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在朝鲜朝后期，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数肃宗（1674—1720）时代。其后，朝鲜朝的两班官僚统治体制被部分两班势力独占，打破了原有势力范围的均衡，使得受到排挤的一大部分两班阶层丧失了经济基础。两班官僚之间的矛盾导致衰败的两班贵族层出不穷，同时，朝鲜朝后期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两班与平民间身份转换的契机。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西方的文化产物、学术思想及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宽泛意义上的西学经由中国传入朝鲜，使得传统的文化观及身份上的价值体制受到冲击而产生动摇。

英祖（1724—1776）和正祖（1776—1800）为了应对西学的冲击，先后实施了一些文化复兴政策，可以说是意欲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而采取的自救政策。英祖完成了《大典通编》《文献备考》等重要典籍，实施了“荡平策”和“庶孽许通”，以谋求振兴文风。英祖的孙子正祖为了实现英祖的文化及政治理想，设立了《奎章阁》，于正祖5年（1780年），命人编撰了当时共3万多卷的朝鲜朝及中国书籍的总目录——《奎章总目》。正祖还致力于铸造活字，还在太子东宫时，他已铸造了甲寅字，接着又制造了壬辰字、丁酉字、木活字、整理字[1]，并利用这些活字，刊行了儒学书籍及纯正的诗文选，多达30多种。后来，正祖从即位那年起，致力于从燕京输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今图书集成》，该套书籍共有5000多卷。正祖奉朱子为孔子道的基准，倡导“纯正的文风”，严禁西学，下令禁止明末清初文集，尤其是稗史小品体的输入。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学术思想领域，实学思想开始兴起。实学派知识分子反对从朝鲜朝初期以来一直重视经学之道、过分强调教化、重视道德的传统的理学，直面社会矛盾，主张以土地制度问题为中心进行改革，引进清朝的先进技术，促进商业流通与工业的振兴。实学这种新的学风也赋予文学以新的价值和意义，为摆脱传统的朱子学的文学观——道本文末的载道观提供了契机，从事文学创作的士大夫阶层也因此而扩大了。其中的经世致用学派高擎回归先秦时代的原始儒学——洙泗学、恢复六经古文的精神的旗帜，被称作利用厚生学派的北学派学者，除了三十来岁依然在金元行（1702—1772）门下修学的洪大容（1731—1783，著有《经书问疑》）外，鲜有对理学进行著述的。以南人系学者为中心的经世致用学派将六经古文作为典范，与之相比，北学派似乎有轻视经学的倾向。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作为朝鲜朝后期的学者，若没有关于理气论的论述，则很难被认定是传统的学者。实学派学者既没被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所倾倒，又反对理学，热衷于受到非难的稗史小品的创作，这也是后来因正祖的文体反正而陷入困惑的原因。

继朴趾源之后，以诗作而闻名的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瑞九被称作“后四家”。他们根据实学的批判意识，一改汉诗的风格，将中世文学注入了近代倾向。但是，他们不像洪大容或朴趾源那样积极实施革新，只是在体制内部占据位置，以整理了汉诗的表现方法而自豪，这反而削弱了洪大容和朴趾源的主张。当“后四家”表现出局限性的时候，更具有革新气质的文人出现了，这就是南人系文人。关于以朴趾源、洪大容为代表的老论派实学，南人学派已历经了几次磨难，加之正祖去世后，纯祖即位，同时期的学派几乎一起退出历史舞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是妥协或折中也没用，于是，以自身艰难的经历为基础，向统治体制进行强烈抵制的文人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这些南人系文人继承了李翼以来革新的风格，南人派实学又重新兴起。他们力求摆脱传统的文风，主张民族自主的文学论，形成了以朝鲜风、朝鲜诗为表征的新的文风。站在这种文学潮流的前列，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物就是李钰。

