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与递嬗：试析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基于落儿岭村的实地调查[1]
吴丹[2]
在包罗万象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视为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是社会学独具特色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3]。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聚类和递嬗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学者们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兴趣主要源于社会阶层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单位，阶级或阶层的共同行动是最主要的社会行动（Erikson & Goldthorpe，1992；Wright，1997）。他们构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基础。社会学研究者期望能够在原有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仅对这些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所认识，而且期望能够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规律提供新的知识，并通过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寻求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现实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分层结构这个侧面有利于把握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重新确立农村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村落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是广大农村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截面。对它静态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录，也能为农村社会变迁指明方向，特别是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 落儿岭村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背景与特征描述
（一）变迁背景
落儿岭村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城西15千米，是落儿岭镇镇政府所在地。原来以农业为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工业，全镇共有工业企业38家，其中位于该村的多达23家。2007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4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800元。落儿岭村是当代农村的一个缩影，从宏观上来讲，落儿岭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乡村工业化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落儿岭的乡村工业化是从家庭作坊开始的。1956年，落儿岭村（当时还被称作落儿岭大队）就成立了一个手工作坊式的捞纸厂，主要生产皮纸和大表纸（当地人们在祭祀活动时焚烧的一种纸）。这一手工作坊成为当地村办集体工业的雏形，捞纸厂最初只有5名工人从事捞纸业务。
1958年，当地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大旱之后就是大涝，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在“大办钢铁”的热潮中，落儿岭大队也加入这一大潮，用极为落后的方法来冶炼钢铁，用废铁作原料，用树木作燃料，到处支起小锅炉炼钢铁，严重耽误了农作物的耕种，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损坏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使本来非常贫穷的生活更加恶劣，经济总体规模和农作物产量剧烈下降。贫困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和大队把所有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社食堂”、“大队食堂”，各家各户都到食堂吃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食堂吃供应、喝稀饭。这一时期社会结构超常简单化，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所反映的“走路咚咚响，不是大队干部就是司务长”。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自由配置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1971年，落儿岭村捞纸厂上马了第一台半机械化造纸机械，实现了由手工捞纸向半机械化造纸迈进的第一步。此后，村集体经济特别是村办工业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由以发展农业经济为主逐渐走向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农业在集体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1979年，大队的6名干部凑了4000元，贷款6000元，购买两台制砖机办起了砖瓦厂，当年年产值就达到9万元，获利7000元。利用这些资金铺底，采用“滚雪球”的模式，大队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彩印厂、轻工机械厂、金刚石厂等队办集体企业，使大队的集体企业初具规模。
第二，改革开放是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环境和动力。1978年以后，农村地区逐步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户取代了以生产队为经济单位的农村生产，极大地解放了农民。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政府进一步下放权力，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分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落儿岭大队又投入40万元，新上了“787”型造纸机，使产品品种扩大到水泥纸袋、卫生纸、表纸、牛皮纸等好几个品种，造纸业年产值近400万元。到1982年底，大队集体收入达500万元，人均纯收入也发展到300多元。1987年，东风造纸厂（2006年10月改制为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并更名为霍山县晨风纸业有限公司）投资180万元，与淮南矿务局联营扩建全自动流水作业线，使纸业生产和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88年，东风造纸厂利税首次突破百万元大关。20世纪80年代末，村办企业总产值达到12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收近百万元，实现纯利润22.63万元。改革开放为当地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在市场中充分发挥经营能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和表现舞台。
