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培训与外出的社会动员思考
——以新疆柯坪县为例
潘鸿雁[1]
柯坪县是位于新疆南疆地区的一个国家级少数民族贫困县，地处戈壁荒漠，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该县属严重缺水地区，全县有100多万亩可开垦荒地，大多数地势平坦，土质优良，但因水资源缺乏，播种面积仅占可耕地的3%，这极大地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其农业区用水主要依靠2处泉水汇流。在民族人口分布上，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柯尔克孜、回等民族交错聚居。其中，维吾尔族33179人，占总人口的97.34%；其次为汉族，有909人，占2.66%；其他民族人口均很少。因而，柯坪县属于典型的维吾尔族聚居区，较多地保留了维吾尔族的传统风俗、生活方式等。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柯坪县如何克服脆弱的生态环境，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走向和谐社区建设，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
一 困境中的抉择：劳动力转移
过去，人们用三句顺口溜来形容柯坪县。第一句：“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全县听，半脚刹车出了城。”这是形容县城很小。第二句：“一日三餐一个馕，蹲在墙根晒太阳。”这是形容农民们懒散的思想。第三句：“轻工业烤馕饼，重工业钉马掌。”这是形容极为落后的工业。三句话极为真实而形象地描述了柯坪县的过去，柯坪县整体上是一个贫困落后、资源匮乏、生态恶劣的少数民族小县城。1985年，该县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
面对柯坪县的现状，寻找一条科学合理的发展之路，使该县摆脱贫困，走出困境，成为县领导班子的首要任务。俗话说得好，“要想引凤，先得筑巢”。环境是一个县城的外衣，外观不美，就很难使居民安居乐业，就很难吸引外界的投资。从1999年起，该县开始绿化荒滩，改善县城生态面貌；筹措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盘活旧厂，建立新厂。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柯坪县的发展。如今，柯坪县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一位维吾尔族老农民说：“柯坪县变化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几年的时间，我们县变得这么漂亮，变成大城市了。”在环境改变的同时，柯坪县的工业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地发展起来，2006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771万元，招商引资共计8500多万元，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在改善环境、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一条新的发展战略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富余劳动力转移。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稳步推进城镇化，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加强农民工培训，多渠道实现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柯坪县下辖1个镇、4个乡。据2007年统计，柯坪县总面积8977平方千米，总人口近4.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万人，占总人口的近80%，农村富余劳动力9000余人。由于自然条件艰苦、生态环境恶劣、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匮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柯坪县依然存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招商引资难，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增收。在资源有限、人多地少、工业发展空间不大等现实条件制约之下，要实现农民长期稳定增收，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就必须明确重点、选准突破口。在全国劳动力外出打工浪潮的席卷下，柯坪县劳动力转移也经历了一个摸索阶段，并最终被确定为全县农民增收的重大战略举措加以动员实践。
一开始，农民被动员组织到邻近农业团场从事短期务工，如2004年，柯坪县组织近8000农民工，到兵团农一师、阿瓦提县拾棉花，创收755万元。作为外出打工模范的柯坪县盖孜力克乡的村民木合拜提一家家境并不富裕，全家6口人，有3个劳动力，靠着2.5亩耕地过日子，一年到头缺吃少穿，2002年全家人均收入只有1200元。不满足现状的他经常抽空到乡文化站翻报纸，找致富信息，还积极参加县、乡举办的各种科技技术培训。2004年8月，他听说乡政府要组织村民到外地打工，就带着3个儿女和村里的40个青壮劳力集体到农一师二团场拾棉花。这次外出拾棉花，木合拜提一家净挣5200元，家里的人均收入增加到2200元。他把挣来的钱投资发展家庭养殖业，并打算以后继续外出打工创收。
短期外出打工基本上以秋季农忙时节到邻近团场拾棉花为主，增加了一些农民的收入，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许多农民依然在其他时节无所事事。从当前柯坪县农民人均收入构成分析看，种植业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54.7%，畜牧业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23.7%，而劳务输出仅占农民人均总收入的16.1%。在全国劳务输出收入已占到农民总收入的50%，在全疆这一比例是25%，因而，柯坪县劳务输出增收的空间还很大。县委、县政府根据柯坪县实际，在总结几年来农民外出打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确定2007年乃至今后五年内“三农”工作的重点是：以农民技能培训为突破口，狠抓以培养新型农民为主的劳动力培训，实现大规模劳动力异地转移，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体战略目标为：积极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力度。首先，要大力开展农民高技能培训，培养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工人；其次，要继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坚持长短结合、就近转移的原则，组织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向外输出，实现非农转移，从而致富农民；积极协调县内基建项目，尽可能多地吸纳本地劳动力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使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创收；继续抓好以短期拾棉花为主的季节性劳务输出，不断巩固当前农民增收基础。要针对农民增收难、收入低的问题，想方设法调动各方力量为低收入农户“找岗位”“跑岗位”“挖岗位”，加快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力争“十一五”末，低收入农户每户至少有一人在第二、第三产业岗位上就业，真正达到“输出一个劳力、脱贫一个家庭”的目的。