李钰( 1760—1813)是朝鲜朝后期具有独特文学观的文人之一。他以成均馆儒生的身份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因拒绝使用当时社会所要求的纯正的文体，坚持利用被称作“稗史小品体”的文体写应制文，而被正祖认为是大不敬、怪异的文体，令其改正。结果，李钰的仕途之路被阻断，被充军发配至边关，而且解配之后再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尽管如此，李钰依然没有改变文体，一如既往地坚持“俚谚”“小品文”的创作。虽然才华横溢，但因“不纯正的文体”，李钰在边防度过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最后蛰居在南阳从事文学创作，度过了余生。

关于李钰的生平，没有详细的记载，作品也没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李钰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赋、书、序、跋、记、论、说、解、辩、策、文馀[2]、传、俚谚、戏曲等。从数量上看，赋最多，文馀次之，再其次是传和记。李钰的作品没有被收录成专门的文集，而是由其挚友金鑢收录在自己的文集《藫庭丛书》中。其中，有66首俚谚收录在《鸡林杂佩》中，13首辞赋收录在《絅锦小赋》中，杂文类有北汉山纪行录《重兴游记》和去南部地区充军路上所写的《南程十篇》及记录三嘉县民俗风情的《风城文馀》，23篇传收录在《梅花外史》《桃花流水馆小稿》《文无子文钞》《花石子文钞》中。此外，还有《俚谚集》和戏曲《东厢记》。如此，李钰的文集被单列出来，汉城文人的诗文集中也全然没有提及李钰的名字。这是因为，李钰虽贵为全州李氏，但因家道中落，沦落为寒微的出身，也鲜有人提携他，将其领入仕途；加之李钰使用有悖于正祖文体反正政策的“稗史小品体”，成为其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障碍，其生性耿直，即使是君王的政策也依然不屈服。所以，他屡试不第，多次受到正祖的训斥，并受到对于当时的士族来说最为悲惨的处罚——充军。但是，即便如此，李钰并没有像其他实学派文人那样，遵从正祖的文体反正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文学主张，坚持利用为正统的汉文学所不容的稗史小品体进行独特的文学创作。

李钰的文笔细腻，语言优美。从其作品中，既可以看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改良意识，又不乏对人间真情的刻画描写。其诗论“俚谚引论”及诗作“俚谚”超越了传统汉文学的范畴，将笔触伸向市井百姓的生活，其大部分诗作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情感生活，小品文则主要反映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社会转换期的诸般社会现象及人情世态。与注重作品的结构或文体的朴趾源不同，李钰注重素材的奇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态风俗，使朝鲜朝的散文达到了一个高峰。李钰反对传统的、基于理学教义的纯文学，坚持自主的民族文学创作，起到了构建朝鲜近代文学精神的桥梁作用。这也正是李钰文学在朝鲜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以《藫庭丛书》所载的李钰的赋、书、序、跋、记、论、说、解、辩、策、文馀、传、俚谚、戏曲等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作品中所使用的俚言及作品所反映的女性生活世态等，可以发掘李钰的文学观、作品的文体特征及美学特征，从而阐明李钰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朝鲜朝后期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钰以新的文体和进步的文学观创作的大量作品，是对所谓正统古文的挑战，也是朝鲜近代文学的发端，为中世文学过渡到近代文学起了桥梁作用，在朝鲜朝后期的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李钰在生前，仕途之路被阻断，甚至其作品几乎不为世人所知，只是近年来才逐渐受到关注，对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开展起来。

李钰的作品没有专门的文集，李钰过世后，其挚友金鑢将自己收藏的，以及李钰的儿子珍藏的作品，收录在《藫庭丛书》中，李钰的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藫庭丛书》所载的李钰的作品有《文无子文钞》《梅花外史》《花石子文钞》《重兴游记》《桃花流水馆小稿》《絅锦小赋》《絅锦赋草》《梅史添言》《墨士香草本》《石湖别稿》《凤城文馀》等11卷文集。此外，还有《鸡林杂佩》。