20世纪90年代初，东风纸业利用原国营东风机械厂搬迁后遗留下来的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先后上了造纸2～5车间，又新上了涂布白纸板生产线。到1992年底，企业职工人数达到330人，年产包装纸3154吨、包装纸板2655吨、条文纸232吨。当年实现总收入1089.46万元，上缴税金87.85万元，职工工资48.24万元，纯利润20.46万元（上缴镇村3.26万元，企业自留17.2万元）。
在纸厂的带动下，和其链接相关的产业也发展起来。民营企业短短十几年间就发展到12家。发展中规模较大的包括陈庆宽的星宇印务，总资产达到2563万元，就业人数28人（其中女职工26人），工业产值4084万元，销售产值3872万元，实缴税金192万元；还有陈阳春的边丝厂和项兴和的竹编厂产值都在100万元以上。正如村书记陈庆泉所说，改革之初，村民搞个体搞私营还有些顾忌，但党的政策一步一步放开之后，农民的活力也逐渐释放了出来，农民不再被政策束缚手脚，可以大胆地干了！与此同时，一部分农民有了些积累，开始进行了投资，整个村庄各显其能的局面打开了，养殖能手承包鱼塘，办工厂的、跑运输的纷纷出现了。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职业的分化使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利益分化的吸引下，原先收入相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类似的农民，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区位差异、个体差异等各方面的因素，部分农民开始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出现了职业分化。有的农民在自主创业中开始积累原始资金，并逐步成长为私营企业主之类的精英阶层。经过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农民逐渐形成了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声誉等方面有较明显不同的差异群体。农民群体中分化出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等富裕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以及仅能维持温饱水平的贫困阶层。同时，社会阶层结构对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研究农村社会结构对村落发展的作用，探索促进农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就成为当前社会结构研究的重点。
（二）特征描述
我们把落儿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开放的阶层流动、公平的阶层分化、兼业的社会分工、和谐的阶层关系”。
落儿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第一个特征是：开放的阶层流动。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落儿岭村是当地镇政府所在地，拥有一个社区街道，在社区内的服务业十分齐全。在课题组去调查的时候，就有一户居民刚开了一家早点店，店主是一位3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她穿着朴实却很干净，脸上带着山民特有的健康红润的肤色和淳朴而腼腆的表情，用憨厚的嗓门到村委会办公室“宣传”她的早点店里有牛肉面、稀饭和馄饨，并热情地招呼各位村干部到她那光顾。第二天，课题组特地来到这个店铺吃早餐，店铺里设备非常简单，也就是在社区街道的一户人家，一间地地道道的农户平房，把堂屋让出来添了几条桌椅板凳。屋后就是厨房，熬着稀饭和当地特有的“辣糊汤”，屋前置了一口锅专门煮面条。这里没有准备所谓的一次性餐具，洗碗的应该是这家人的长辈、一名60多岁的老太太，碗和筷子都用开水烫得干干净净。早上来吃早点的客人有附近中学的学生，也有街道上其他做生意的，大都是本村人。老板娘做着生意还不停地招呼熟人。
之所以要详细记录上面的例子，是因为这个生动的实例能够鲜活地证明一家农户是如何跨出农民的“身份”流动到第三产业——服务业阶层的。可以说，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受到各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因素的约束，但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市场需求与个体的自利追求能够促成经济行为的发生，继而实现个体的阶层流动。落儿岭村村民市场化意识的加强，促成了这个村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性。
落儿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第二个特征是：公平的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过兴办企业、外出务工、自主经商、接受高等教育等多种途径实现了社会流动。农村阶层分化日益明显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制约社会流动的一个因素是阶层身份获得与分化机制的公平性。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主要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先赋性因素，而是取决于个人学识、能力和努力等自致性因素[4]。
在落儿岭村，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是一致的，阶层分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大体公平的。首先，职业声望较高、收入较高的阶层成员，都来源于这个村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比如，乡镇以上干部都要通过国家统一的公务员选拔考试；村干部都是由村民海选产生，由在村民中声望和影响力较高的人担任；企业负责人都是懂技术、有文化、懂管理、会经营的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担任。其次，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企业职工、外出务工劳动者也都是凭借自身拥有的技术、能力成为各个阶层的佼佼者。在调查中，课题组感触最深的就是村民挂在嘴边的“勤劳致富”四个字，农民朴实的语言恰恰反映了这个村阶层分化的公平性。