二 实践部署：培训与外出的社会动员
在劳务培训与输出这一战略目标之下，柯坪县委、县政府全面部署，各职能部门及各乡镇自上而下密切配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机构，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缜密网络。具体地说，就是组织力量，对全县城乡劳动力进行全面信息采集，建立县、乡、村三级劳动力信息资源库；建立和完善以县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核心、以5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站）和56名劳务输出经纪人为终端的就业服务网络体系。在财政资金方面，尽县财政之所能，拿出财政收入的10%作为专项配套资金用于劳动力转移培训，将“阳光工程”培训费、转移就业培训费、扶贫资金、教育费附加及财政配套等各项资金整合后捆绑式使用，专款专用，使每个剩余劳动力可支配的培训经费达到1500元，真正发挥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效应，确保城乡劳动力真正受益。为了使劳务输出工作稳步推进，全县还建立了四项长效机制：目标考核机制、高效培训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和规范运行机制。
在完备各级机构、完善各项服务体系，及建立基本的运行机制后，紧接着要做的便是对全县村民进行劳动力培训和转移的全面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人们在社会持久的、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动员的主体通常为政府或政党，动员的客体为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人的精神等，社会动员是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社会过程。社会动员的效果、广度和深度，取决于社会动员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上看，社会动员要以满足被动员者的实际利益为实现条件，一切脱离被动员者实际利益的社会动员都不可能持久。动员形式，即动员民众起来参与的方式或手段，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被划分为传统动员和现代动员、体制内动员和体制外动员、人为的动员和自发的动员、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等（孙立平等，1999）。社会动员形式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如在革命战争时期采用群众运动式的传统动员形式，在和平建设时期采用示范动员等（杨福忠，2001）。本文依据的分类标准是传统动员和现代动员。在这里，传统动员被界定为是以政治为核心，以集中统一、层层动员、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社会动员；现代动员是指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的社会动员（周治滨等，2006）。
柯坪县在动员形式上，体现了以传统为主、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开动员大会，入户宣传，依靠各级组织，将政策、信息、观念等通过领导层层传达、层层动员。另一方面，采取舆论宣传、传媒宣传等现代动员方式。其中比较典型的动员形式是召开各级动员大会。笔者在柯坪县做调查期间，正值全县劳动力转移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有幸参加了县、乡两级劳动力转移动员大会。
县级动员大会：县级召开“柯坪县劳动力转移工作例会”，参加者有县级领导、各乡镇领导（主要是各乡镇的书记）、县职能部门负责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有关领导等，既有民族同志，也有汉族同志。会议用汉语发言和交流[2]，副县长做了重点发言，对该县劳动力转移工作做了小结，指出了县劳动力培训转移工作面临的形势，与全疆，乃至全国相比存在的差距，明确了以后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在柯坪县必须将语言培训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以此作为转移就业的突破口。技能培训围绕两个方面开展，其一是就地转移，主要是适应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通过高效林果业再就业示范基地（指红枣业）和高新节水灌溉等项目的建立，培养新型农业产业工人；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第二、第三产业的用工需求，开展汽车驾驶、建筑泥瓦工等培训。其二是异地转移，主要是围绕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就业岗位需求，开展纺织、民族特色餐饮、电器修理、美容美发等培训。他指出了各乡镇在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农牧民培训积极性不高，基层工作人员认识不到位等。并细化了下一步的工作规划：着重抓落实、转成效、抓督促，落实目标责任制；举办大规模汉语培训；组织各方面的人士到地区企业参观学习；进行巡回演讲，加大宣传力度；尽快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等。其他领导做了补充发言，针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最后，县委书记做总结性发言，就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原则等宏观问题，概括了经验教训。比如，针对宣传方式的问题，他特意强调，在民族地区不可只用汉语书写标语，而应以维吾尔语为主、汉语为辅，否则，将事倍功半。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以聆听领导的传达讲话为主，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气氛较为严肃。