《鸡林杂佩》收录了可以称之为李钰的“诗创作论”的《俚谚引》及66首俚谚诗；辞赋也被冠以《絅锦小赋》《絅锦赋草》的名称收录在一起，共13首；其唯一的词作品《哀蝴蝶》也被收录其中；书类作品传下来的只有《与病花子崔九瑞状》一篇；序跋类共有6篇；题后有2篇，从中可以窥视其读书倾向；读后记共有3篇，有短形叙事体和野谈两种形式；游记类有4篇，颇富抒情性，作品捕捉景物细微的差异，并加以描写；论说类有13篇，其中说最多，有6篇，论有5篇，辩和解各1篇；文馀被冠以《凤城文馀》的名字，共有67篇。

20世纪60—70年代，李家源、李佑成等翻译了李钰的传，李钰始为学界所知。其间陆续有学者将李钰的作品整理、发掘出来，并对之展开了多种形式的研究。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将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李钰传文学的研究；第二，对李钰汉诗、辞赋、散文等的研究；第三，对李钰明清散文读后感的研究；第四，对李钰文学观与作家论的研究。

其中，对李钰的研究多始于对其传文学的介绍，而且，比之于其他体裁的作品，对其传文学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丰硕。

李家源在《朝鲜朝汉文小说选》[3]中翻译、介绍了李钰23篇传中的15篇，在《韩国汉文学史》[4]中，第一次论及李钰，评价李钰的传在艺术性上堪比朴趾源的9篇传[5]，从李钰在传文学作品中使用的俚言，可以窥视其文学论的革新性及接近民谣与汉诗的倾向。自此，李家源开始坚持不懈地研究李钰的文学作品[6]，李钰始为学界所知。其后，金钧泰的《李钰研究》[7]第一次将“俚谚”开掘出来，从此，陆续有研究李钰的论文出现。李佑成、林荧泽在《朝鲜朝汉文短篇集》[8]中，将李钰的传看作汉文短篇并加以研究，从而使李钰文学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金钧泰把传作为一种体裁进行研究，并将李钰的传联系起来加以分析[9]。后又撰写《李钰的文学理论和作品世界的研究》[10]一文，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李钰的杂文类和散文、诗文学论、辞赋文学论等，并将李钰的传加以分类，分析研究传作品所反映的批判现实的作家意识。金钧泰的研究阐明了李钰作为传文学作家的地位。

继金钧泰之后，对李钰传文学的研究更加活跃地开展起来。任侑炅[11]认为，李钰的传是将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问题，以近乎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金忠福[12]认为传是小说的形式之一，分析李钰传的意义和结构，可以说李钰的传是初期小说的延伸，进一步说，李钰的传接近近代文学的性质，应该将李钰与朴趾源看做同一序列的人物；朴成勋[13]从讽刺意义的角度分析李钰的传，认为李钰的传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和背景，设定了非常生动的下层百姓的人物形象，具有近代文学的性质和作为写实主义文学的价值；金相烈[14]分析了李钰的传的叙事结构和内容特征，认为李钰的传接近小说的展开原理，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辛辣地讽刺时弊及对人性的肯定是其内容上的特征；李相德[15]认为，李钰传的形式是前代传的改写；苏仁浩[16]结合正祖的文体反正分析了李钰的传的特点及作家意识，从“礼失求野”[17]的角度考察了李钰立传的动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的觉醒与局限并存；洪龙姬[18]论述了李钰传类型的多样性；金钧泰[19]考察了李钰的传与野谈的关联性；安载寿[20]将李钰的传看做汉文小说，并加以研究；李信馥[21]从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个层面考察了《李泓传》，认为该作品不仅仅停留在揭露主人公虚伪的人性及日常表象，而是更深层次地指出从官吏到君王，地位越高，蒙骗的范围越广，欺骗的对象越多，从而全面展示出当时的整个社会都被欺骗支配着；李弘雨[22]认为，李钰的传文学遵循着一定的法则吸收了小说的元素，朴静景[23]也研究了李钰的传；任侑炅[24]分析了李钰的《烈女传》，认为李钰在典型的传的形式中，带着一定的结构意识完成了该作品，在作品中突出地运用了文体和背景；任侑炅[25]的构成及文体上特征》, 首尔：韩国传统文化研究第12辑, 1997。>还从结构和文体方面分析了《车崔二义士传》，认为该作品名为描写了车礼亮和崔孝一的起义，其实是以丙子胡乱[26]为背景，也就是把故事的背景设定了复线加以描写。同时，把作品中一半的人物安插在各个地方，并试图引入作者自身的感情。郑善熙[27]分析了李钰传的形式的特点，认为李钰的传尽管稍有不同于前代的传，但是依然保持了立传的效用论的特点，把人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作为文学素材，形象化地描述出来；权纯肯[28]分析了李钰的传所表现出的讽刺意义和对世态风俗的描写，认为李钰刻画世态风俗的感觉优于当时任何一位作家，而且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意识。