落儿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第三个特征是：兼业的社会分工。提起社会分工，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专业化”三个字。尤其是在分析新兴职业产生的时候，宏观的社会分工总是为了满足社会或社会成员某种特定需求而划分出越来越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但是，本文想阐明的是，新的社会需求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培育出一批专业化的从业队伍，于是在社会需求已经存在，但专业化的从业队伍又尚未形成的过渡期，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兼业群体”。这在落儿岭村表现为该村有大量同时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兼业农民。首先，该村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化山区村庄，土地、林场、水产养殖等农村经济支柱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像城市那样完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农业是基础，该村大部分已经在工厂打工的村民都仍然兼业从事农产品生产；同时，乡村工业化、社会服务商业化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乡村现代化的发展，仅仅依靠农业也是无法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农民只有通过兼业才能富起来，于是，该村农民的兼业身份就进一步确定下来了。
举一个典型的个案。笔者作为课题组的成员，多次到落儿岭村调查，因为该村离县城不是很远，所以很多次都住宿在县城的招待所里。2007年10月，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村庄。笔者在村里的一家家庭旅馆住了一个星期。说是旅馆，其实和农户家几乎一样。这户人家在村内的街道社区盖了一幢两层小楼，上下各四间房，具体功能分布是：上面三间和一个阳台、一个卫生间作为旅馆主体部分，每间房里有三张床位和一台彩电（旅馆是按照床位收费，每张床每天10元）；下面主人家夫妇两人带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住两间，还有一间是堂屋，另外一大间开了一个超市，卖一些日用品，还有长途电话可打。就课题组了解到的这对年轻夫妇所从事的工作包括：种点家用蔬菜、开旅馆、开超市和早上在超市门口卖菜（包括猪肉）等四种。生意忙的时候，连放假回家的孩子都要身兼数职。这户人家属于典型的兼农兼商。
落儿岭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第四个特征是：和谐的阶层关系。阶层关系的和谐与否与前面提到的开放的阶层流动、公平的阶层分化、兼业的社会分工是紧密联系的。当然，决定阶层关系的根本在于阶层结构的具体分布。中等收入者占主体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从落儿岭村的家庭收入分布和家庭财产分布都可以看出，该村的中上等收入群体占到了大多数，而极富和极穷阶层都只占少数比例，这是阶层关系和谐的基础。正如宋林飞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就会推动与稳定消费市场，从而有效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5]
阶层分化体现着不平等，但也要看这种不平等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不平等，如果由机会均等原则主导，在竞争公平条件下产生与效率相关的不平等则是被人们认可的。该村的贫困阶层大多是孤寡老人、“五保户”和因病致贫者，这个贫困阶层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造成他们贫困的也非人为因素。这种贫困阶层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它是一种非结构式贫困阶层。该村的富裕阶层也大都是勤劳苦干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比较有能力和市场经验的民间经济能人，他们在自己经营的同时不仅带动了村庄的就业，还客观上给村民带来了比重不小的收入。正如前文分析，该村纸厂和竹编厂等大型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来源于本村村民。私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全体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该村还十分重视教育，村民一进纸厂都能得到专业的职业培训，有利于普通村民掌握技术，并通过掌握知识、技术向上流动。
二 三个村庄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比较研究
落儿岭村调查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的“中国百村调查”课题组的一个子课题进行的，在此之前，课题组成员已经在全省各地的不少村庄进行了实地考察。尤其是在做农民工子女调查、失地农民调查等专项课题的时候，课题组对调查的每个村庄都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还收集了一些文献资料。为了使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给人们形成更加“立体化”的印象，也为了突出落儿岭村乡村工业化的典型性，本节选择了城市化过程中三个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落儿岭村的乡村工业化之路
从学理上对村落类型划分来说，有不同的划分维度。总结村落类型的划分，它的参照坐标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从经济结合的角度，如工业化、集体化和市场化等；另一类是从组织结合的角度，如家、村地位，宗族强弱，族老地位等。按照这两类不同的划分标准，全国农村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村落分布。王汉生主持的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在1990年根据各地乡村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将中国农村分成了四种类型。他以工业化水平为横轴，以集体化程度为纵轴，四种类型分别是高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改革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低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我国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如温州地区）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如苏南地区）。