乡级动员大会：县级动员大会之后，乡镇领导紧急部署和落实本范围内的职责。笔者同样参加了其中一个乡的劳动力转移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县劳动人事局副局长、乡长、乡党委书记和9个村的村支书等[3]。这可谓乡村两级基层领导班子成员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劳动力转移问题。在会上，乡长、乡党委书记做了劳动力转移的总动员，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县劳动人事局副局长补充传达了县政府关于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政策，之后各个村的村支书就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些村干部提出，目前村民并不是很乐意接收劳动力培训和输出，不如多开垦荒地，或者是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种植葡萄、核桃等特色果木，以取代劳动力转移。由上可以看出，村领导对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本身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依然强调传统果木的种植，并没有意识到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大力开垦荒地是不现实的，劳动力转移正是在上述方案不可操作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是符合县乡实际的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基于一些村级领导对劳动力转移存在的认识误区，乡长和书记又重新做了解释，消除他们的顾虑和疑问。之后，各村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就如何宣传动员村民参加和接受培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以村级领导的讨论为主，气氛活跃，无拘无束，自下而上地总结出较好的意见和可行方案，是集思广益的讨论会，也是一次对村级领导的动员大会，引起了他们的思想重视，明确了各自的工作任务和重点。
对村民的动员是核心，政策的落实与否全在此，乡、村领导都格外重视。在村一级，除采用传统的广播宣传外，最常用的便是入户宣传的形式。首先摸清村里有多少富余劳动力，针对那些不愿参加培训的人家，逐户拜访，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笔者跟随村领导走访了几户人家，村民买买提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
买买提今年54岁，家有5个儿女：4个女孩和1个男孩。大女儿塔里木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乡里工作；二女儿在乌鲁木齐做生意；三女儿两年前毕业于塔里木农业大学，未找到工作，一直赋闲在家，帮父母做些家务；四女儿初中毕业后，很快结婚生子，在家务农；小儿子去年刚初中毕业，在家待业。
家有两个年青的剩余劳动力，又没有报名参加乡里举办的技能培训，这样的人家显然是村领导宣传的工作重点。通过访谈得知，母亲和女儿都希望早日工作，原因出在父亲身上，全家只有他一人反对，但他是一家之主，对家庭重大事务具有决定权。村领导重点做了父亲的工作，打消了其因耕地多人口少、农活紧张而产生的一些顾虑。
由此可见，县、乡两级大会是地方政府内部的动员大会，上级政府的意志据此得到层层传达，各层领导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和责任，为动员村民做好了准备。在这两级动员大会中，动员者的素质格外重要。如果不能准确领会会议精神，则动员链会出现裂缝，动员将难以衔接和传递。村级动员则是一种底层动员，针对的是平民百姓，由此，村民参与与否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动员的效果，关系到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此外，舆论宣传动员也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主要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导向辐射作用。柯坪县电视台开设了柯坪外地成功创业和就业返乡人员“劳动者之声”访谈栏目，并拍摄专题片在县电视台黄金时段滚动式播放；定期组织转移就业成功人士深入乡村进行巡回演讲，以鲜活的事例现身说法，向广大农民灌输“外出务工天地宽”“外出务工光荣，在家等靠无能”的道理。2007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采访团赴内地多个省区采访了新疆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的新疆姑娘们，并制作了专题片。
三 总结与思考
柯坪县的劳务培训和输出动员工作取了显著成效，劳务培训与输出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发展起来。劳务输出工作逐渐形成“以输出带培训、以培训提技能、以技能助转移”的良性循环模式，实现了由自发性、零散性、小规模外出到有组织、大规模输出的转变和由季节性临时工向稳定性长期务工转变。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贫困面貌明显改善，农村社会更加稳定。
笔者在其中一个村调查时发现，该村到处都在建造抗震安居工程房。这种房子以往都是承包给其他地区的包工头，建筑工人一般也是来自内地省份或疆内其他地区，但这种局面从2006年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经过建筑技能培训的本乡农民开始介入其中，比例逐年增加。
培训使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既解决了剩余劳动力，也增加了农民收入。政府推行的抗震安居工程为农民提供了就业的渠道和环境，而提高了收入的农民，反过来又会投资建造抗震安居工程房，促进了村容村貌的改变。
不过，在劳动力培训和输出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将它作为富民强县的产业来抓，力度还远远不够，表现为：农牧民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劳动力转移难度较大，转移后的稳定性不够。这些都制约了柯坪县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进程。截至2007年上半年，柯坪县各乡镇均未完成上半年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预期目标，这对下半年的动员工作提出了挑战，并带来了压力，同时也引起了笔者对其社会动员形式和效果的思考。
