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死

【理论向导】

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帕森斯和利兹指出：“死亡性必须并且始终是具体人类有限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证和清晰的象征。”^[1]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2]每个人都必然走向死亡，如何面对死亡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话题。在柏拉图眼里，哲学意味着练习去面对死亡。皮埃尔·阿多由此认为哲学就是面对死亡的精神修炼。死亡对人有何意义呢？阿伦特说：“因为人生有一个开端和一个终结，所以人生是完整的，……死亡不仅仅是生命的结束，而且也赋予生命一种无声的完整性。”^[3]从终极意义上看，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存在，都走向死亡。人生应该是一场“积极的悲剧”或“乐观的悲剧。”“对此时此地的经验的不可避免的本性的认可，这便超越了悲观。”“悲剧的意义在于，接受命运，然后起来行动。”^[4]这其实就是西西弗斯精神。哲学家叔本华作为个案的价值所在恐怕就是：理论上接受人的悲剧性，行动上积极反抗。作为向死而生的存在，人理应学会乐观，而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学会悲剧精神，而不是让人绝望的悲观主义。

生死之间的可写性。弗洛伊德认为生命体具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引导有生命的物体走向死亡的本能；另一种是性的本能，这种本能始终致力于使生命获得更新”。^[5]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不同。阿伦特认为“生活就是故事”。每个人都是写于生与死之间的“具体的人”，“具体的人的生活主要特征就是……它本身总是充满着最终可被叙述为故事，成为自传的事件”。人类生活不同于自然的（生物的）本能生活在于，它在生与死之间充满着叙述的可能性。正如克里斯蒂娃所指出的，“唯有作为叙述的行动以及作为行动的叙述可以履行（实践）生活（fulfillife)”。^[6]这种将人类生活文本化的思想核心要素是：积极地行动地生活；生活可以无数次重新开始。

珍爱生命，积极生活。自杀现象虽然自古有之，但是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自杀更是反常发展。虽然根据迪尔凯姆的研究，自杀的激增标识着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动荡，但自杀的实施者却不是别人而是自杀者本人。因此，作为个体，首要的是树立珍爱生命的信念。在广袤的宇宙之中，每一个生命的降临都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礼物，它并不仅仅属于拥有那个生命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作为礼物的生命，对此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做过最为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荒谬的，燃烧又冰冷，生活要想有价值和意义，就得激情地反抗，“我抗争故我在”。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在荒谬而冰冷的世界里激情地燃烧，直到生命耗竭为止，这正是生命的尊严所在。“毫不妥协地非自愿地死是本质性的。自杀是一种弃绝。”^[7]加缪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在这个存有荒谬的世界上，重要的是我们要拒绝自杀，好好活着。蒙田也说：“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8]由此来看，电影《观音山》结尾处常姐自杀也许是该电影的最大问题，艺术到底是要张扬佛教所谓的生之虚妄，还是要坚守生命伦理？

警惕艺术对死亡的诗意化。真正的艺术永远不该“向绝望低头”，因为“真正的深刻并不是看到‘美’的破败和‘爱’的虚无，而是如何才能从这种不尽人意的‘现实’的包围中突围，让那些或许永远不会真正降临大地的理想明亮我们的人生”。^[9]可是有些艺术不仅不能鼓舞人心，而且还使人颓废和绝望。它们极尽所能描绘生活的不可战胜的威力，肆无忌惮地美化似乎不可避免的死亡。专注于自身的审美立场而漠视他者的生命或自身的生活，这是审美化的一个误区。美国哲学家罗蒂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残酷：“不是指希特勒、格拉度司（Gradus)、巴度客（Paduk)等那种‘野兽般的闹剧’，而是指那些善于美感喜乐的人也可能会犯的一种特殊的残酷。……情感敏锐的人可能杀人，善于美感喜乐的人可能残酷，诗人可能毫无怜悯之心——这些意象大师们可能会满足于将其他人的生命转化成银幕上的意象，而对于这些人受苦受难的事实却视若无睹。”^[10]

【作品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