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延平叛乱
6月18日星期天，我们前往蝙蝠洞取了新样本。回来后正准备坐下吃午饭，来了四个兴奋的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考德威尔先生的信：
亲爱的罗伊：
今天一大早，城里热闹非凡。叛军已经占领了延平，看来似有一场动乱即将爆发。北洋军队已集结出发，今天夜里或明天早上，很可能会有一场恶战。我和班克哈尔特、特林布尔医生刚刚在城里转了一圈，去了电报局、邮局和其他几个地方，虽然我们以为外国人不会受到骚扰，但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收到时局的消息，领事会安排我们去福州。由于各方面尚不确定，我想你们最好来延平，以便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和特林布尔医生以及班克哈尔特先生沟通了情况后，我们一致认为，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你们立即过来。我现在派四个挑夫过去，否则如果今晚发生动乱，明天可能一个人也找不到。城门不开，所以你们要从围区后面爬梯子翻墙进来。祝好。
哈里。
附——刚刚收到消息，北洋军队将于今晚抵达。如果他们今晚抵达并引发动乱，今天就是来延平的唯一时机。
H.C.
营地立刻陷入一片混乱，厨师大明（音）和挑夫们兴奋地大声嚷嚷着。仆人立刻动手打包行李，与此同时，我们也顾不上餐桌礼仪，飞速吃掉了一只烤鸡——实际上，我们是用手抓着吃的。我们对那令人兴奋的前方感到欣喜，几乎像中国人一样语速飞快地聊着天。
收到考德威尔先生的来信后，我们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踏上了去延平的路。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离开峡谷凉爽的阴凉，穿过开阔的山谷，我们走得汗如雨下，山谷在熔炉似的热浪里微微发光。我们在长长的山丘顶上的第一家客栈等我们的挑夫，他们正背着沉重的行李艰难前行，我们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向前走了三英里后，一个瘦弱的女人蹒跚着经过我们身边。她的脚像钉子一般，身体倚靠在一个男人的胳膊上。又走了一小段距离，我们来到第二家客栈。我们只在那里呆了一会儿，期间有三个气喘吁吁的女人爬上山，手里拄着长长的棍子来维持身体平衡，她们的脚长不足四英寸，几乎难以行走。和她们一起的还有几个男人，都背着成捆的家当和红色的大箱子。
这几个精疲力尽的妇女跌坐在长椅上扇风，汗水从她们潮红的脸上流下来。她们看起来痛苦不堪，于是我们让厨师拿给她们一块蛋糕，那是考德威尔夫人之前送给我们的。她们千恩万谢，但是当然了，她们把绝大部分蛋糕都分给了男人。
不久，又有其他妇女和孩子出现在山路上，他们全都背着沉重的行李，艰难地向上攀爬，或者依靠紧紧缠过的双脚蹒跚地行走。这些妇女可能一辈子都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但因为惧怕北洋军，也不知道城市被占领后的命运将会如何，所以他们被迫离开了家园。
继续前行，整个山谷在我们的视野中清晰起来，人们排起长队，依次走入一座隐藏在山腰里的寺庙。半英里外还有两座寺庙，那里也挤满了难民和他们的家当。上百户家庭正在路边的小房子里寻找庇护，他们都涌进了牛棚和猪圈。
六点钟，我们站在山顶俯瞰城市，半小时后，我们从特林布尔医生家后面爬上梯子，翻过了高高的院墙。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清晨听到战斗消息后的激动情绪也冷却下来。城里有一伙人似乎与革命组织的代表取得了合作。这些人希望夺取延平，并在叛乱开始后征召兵力向福州进军，强迫政府宣布福建省独立。
这项密谋已经策划了好几天，但因袁世凯去世而推迟。但到了星期六，全城的人都知道战事一触即发。星期天早上三点半，一支一百人的队伍从尤溪向延平进发，有一队身穿白色衣服的叛军代表打开东城门予以接应。他们立刻开始在街上开枪，恐吓百姓，随后与十七个北洋士兵展开激烈的交战，其中一些北洋军士兵扔掉自己的枪然后游泳过河。城里剩余的部队都来自湖南，他们非常同情处在大规模叛乱中的南部地区。这些人立即加入叛军，并受到热烈的欢迎。据报告，道台（地方官吏）已经向福州的部队发出请求，这些部队可能随时会到。因此，一旦他们抵达，将打响一场真正的战斗，这座城市也很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毁。
我们在考德威尔先生的走廊里边吃晚餐边讨论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外国人目前还没有危险，但也应该有所准备，然后我们确定了如果需要保护院子时每个人的职责。
上百人正围着传教士，请求让他们带着家人和行李进来，但这些请求肯定要被拒绝。如果传教士允许中国人带着他们的贵重物品进来，领事就会丧失保护权，而且如果出现哄抢，他们的围区将成为第一个被袭击的地方。
星期一早上，我们正坐在考德威尔先生的门廊里准备鸟皮，突然听到步枪射击发出的刺耳的爆裂声，随后传来炮弹的轰鸣。子弹从我们上方呼啸而过，黑火药枪深沉的爆炸声不时打断大口径步枪凶狠的噼啪声，我们可以看到喷出的阵阵烟雾。半小时后交火渐渐平息，我们决定下山到城里看看发生了什么，因为北洋军的部队还未抵达，这场战斗的原因尚不明晰。