在柯坪县劳动力培训和输出的动员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动员能力总体上是比较强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农民的参与却还存在问题，有些农民不是积极响应，而是消极应付，农民的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组织者满足被动员者利益的程度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效果，也决定了组织者与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状态。政府组织劳务培训与输出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新型农民，这应该说是符合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但为什么在实践的过程中，农民不理解、不支持呢？笔者认为，增加收入是每个农民热切盼望的，但他们缺乏对自身状况的清醒认识，缺乏对政府行为的正确认识，缺乏对自身利益的准确定位，这是导致农民不能自主参与、国家与农民不能有效互动的制约因素。培训与外出打工不是农民自发产生的想法，而是政府从外围强加给他们的，这与内地省份不同。内地的劳动力转移大多是农民自发的，他们或者有着外出的历史传统，或者外出的意识比较强烈，如河北、四川等省，他们一般通过亲戚、朋友的引导，一人带动一家人、一家人带动一村人出去打工的。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种外出打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出打工基本上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培训，但有着固定的方向地域性。
柯坪县的劳务输出，一开始就是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补贴，具有相当的优越性。但与内地汉族农民相比，柯坪县维吾尔族农民的积极性却不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主要缘于柯坪县维吾尔族农民受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本土观念重，思想保守，本身没有强烈的外出和就业意识，不愿意走出去就业。而且，对于存在语言障碍的少数民族农民来说，理解政府的意图和行为是有难度的，更何况去接受，因而不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时，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缺少这个环节，而是由政府直接实施劳动力转移计划，就会遭到农民的排斥，或者他们会以偷懒的方式抵制。思想观念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柯坪县汉族农民的观念比少数民族的观念转变得快，他们的生活总体也比少数民族要好。物质扶持只能带来一种依赖心理，地方政府应改变以往单纯的自上而下动员所导致的“输血”结果，而是应以调动群众积极性为目标从而促成“造血”的效果。这样，国家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才能结合起来，动员的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才能达到和谐。
其次，动员能力的大小还取决于动员者对资源的掌握程度。掌握的资源越丰富，能够提供给农民的实惠越多，农民就越能够主动参与。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全部资源均控制在国家手里，并且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社会经常处于被动员的状态。作为中央政府意志的贯彻执行者，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同样拥有丰富的资源，土地是集体所有，劳动力是集体支配，在这种强权之下，国家的意志在绝大多数地区都能够实现，可谓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很强。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的权力已大为收缩，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减弱。尤其是在西部少数民族集中的农村地区，乡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缺乏乡镇企业，集体占有耕地少，资金来源少，控制的资源有限。集体财政的拮据产生恶性循环，地方政府无法为村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以及承担公益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无力承担村里的公务，其剩余的功能只是负责传达、执行上级政府的任务，这大大削弱了村干部的威望，弱化了他们的权力，从而失去了对群众的吸引力，工作难度较大。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今天得了你的好处，明日就会帮助你工作。
最后，动员能力的大小还取决于动员者对动员方式的选择。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和转移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解放思想，破除小农意识，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这就需要政府在选择动员方式时，应积极选择形象、生动、易于被农民所接受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动员模式，如传媒动员、竞争动员、示范动员等。科技人员组成劳务输出宣传组深入乡村农户，利用各种农村会议、培训班等机会，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努力营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宣传，帮助农民破除固守土地、小富即安的狭隘思想和陈旧观念，克服“故土难离”的消极情绪，为开展培训、加快劳务输出扫清思想障碍。同时，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引导，使广大农民逐渐认识到通过培训外出打工是开阔视野、致富创业的新路子，努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形成争相参加培训、劳务输出致富的新局面。