落儿岭村的社会结构变迁走的是一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村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带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落儿岭村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教育意识、文化水平和就业结构也随着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渐地发生变化。落儿岭村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大别山区，但从工业化和集体化水平上看，它的发展类型近似于苏南的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经过产业模式的转变和所有制体制的改革，苏南的集体化程度已经弱化了，同样在落儿岭村，在纸厂改制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博弈的过程。
首先，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体现在村办企业的发展上。落儿岭村办企业的发展在前文已经有详细阐述。那么村办企业发展以后对该村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陆学艺按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职工相对规模的大小，把农村阶层结构分为前分化性、低度分化性、中度分化性和高度分化性四类，代表农民分化的四个类型。“这四种分层结构类型的依次变迁代表和反映了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提高。”[6]落儿岭村纸厂发展越来越快，在村办企业中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达到了一半以上，农民的分化程度已经接近高度分化性。村办企业的发展加快了落儿岭村的社会分化，使落儿岭单纯的农业人口的社会阶层结构向多阶层、多职业的现代社会转变。
其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表现在多种经营的发展上。根据研究，从市场化程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小、村落自我组织化水平和作为最小经济单位的农户的经济能力几个角度，可以把落儿岭村总结为“市场开放、政府服务、集体弱化、个体强化”的类型特征。先说市场开放。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纸厂的原材料除来自本地纸浆之外还进口了美国废纸，纸厂技术人员除了培训本地村民之外还高薪聘请了山东等省技术专家，同时纸厂的销售市场在立足国内长三角地区以外，已经远销东南亚等地。再说政府服务。在纸厂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正确树立了服务工业发展的理念，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减少对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干预。政府回归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为企业提供保障，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再说集体弱化。纸厂的发展离不开村集体，从集体企业到合作企业的转轨，集体的力量由强变弱，这是纸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才能真正增强纸厂的内在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拔得头筹。最后说个体强化。从事工业的农民更快更早地接受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思想、新观念就能够更迅速地传播，从而增强农民自主创业的个体力量。落儿岭村个体工商户的成熟发展正是该村村民个体力量的完美展现。
最后，落儿岭村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还表现在公共服务的发展上。在纸厂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个体工商户等多种经营方式不断成熟的基础上，落儿岭村的公共服务建设也日趋完善。落儿岭村的公共服务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建设两个方面。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道路、通信、水利设施逐步完善。落儿岭行政村下面的16个村民组都通机耕路，每户均通自来水，户户都有收音机、电视机，电话拥有率达80%，电脑拥有率达20%。同时，村里16个村民组有5口“当家塘”，可灌溉770亩以上的土地，确保该村农田旱涝保收；4道堰坝可实施自流灌溉。从落儿岭村的生态保护建设来看，该村以生态示范村的标准为总体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着力推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家园、生态林业、生态文化和生态旅游建设，村聘请了县、镇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来村驻点指导生态创建，先后编制了《村生态建设总体规划》，涵盖了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工业、生态文化、生态旅游五方面的规划任务，以此作为全村深入开展生态建设的指南，生态创建不断向纵深发展。公共服务的完善是落儿岭村社会阶层合理分化、阶层关系更加融洽的基础。
（二）老洪村的外力城市化之路
老洪村位于安徽省HF市市郊，是SS区SWLH村下的13个自然村之一。随着HF市政务新区打造步伐的加快，老洪村原来的村庄在“外力”下完全消失，原村庄旧址已经完全纳入HF市政务新区。原村民由HF市集中规划住入HF市绿怡居小区成为HF市新一代市民。像老洪村这样，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文明迅速渗透，村庄在外力的剧烈推动下，短时间内实现城市化的村庄在中国并不在少数。仅以安徽HF市为例，HF市经济开发区2001年开始征地转户，到2004年2月，全区就批准了216个村民组11559户共33046人的城市户口转化。
纵观老洪村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老洪村由一个城郊原始的自然村庄，受到城市的辐射，演变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村落，最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完全同化，村庄消失，村民“市民化”。老洪村几次历史性的土地分配调整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土地实现平均分配；1992年，HF市二环路和绿化带建设征用部分土地；1998年，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征用部分土地；2001年，HF市政务新区的兴建，村庄整体拆迁。经历了短时期的剧烈城市化以后，老洪村作为一个自然村庄已经不复存在，老洪村的村民失去土地后，进入了新一轮的社会化过程。面对外力作用下剧烈的城市化进程，村民多少有些“无法选择”，而城市化的主体——城市管理者的作用凸显出来。
