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
（10月）
伦敦的雨轻敲着窗，让我梦到了巴黎。我躺在沙发上，幻想本的新公寓如果是我的，我会如何重新装饰一番。
最喜欢的颜色：灰褐色，绿色。
最喜欢的家具：路易十四时代风格的写字台。
最喜欢的画：本的弗拉曼克[1]。
最喜欢的时间：黄昏时喝杯鸡尾酒的时刻。
——（瓦莱里·拉尔博[2]）
母亲要把我逼疯了，总要操心我一日三餐吃什么。“我离家六个星期了，”我说，“我吃什么你完全不了解。”“话虽如此，”她说，“但我不管：在这个家里，你就得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今天早餐时，她让亨利给我端来一大盘培根、鸡蛋和蘑菇。我简直要吐了。我跟她说，午餐前我最多只能享用一杯咖啡加一支香烟。
安娜[3]。对安娜的狂热欲念真真切切地开始了，而我回家不过一天。我们的最后一次是那么美好，又那么悲伤。爱之梦——是爱之梦，还是爱的梦幻？对安娜的爱的梦幻。她去坐浴盆洗澡时，我走到窗边，站在那儿看下面的街道，有位上校耐心地站着等候：他抽烟时，烟头小小的橘黄色火光便亮起来。
（事后补记。一九五五年。安娜在蒙帕纳斯大道旁的阿萨斯街上一家名叫香塔尔之家的高级妓院工作。那里干净整洁、井井有条，通常都有六七名女孩可供挑选。安娜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和周一上班。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刚开始去那儿时，她应该有三十好几了。我记得她有一头漂亮的棕色秀发，我总让她把头发放下来，她会不情愿地照做。她的皮肤非常白皙，但已开始失去紧致和弹性。她对自己胖胖的小肚子有着完全不必要的害羞。她额头很高，鼻子又长又细。她法语流利，英语说得一般。她的丈夫，就是那位上校，总会在她下班时出现，无论天晴下雨，都在街上等她。他们在俄国革命和内战中失去了一切。等她出现后，他会伸出胳膊让她挽住，然后一起朝蒙帕纳斯的地铁站悠闲走去，如同外出散步的中年中产阶级夫妻。现在我经常想，早年间那些与苔丝和安娜的性经历，是不是让我变得无可逆转的扭曲又乖戾了。）
（11月）
我把《思想的想象》的打字稿交给罗德里克，他像翻电话簿一样翻看着，随机念出里面的句子。“我有种感觉，这本书能让我名声大振。”他说。我说：“你该关心的难道不是我的名声吗？”他笑了，显得有点急躁，他道歉说不该如此明显地表露自己的野心。我们聊了一下莫洛亚[4]，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问题。罗德里克觉得，莫洛亚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他做好了铺垫，充当了理想的拓路人。
午餐（在常青藤餐厅）后，我走路回家，我既兴奋，又有些奇怪的失落。我二十二岁，刚刚将我的第一本书交给出版人。但我依然隐隐担忧，该如何度过我的余生。当然是再写一本书啦，你这笨蛋。
一走进安娜的房间，我就发现洗脸盆旁边有把遗落的梳子。她一反常态，惊慌失措，像个天真少女般红着脸，同时又怒气冲天、心神不宁的。她把梳子扔进废纸篓。上一个客人留下的这件东西对她造成的困扰远远超过了对我的影响。又有一天，我问她多少岁了，她笑了一声，说：“哎呀，三十，三十岁啦。”我好奇她和上校一九一七年以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的年纪够当我的妈妈了吗？”我问。她认真思索了片刻，皱起眉头。“够了，”她说，“要是我是个很坏的女孩子，就够了。”她拒绝与我在香塔尔之家以外的地方碰面，说这样对上校不公平。她在香塔尔做的这些事是与外界隔绝的，是隐秘的，最远只到大门口。香塔尔只是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资金来源，无论这笔钱是多么微薄（上校为什么不工作呢？我想。又或者，他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她忠实的常客——其他姑娘我都不想要——我来之后会在会客厅等到安娜有空为止。我给香塔尔夫人付五十法郎，按照现行汇率，不到两英镑。我会再给安娜多付二十法郎。她将钞票小心地折起来，塞进带拉链的小皮包。我喜欢把这想成是我在为他们共同的生活做点贡献。我觉得我对他们俩都很关心，安娜，和她忧伤的上校。
12月25日，星期二
母亲把给我的零花钱增加到一年五百英镑，作为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想我们一定是非常有钱了：普兰德盖斯特先生肯定在美国施展了什么魔法。在巴黎生活，我一天只要一英镑（除开找安娜的开销）。我还在等罗德里克的消息。
12月26日，星期三
给本写信，问我新年期间能不能住在他那里。想以我所知道的安娜的生活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谨慎起见，最好还是等听到《思想的想象》的结果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