我们先去了横跨在一条深沟上的教会医院，它距离部队的营房只有几码远。医院门口堆着鲜血淋淋的碎布，我们看到特林布尔医生正在手术室给一个刚送进来的伤员做检查。这人腹部被.45口径的铅弹完全射穿，伤口在脊柱右侧三英寸处。
我们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关于这个令人费解的局势的最新消息。周日早上从尤溪赶来参加延平叛乱的人实际上都是土匪，驻扎在城中的湖南士兵为了保命就耍了个花招。他们假装加入叛军，但一有信号就调转矛头，杀死或俘虏了几乎所有叛军。虽然他们的确与南方部队同仇敌忾，但湖南人知道，延平的叛军不可能击败从福州来的北洋军队占领城市，他们希望通过自己镇压叛乱，避免更大规模的战斗。
我们在那里帮不上忙，医生建议我们可以给城里的伤员提供一些帮助，于是我们将印着粗糙十字架的红布固定在白衬衣袖子上，然后和四个抬担架的中国护工离开了医院。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正躺在椅子上大声呻吟，鲜血从他身上滴下来。旁边是他的妻子和几个男孩。这个可怜的妇女默默哭泣着，边抽泣边从手中一个小碟子里拿起深黄色的咸菜喂给受伤的男人！可怜的人，他们的食物如此匮乏，以至于以为食物可以医治所有的伤病！
我们走过去，抬担架的护工将椅子放下来，并揭开盖在男人肩膀上的肮脏的破布，破布下面是裂开的伤口，已经被大团的牛粪糊住。你肯定会考虑感染的问题，但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治疗方法！
我们把男人抬上楼，特林布尔医生正准备对腹部中枪的男人进行手术。他沉稳冷静地工作着，每一步都十分谨慎，他的从容不迫也感染着医院里的中国同事；这位年轻传教士对待病人的方式令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他是美国人。
下山途中，有几个士兵从我们身边经过，每人手里都拿着四五只步枪，身上挂着子弹带——那是从被杀死的人身上夺取的战利品。在距离我们几百码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两具土匪的尸体横卧在狭窄的街道上。离我们最近的那具尸体面部被毁，我们将他翻过来，看到他的半个脑袋已经被炸没了；另外一具尸体正大睁着双眼凝视上方，成群的苍蝇落在上面。
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们早已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于是我们迅速走下小路，来到主干道上。在一个小男孩的指引下，我们在粗糙的石子路上匆匆走了十五分钟，突然看到一个男人躺在路边，脑袋支撑在一个木块上。之前有一把雨伞遮挡着他的部分身体，但现在雨伞已经不见了，他完全暴露在灼热的太阳下。他的脸和头部重伤的地方都被成群的苍蝇覆盖，身边的石头上留下了血块，无数昆虫正在上面爬行。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但很快我们发现他的腹部还在动，我们意识到，他还在呼吸。一个人在那种境地下竟然还能存活，真是不可思议；但别人告诉我们，他已经在那躺了三十个小时了——他在昨天清晨中枪，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
这人是一个贫穷的挑水工，和妻子的生活极度困苦。星期天早上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一直在观望城墙，因此成了第一个因好奇而被殃及的无辜路人。我问为什么不把他送去医院，别人告诉我，他的妻子太穷了，雇不起人来抬他，而他也没有任何朋友。所以他躺在炎炎烈日下，看着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出手帮助他。
我们医院的护工赶走了苍蝇，把他抬到担架上，朝山上走去，身后跟着一脸憔悴、仍在哭泣的妇人和好奇的群众。他们全都心存疑惑：“这些人为什么要带走他？”“他们要对他做什么？”但有几个受过教育的当地人明白，他们说：“Ing-ai-gidaiie”（一种出于爱的工作）。他们还记得在那里上过基督教的课。很少有中国人会帮助受伤的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可能会死，然后自己就要负担他的丧葬费用。
我们在主干道的拐角处跟抬担架的护工分别，让他们把男人送到医院后就尽快回来。在男孩的指引下，我们匆匆朝东门走去，听说那里有七八个人中弹。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先找到一个土匪，他受伤身亡，倒在一条排水沟旁。尸体的样子很恐怖，我们忍着强烈的恶心匆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向路尽头的大门走去。
十几个士兵把守在那里。我们从军官那里听说，大门的另一边没有伤员，只有一堆尸体，所以我们又转向河岸，在通往道台衙门（官邸）的小路上快速搜寻，那里曾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衙门里挤满了士兵，我们得知尸体已经全被清理，那里没有伤员——情况不言而喻。
