理性反思与批判，亦特别注重将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精神康复领域的具体情境中。他在分析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出现多种转向和内在隐忧的同时，强调“作为纯粹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怎样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是每一位中国社会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其进一步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假设——人是现实、理性的人，这种将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人为割裂的做法使得西方的社会工作辅导的专业化策略显得十分模糊和凌乱。而中国文化始终把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视为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整体，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的自我包含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两个不同部分的交流和作用，强调透过不断超越自身的限制，与更广阔的生命连成一体。这种整体性思维有利于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三个维度（对什么开展专业服务，怎样开展专业服务及如何维持专业服务的效果）整合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将西方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中国本土处境的简洁、快速而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方式。显然，以上这些研究智慧直接或间接成为本课题开展的重要智库资源。
既然知识是人类之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们必然沾染有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色彩，也烙印着特定的思维模式，当然也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思维行动模式等的影响，显露出特殊的行事理路。
基于此，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一方面是中西方文化及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定的社会常常通过自己的文化生产出特定的需要，人的问题与需要是由既定的社会所界定的，是文化秩序的一部分，并且通常是通过社会途径来满足的。受西方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影响，社会工作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服务对象个人价值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主张服务对象自决，具有特别强烈的个人主义特点。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个人—社会”的二元结构，而中国是“个人—家庭—社会”的三元结构。家庭及“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的整体、内敛、面子、人情、关系、秩序、道德约束等文化因素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警觉到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这些文化差异，加强当中不可调和的文化价值差异的对话，重视研究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契合因素。另一方面，从我国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到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要素并非同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完全对立或冲突，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有效对话，彼此取长补短，不断调整社会工作在中国推行的本土适应性，建构真正适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文化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文化。
本书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试图在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之间建立起一种实质性的关联。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基本是叙论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本土性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相结合。为了所表达的观点能够反映本人在这一领域的思考及基本框架，结合几年来在漳州师范学院讲授“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程的提纲，我将全书的内容设计为八个篇章。
第一篇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跨文化契合问题，提出社会工作必须主动调整自己长期以来在西方坚守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模式去适应中国具体的文化情景，在与中国具体国情的跨文化对话中寻求契合的交集及合作路径，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维度及特性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助人方法。
第二篇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与儒家文化，重点强调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想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儒学是文化，其对中国人政治与社会秩序架构的影响是深远的；儒学亦是生活，具有强烈的草根性，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社会伦理至今仍然是儒家式的。儒家文化的很多元素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体系本身是不谋而合的，如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儒家文化也有一些理念是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相背离的，如“三纲”里的等级观念与歧视态度是社会工作致力于改变的。研究儒家文化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无法逾越的门槛，毕竟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甚至灵魂。
第三篇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与道家文化，阐述道家文化所崇尚的尊道贵德、自然无为、虚静守柔、大公无私、不争谦下、法天贵真、尚中和谐等品格，不仅影响了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和行政模式，而且深深地渗透了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与行为模式中一种潜在的价值指引。道家文化由于其形而上的哲学式论述一直以来就很受西方人追捧。道家文化中以“道”为中心展开的对于宇宙、社会与人的论述对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影响至深。如果能够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发挥道家探索自然、关爱自然、注重身心和谐、崇尚个性自由与社会民主等积极元素，融入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方法与知识的本土性建构，道家文化必将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制度化与专业化提供难得的智库支持。