一方面，在职业结构上，村民不再依赖土地，不再以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他们由政府安排或自主创业转移到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原村民彻底“离土又离乡”并进入城市的职业体系当中。一般高中以上文化和有技术的青壮年到企业中适应能力较快，而一些年龄偏大或无技术的村民只能到一些劳务公司、绿化公司、快餐店等后勤服务企业。这一系列的职业转化都是在城市管理者的行政介入下进行的。城市管理者行政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村民能否顺利完成城市化。如何更好地衔接农民和企业？如何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如何有针对性地推荐就业？更多的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来解决。
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村民脱离了原始农村的自然环境，进入城市社区，必须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村民在这种外力“城市化”的作用下，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包括原有的一切生活环境。他们必须接受新一轮的继续社会化。城市管理者不仅有责任补偿他们失去土地的金钱、帮助他们重新就业，还应该思考如何进行积极的政策参与，保障他们生活，实现他们继续社会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使村民从思想和文化上进行转变，真正成长为有能力变被动为主动、真正融入城市化建设的市民。
（三）顾村的农民工外流之路
顾村是安徽省BB市GZ县LJ镇的一个自然村，南临新浍河，西靠浍河，处于两河的三角地带，地理位置偏僻，是典型的农业社区。从内部来看，顾村缺少村庄工业化的条件，尤其是没有私营企业。在顾村，由于初级市场的范围狭小，与外部市场缺少信息资源沟通，村民缺乏获得信息资源的渠道，再加上小农生产的狭隘性和自我满足性，都抑制了村庄内部现代工业的萌芽。从外部因素上考虑，顾村远离长三角等消费市场，消费市场仅限于九湾集市，消费能力很小。该村周边也无大城市的有力辐射，处在一个封闭的边缘地带。
因此，顾村的城市化发展只有靠突破区位限制、走出村庄，实现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顾村村民在价值观念上已经日益现代化了，他们在寻找着走出贫穷落后的途径，在调查中81.3%的被访者认同“辛苦点没什么，什么活挣钱多我就干什么”，83.3%的被访者认同“只要有机会我就到外面去闯一闯”。大量农民工外流，并成为该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是该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大特征。
一方面，农民工出去打工提升了农民的家庭收入，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村民只能单纯依靠种田养家糊口的顾村，如果一家有一个人出去打工，一年就能带回5000～10000元收入，而这是一家人仅靠种田所不可能完成的“增收”。因此，在顾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该地区中等收入者的经济水平也逐步提高。农民工外出的道路是我国中西部农村的普遍选择，农民工外出不仅带回了金钱，也带回了新的理念和城市文明。很多村民挣了钱回家乡盖了房子，买了电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有的还添置了电脑。农民的生活方式由旧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新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利于农村和城市的进一步接轨。
另一方面，农民工大量外出打工改变了农民的家庭结构，弱化了原来村落的凝聚力。从家庭来看，外出打工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家里的青壮年，老人和孩子通常留守家园，“空巢家庭”的数量很多。粗略估计，该村有1/3以上的家庭由于家庭成员的流动处于分居状态，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分居、夫妻的分居。家庭成员的“离散化”使留守老人缺少子女的关爱、留守儿童缺少家庭的温暖、留守妇女的生活负担空前加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成员生活的幸福指数。从全村来看，村民大量外出使顾村本身成了一个“空巢村”。随着农民工外出人数的不断增加，留在顾村的村民逐渐只剩下了“386199”部队。而农村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需要大量有技术、会经营、懂管理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和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顾村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如陆学艺研究员所说：“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广大农村联系城市的纽带，他们把农村勤劳淳朴的作风带进了城市，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又把在城市里学会的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农民工对实现中国城乡间的功能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社会发展总是与社会矛盾同在，每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都可能充满荆棘，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在不断披荆斩棘、解决矛盾中持续前进的。
三 结论：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分析
（一）结合具体境遇：选择合理路径
合理的社会结构呈现在阶层结构形态上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在阶层关系上是一个公平的、开放的、良性互动的关系（陆学艺，200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农村进行了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总的趋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培育农村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建构农村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孕育开放的社会流动状态。而如何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结合各地的具体条件，上文叙述的三个村庄就选择了三种不同的道路。各地村庄在改革和发展中自主探索发展道路，使中国乡村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格局。