在实际的动员过程中，柯坪县政府主要采用的是一种传统的体制内动员和组织化动员，是政府主导下的控制动员，动员的目的虽然是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动员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是一种外力的输入，传达的是上级部门的意志，有可能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情况，没有去解决农民关注的问题。如上文提到的外出后的生活环境、外出的经费等。另外，贫困县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国家的给予，足不出乡就可以享受各种支援，这种外出的动员与政府先前提供的物质援助显然是相矛盾的，他们需要一个适应转变的过程。层层动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各方的政绩利益及责任权利问题，由此导致互相推诿、责权不明等现象，牵涉到县级职能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利益纠纷及达标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动员的效果。
我们在乡镇调查时，感受颇深。不少乡镇干部对乡镇一级政府的作用感到迷惘，认为乡镇缺少工作经费，工作量大，来自上级职能部门分派的任务多。在某乡委会上，乡党委书记向县委来的考核领导抱怨：劳动力培训与输出是全县齐抓共管的一件大事，每个职能部门也都分有任务，但事实上，县上有些职能部门只知道把任务摊派到乡上，打个电话就完事，自己也不下来监督或者操作。他们只要求汇报结果，连工作的过程都不过问，成绩最终却属于他们。他们哪怕派个人下来跟我们一起做都好，哪怕他们少承担一点，我们多承担一点都可以。县上2000多个干部，我们能听得过来吗？“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我们不是各个部门的跑腿的，他们又没有经费给我们。县上每年拨给各乡镇的经费只有5000元，除去水电等费用，所剩不多，经费有限，人手有限。上面每个部门都给我们分派任务，乡镇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加大，我们也听不过来。对于劳动力培训与输出的考核，乡党委书记也极为不满，认为乡镇的考核办法存在问题：考核不应该单纯是上对下的考核，还应该包括下对上的考核。可见，动员的形式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应采用一些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非正式动员形式。以枣树种植为例，2006年，柯坪县政府开始规划种植红枣，起初农民并不接受，因为他们一向以杏树、棉花、小麦等传统种植为主，突然改种红枣，意味着重新学习种植技术、重新投入资金，同时红枣的经济效应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存在巨大风险，以后是否能销售出去还未可知。总之，农民的担忧太多了。对于村民的顾虑，县政府及乡政府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民耕种，而是采取积极引导的方式：宣传红枣的经济效益；采用传统作物与红枣套种，如棉花与红枣套种、小麦与红枣套种等，不影响原有作物的产量；采用经济手段补助农民，种植一棵红枣树，政府补助3元钱，一棵红枣树苗本身的成本为3元钱；政府组织红枣种植技术培训班，教授农民基本技能。同时，乡、村两级领导亲自督阵，抓生产，给农民示范除草、松土、灌溉。对懒人不给化肥（是乡政府免费发放的），对勤快人给予奖励。现如今，各乡的红枣种植面积已大大拓展，农民已基本能够接受。这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非正式动员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在动员时，还应注意适度动员，以免造成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塞缪尔·亨廷顿研究发现，在社会动员、政治参与和不稳定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联系：社会动员往往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水平，但是，期望本身的增长比转变中的社会在满足这些期望方面的能力的提高要快得多。因此，在人们的期望和现实的可能方面，在需求的形成和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这种差距容易引起社会挫折感，引起社会不安定（塞缪尔·亨廷顿，1988）。在柯坪县，劳务输出的宣传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可是一些农民参加培训，并获得工作后，发现实际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待遇并不如县政府宣传的那样，于是非常失望，甚至擅自脱离岗位。
有学者认为，鉴于传统动员模式存在一些问题，新的动员模式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依靠专业化沟通方式实现建设项目推进者与基层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传统动员模式中通常采用文件传达、标语上墙、一哄而起等方式，缺少对动员对象特点和利益诉求的科学研究，参与动员的人员多数是凭感情和直觉从事动员工作，缺少沟通技能的专业训练。二是通过理性化的建设思路设计，确保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传统动员模式中，项目设计以追求快速的外显效益，即“政绩”为宗旨，很少关注其在基层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三是依靠相对中立的利益诉求的社会组织作为专门的基层动员者。传统动员模式中，党政领导机构既承担政策制定工作，又承担动员工作，结果部门利益、职位利益的差异导致了基层社会中出现“多头领导”，造成基层社会的内部分裂（赵孟营，2007）。这实际上是对动员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动员的方式提出了更为理性化、可持续性的目标，这些都有利于动员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农民的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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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曙：《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
[1] 潘鸿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2] 民族地区的汉族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掌握当地主体少数民族语言，交流运用自如。但在会议等重要公共场合一般用汉语交际。
[3] 参加会议的代表中，除乡书记、县劳动人事局的副局长及一个村的支部书记是汉族之外，其余全是维吾尔族。会议上安排有专门的翻译，进行维汉互译。这里的汉族领导基本上也懂维吾尔语，可以进行简单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