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腔滥调的言语暴行

在非洲的一些城市，交通警察利用职务之便搞一些腐败的营生是人尽皆知的。他们会经常叫停正在行驶的车辆，想出各种理由向驾驶者勒索现金。这些流氓警察的目的并不是抓住违反交通法规的捣蛋驾驶者，而是设法从每一个被他们叫停的驾驶者身上榨取钱财。他们随意将驾驶者叫停在路边，在核验清楚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不是来自上层主管部门之后，便会寻摸出其违反的条例套用在驾驶者身上——如果驾驶者不愿意给他们现金的话。他们通常是从查看驾驶者的车辆登记和保险开始，如果这些文件齐全，他们会勃然变色，然后要检查驾驶许可证，如果驾驶者仍能提供无误，他们更是会毫不掩饰对这些“不合作”驾驶者的不满。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找到其他的理由来证明自己开出的罚单和引用的条例是有合理缘由的。把其他不变的违规事项（车辆设备不齐或不当、安全带未系或不合规、儿童安全设施不符合要求等）一条条地都过了一遍后，下一个合乎逻辑的要求是……看看车里是否备有医药箱。的确，在许多国家行驶在路上的机动车被要求配备一个医药箱。但是，又有谁会知道法律规定中要求它里面必须放些什么呢？于是，这就成为流氓警察向驾驶者开出交通罚单的借口。

不过，也有些勇敢的驾驶者，他们拒绝服从这样的敲诈勒索，总是在车里预备好医药箱，随时做好与警察遭遇的准备。可想而知，那些流氓警察是不会善待他们的。面对这样的驾驶者，他们会采用一个“核选择”，这最后的一招儿就是问一个对方无法回答的问题：“你能证明当我把你叫停时，你是以适当的速度行驶吗？”再加上一个讥讽的微笑：“我们阻止你，是因为你开得太快了！”

到此为止，一个十分清晰的信息已经昭然若揭：如果遭遇这种坏运气，惩罚是必不可免的。再下面就是看驾驶者是否选择让这场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向这一荒唐的指控认罪并且支付这笔索贿，或者证明自己是遵守律规的并坚持勇敢的抵抗。如果驾驶者拒不认罚并试图推翻交通违规之定罪，警察将会收走他的车辆登记证，并答应说会安排法院听证审理，听证会应该是在一个地方法官或大法官面前举行。自然，没有人愿意冒险将车辆登记证这么重要的文件撒手给一个流氓警察。因此，理性的（比较保险的，坦率地说也不太贵的）选择是接受对他的任何交通违规指控，然后与警察进行交易——赎金往往是几美金——以避免被进一步地骚扰。

经济发展领域的话语往往会让人联想到这种不对等的协商。当被问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实行以来表现不错时，许多专家的反应往往如同非洲街头的流氓警察——他们列举了千变万化的原因，陈述了无可反驳的事实。为了捍卫自己的认知议程，他们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解说，而政策制定者们又无法与其争辩，结果就只能是履行各种强加给他们的建议——就像那些在非洲街头无助的驾驶者们一样。

当然，得到答案，仍是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和专家学者虽历经困难却仍然真诚探索的动力，如果将这样的探索等同于坏警察的不道德和非法行为也是不恰当的。但是，证明一个预判和执行先验决定所采用的基本战术是相似的，往往是基于错误的诊断和依靠虚夸的诡辩。这就是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许多政策制定者经常承认他们总是感受到来自那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发展领域专家的压力，因为他们的观点很有分量，可以决定一个小的经济体能否得到外部的资助。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仍然是政策分析的主要知识框架和所有改革方案的论证依据（Monga and Lin,2015;Mkandawire,2014;Mkandawire and Soludo,1999;Mkandawire and Olukoshi,1995）。而针对低增长、低就业以及顽固的贫困状况的根源这类问题给出的一系列答案，都只是为了体现和验证一个预先决定的事实。在试图对发展问题做出其他解释却总是徒劳无功之后，政府官员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和非洲的驾驶者是一样的，那就是主张不同意见和采取其他策略的机会成本太高，迎合当时的主流观点和遵循传统思维则成了理性的选择——接受那些几乎不可能得到预期增长结果的政策。

本章探讨了一些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作为经济表现不佳和发展不利的原因呈现出来。这里也明确指出了那些最为普遍公认的原因：匮乏的物质资本、恶劣的商业环境和糟糕的治理、不足的人力资本和薄弱的吸纳能力、低下的生产率、不良的文化习惯（懒惰），同时解释了这些原因为什么与历史和实践证据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