第四篇是中国佛学精神嬗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强调中国佛学关于入世之中追求出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历程中同样面临佛学当初进入中国的处境。佛学进入中国以后，面临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挑战。但佛学十分注意外来文化本土化适应的重要性，其注重依附统治阶级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不断地努力调和与儒道的关系，极力证明佛学与儒道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直至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并且嬗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从佛学的中国嬗变和精神内涵改造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启示，同时可以与中国佛学精神的哲学内涵、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与助人行动相契合。
在第五篇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家”文化中，本书认为“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家”文化。由“家”文化衍生出来的宗法制度及伦理制度是维系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尽管历经时代变迁，“家”文化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人心灵深处，在平衡社会道德力量和约束个人行为规范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家”文化功能的超越性发挥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公民社会建构、公共空间拓展及个人主义的发展。因此，要顺利推进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就必须提升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文化的契合度，建立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实质性关联。
第六篇主要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本质的关系、当下中国陌生人社会中的求助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道德伦理的关系等三个问题，提出社会工作将助人当成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工具性目标的最初追求使得从业者必须认真对待“助人”过程的真正含义。也就是，如何理解和实施助人活动就是社会工作的关键。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意境中，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应该有新的解释。
第七篇是面子、人情、关系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强调面子、人情与关系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常见，影响最广泛的一组心理和行为因子。这三个维度相互包容与相互影响，并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与人际互动的最基本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外交上的走向。对于西方人或是西方文化来说，理解和研究中国人的面子、人情及关系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关键，更是打开中国人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面子、人情与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约束中国人道德行为自律的一个重要考量，在其影响下，中国的助人与求助行为一样渗透着面子、人情与关系的文化基因。面子、人情与关系的文化影响力直接左右着社会工作助人活动的求助关系建构，同时社会工作助人行动需要求助者主动叙事的专业惯性会在面子、人情与关系的文化约束中遇到很多麻烦。面子、人情与关系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概念，研究知识层面的面子、人情与关系文化的特点及运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浸淫下的中国人行为及心理习惯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八篇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回应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下问题，重点讨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关系、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建构社会工作专业文化的重要性等。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本书尚未能提出宏大叙事式的社会工作理论，也未能采取定量的研究技术线路来证明书中某一个观点的科学性。面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宏大议题，身处学术边陲，资源短缺，加之本人生性愚钝，更觉得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里，我还只能算一个新兵，每天还只是诚惶诚恐跟在大师们后面摇旗呐喊当下中国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本人对儒家的文化体系、道家的思想内涵、佛学的精神实质、中国的面子—人情—关系文化等只是略知一二，尚不能全面而深入地把握这些支撑中华民族绵绵生息的文化根基。因此，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或提法可能是幼稚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希望能得到行家老师的批评与指导。必须提出的是，本书的完成借鉴和参考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前期研究成果，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标明出处，但由于行文和篇幅所限，有些难免疏漏，未能一一注明，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歉意。
书稿算是完成了，暂时告别那一段满桌都是堆积如山的资料，满脑都是助人情怀、社会公正使命与传统文化思辨语境的梦魇式日子。闲暇之际，往事历历，不由得静下来去梳理和反思自己踏上社会工作专业学习、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心路历程。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许莉娅老师、陈涛老师和史柏年老师，是他们引导我踏入社会工作之门；感谢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班的阮曾媛祺老师、叶嘉宝老师、叶锦成老师、朱志强老师、列小慧老师、陈沃聪老师、王思斌老师等，他们是我这段心路历程的领航人，他们不仅给我指明了远航的目标，还亲手教会我练达的导航技巧；感谢几届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班的众家学兄弟姊妹们在共同学习、砥砺、休闲与生活中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尤其是王爱丽、黄红、梅岩等同窗好友的长期支持；感谢漳州师院我亦师亦友的韩真老师、郑镛老师、邓文金老师、张晓松老师等多年以来的启发与鼓舞。回想这些，真叫人回肠荡气，心存感恩。
最后，感谢父母双亲赋予我健康的躯体与乐观的性格，培养我宠辱不惊和善待众生的憨厚心灵。感谢我的妻子这些年里一直在背后给予的默默支持。感谢女儿给了我生活延绵不断的幸福感与生命激情。本书的完成，并非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未竟之事的阶段性总结。相信自己会用一生的力量来书写自己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与研究之路的一点一滴。
黄耀明
2012年9月9日于漳州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