衙门离医院不远，我们爬上山回到院子。烈日炎炎，我体会到伤员毫无遮拦地躺在这样的热浪下该有多么煎熬。我们回到屋里，倚靠在较高的门廊上休息，突然，我们看到远处河流的下游，步枪的枪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通过望远镜，我们看到一列身穿卡其色衣服的男人正沿着河滨小路迂回前进。同时两艘满载士兵的大船驶入我们的视野，他们朝着城市的水闸行进。这些人肯定是预计星期一晚上从福州抵达该地的北洋军队。
就在我们朝那里看的时候，响起一声步枪的轰鸣，我们右下方的兵营里升起一阵烟雾——之后响起枪炮齐射的咔哒咔哒声。我们看到士兵边沿着城墙边跑边向下面的人和我们所在的方向射击。子弹在空中嗡嗡作响，像愤怒的蜜蜂，我们赶紧跑向掩体，但不一会儿交火戛然而止，像它开始时那样突然。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部队为什么会与他们打算和解的北洋军队交火。七点半，我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这仍然是个谜，但几分钟之后，班克哈尔特先生冲进来，说他刚刚收到道台的通知。官吏的私人侍从传口信说刚刚进城的北洋军队要杀他，他请求传教士给予帮助。班克哈尔特还对我们讲了最新的局势发展。城里的士兵似乎把北洋军队当成了土匪并对他们开火，杀了几个人后才发现自己搞错了。局势因此变得微妙起来，北洋军的指挥官认为这是背叛，准备在早上袭击兵营杀光所有带步枪的人以及城里的官员。
传教士从中调解，救了道台并阻止了本要在清晨进行的一场屠杀，这个故事要在这里讲就太长了，反正只是交谈了几小时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对东方人来说，“面子”非常珍贵。只能说通过运用强大的智慧和对中国人性格的深入了解，就能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天，二十个土匪接受了所谓的审讯，并被带到西门，在热情的围观群众中被斩首，这次事变就此结束。下午，我们各自收到一封来自北洋军指挥官的官方信函，感谢我们对阻止争端、和平解决问题所做的贡献。
几天后我们了解到有关此事的一则趣闻。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和几个土匪是老乡，战斗结束后他于周一晚上回到自己家，发现有七个土匪藏在卧室里。他很害怕，因为如果这些土匪被发现，他的全家都会因帮助土匪而被杀。他告诉土匪们赶紧离开，但他们求他收留，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到处都是官兵，根本不可能逃脱。
就在他哀求土匪们离开的时候，响起一阵敲门声。他把土匪都赶到院子里后才打开门，门外站着三个士兵。士兵说：“我们知道有土匪藏在你家里。”他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回答：“你们要这么认为那就自己进来看看吧。”
士兵对他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很满意，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所以没有搜查房子就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差点被吓死，但因为他的住处一直被监视着，所以这些土匪一整天都没法离开。
晚上，他们脱掉衣服，剃光头发，打扮成苦力的样子，才顺着梯子爬下城墙逃往山里。
这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一个气喘吁吁的中国人来到家里，他带来班克哈尔特先生的通知，说他的中文老师和教会学校的厨师被北洋军逮捕，一小时后将被斩首。他们被拘留在警察局，我们匆忙赶去，发现除了这两人，还有另外三人也被拘留了。
教会的厨师自己开了个小餐馆，由他的一个亲戚经营，班克哈尔特先生的老师和其他几个人正在店里，几个北洋军的士兵进来，其中一人欠了餐馆经营者一点钱。老板来索要欠款时，士兵冲他大声喊道：“你帮过土匪。我看见一些土匪带着东西进了你家。”于是士兵逮捕了店里的所有人。
根据我们的陈述，警察局的官员准备释放老师和另一个男人，但他们不打算释放厨师。他的手还被紧紧绑着，脖子被拴在一根柱子上。逮捕他的士兵是唯一的原告，但是当然，如果有必要，其他士兵也会出来支持他。
这个厨师和所有的传教士一样，都是无辜的，但要阻止他被立即执行死刑，还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并向福州政府报告。
叛乱期间，我们无法跟福州方面通信，因为源源不断的北洋军队向河流上游行进，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瘫痪，所有的船夫都逃走了。
士兵对着他们在河上看到的每艘船进行射击练习，抢杀数十人。北洋军的指挥官向我们坦白，这种事无法阻止，听说我们第二天要和传教士们沿河顺流而下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坚持让我们在船上插上美国国旗，以防止士兵向船开火。
我们花了八天的时间才费力地穿过急流，逆流而上从福州来到延平，但顺流而下，我们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走完了同样的距离，并在离开延平后的那个早上在凯洛格先生家与他共进早餐。两天后，我们将设备重新打包，准备前往福清市寻找蓝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