以落儿岭村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村庄通过村办集体企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了社区经济的工业化和再集体化，也推动了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以集体化、个体化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并形成集体和个体工业经济发达的现代农村社区；以老洪村为代表的原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村庄受到了周边城市快速发展的辐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转变为“城市社区”；而以顾村为代表的更多的村庄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突破了城乡壁垒，慢慢弥合着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对这三个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的总结、对比、分析，目的不在于寻求一种万能的、可无条件复制的“模型”，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尽可能多地展示、回望每一种社会变迁类型，为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寻求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可能只走扩大中心城市的道路，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学者们已经提出了“重视小城镇建设”、重视“县域经济发展”等发展路径。
虽然农村发展的整体环境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到每个村庄由于地理区位不同、村民意识不同、资源条件不同、把握市场能力不同等诸多微观因素，每个村庄的现代化、城市化道路选择不尽相同，社会变迁的速度也有快有慢。老洪村离中心城市距离近，受城市的影响大，整个村庄在城市化的步伐中，急速迈向了城市社区；顾村离中心城市距离远，村民要靠外出打工才能提高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村庄的现代化发展步伐较缓；而落儿岭村村民市场意识较强，继承并发展了“红军精神”，在村内创办了具有竞争力和凝聚力的集体工厂，也带动村内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以乡村工业化的道路逐步迈向乡村的现代化。
（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城市化的三种途径
中国农村是一个乡土社会，其特征有两点：一是从人与空间的关系看，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是不流动的；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中国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而对内则是人皆共享的“熟悉”（费孝通，1947）。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村社会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农民群体开始从静止转为流动。从人与空间的关系看，现代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开始逐渐加速；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现代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对内仍旧熟悉，但对外界不再一味孤立、隔膜，而是有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势。农村劳动力开始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社会出现了职业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农民差异性逐渐增强。再加上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全国东西部、南北方差异较大，中国乡村的发展不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因此，目前对农村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个案研究总结出个案所属的类型特征。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走单一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在不同类型的村庄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结合各地的具体境遇，真正寻找到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仍以这三个村庄为例分析，像落儿岭村这类乡村工业化的村庄，可以寻求村办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竞争力；像顾村这类农民工大量流出的村庄，可以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参加家乡的新农村建设；而对于老洪村这类已经进入城市社区的村民，发展的重点就是顺利实现村民继续社会化，真正融入中心城市的生活体系。
参考文献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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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求是》2006年第18期。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批文号98ASH001）“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落儿岭村调查”的研究成果之一。
[2] 吴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助理。
[3] 参见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列维《现代化和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富永建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等。
[4]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用“模式变量”来反映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变量”有五对基本范畴，其中包括特殊性与普遍性、先赋性和自致性。先赋性与自致性是指在互动情景中评价他人或自己的根据和标准是什么，是以先天条件还是后天努力获得的能力。特殊性和普遍性是指在互动情景中，遵循的规范评判标准是一视同仁还是因人而异的。在这里借这两对范畴来描述社会阶层分化的公平性。
[5] 宋林飞：《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6] 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7] 王开玉：《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