如上所述，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类比分析可以看出，对李钰的传的研究坚持不懈地进行了下来，而且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根据传的人物类型对传的形式及题材的研究是重点研究的对象，即，先行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说，先行研究在内容方面多从李钰的传对说话小说的借鉴吸收、人物的类型分类、传的主题意识及李钰的作家意识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形式方面主要围绕李钰传的体裁的归属问题，研究了李钰的传与前代传的关联性、与小说的关系。不难看出，对李钰的传的先行研究仅仅停留在内容分类上，而且仅仅以23篇传中被翻译好的15篇为研究对象，在把握李钰全部传的特点上，也不无局限性。只有从内容上、形式上对李钰所有的传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探明李钰的传文学的特点。

目前关于李钰文学作品的研究，学界所取得的成果中，与传相关的居多，而研究李钰的汉诗、辞赋、散文的则相对较少。关于李钰的诗歌的研究，金钧泰[29]探讨了李钰的诗论，分析了李钰的诗作，认为李钰具有尊崇国语的思想，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活语言用来创作诗歌，并且其诗作通过率真地表达男女之情，以“教民成善”，可以将此看作功能、教化的文学观的再确立；李东欢[30]认为李钰的俚谚诗是具有民谣倾向的汉诗，是之前已有汉诗的变化形式，其作诗态度与民谣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不无关系；金兴奎[31]将李钰的诗与委巷诗歌论[32]的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李钰的汉诗没有教化论的色彩，重视刻画市井生活的真实性；李恩爱[33]认为应把评价李钰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放在“真情”上；金殷喜[34]也考察了“俚谚”所载的诗作；柳载逸[35]将“俚谚”所收录的诗加以分类，把诗中人物个人的形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研究李钰作品的主题，认为李钰摒弃了出身于贵族的、观念性的创作态度，发掘市井百姓人情世态美的价值；郑恩善[36]认为，李钰的诗论《俚谚引》及其“俚谚诗”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朝后期颇富个性的诗文学，准确地刻画了市井百姓的生活世态，李钰对诗的认识态度是自主的、客观的，其诗论以对女性及市民意识的自觉为主，其大部分诗作均含有民谣的素材，与民谣所抒发的思想情感一致；李正善[37]认为，李钰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真”的概念，与前时期的许筠所说的“天禀之本性”是一致的，它摆脱了朝鲜朝前期载道论的文学观，开启了文学应为文学本身的新的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李钰所说的男女之情的世界与天机这一概念相同，是没有假饰和邪恶的真实的世界，把士大夫、中人、下层百姓的生活用方言、隐语等俚语表达出来，只有对民族语言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才能做到这一点；朴无影[38]认为，俚谚素材汉诗采用女性话者的形式，这样反而从相反的方面，更好地描写了男性的世界。

对李钰赋的研究晚于对其诗的研究，而且也不是专门对其赋进行研究，只是在对其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简单地提及李钰的赋，关于赋的研究成果比较少。郑勋[39]认为：李钰的赋，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值得关注；李钰撷取周围生活中的琐事，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妙的比喻表现出来；在表现手法上，比之于科赋体的六言，更喜欢用四言、长短句等；在一首赋中，采用了多种句法，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文学才华，恰如其分地运用叙述体和问答体表达作者的意图，采用列举、反复、对仗等华丽、多样的表现技巧。

如果说早期对李钰文学的研究多以传为中心的话，那么随后对明清文学与李钰文学的关联性的研究也比较活跃地开展起来。金成镇[40]认为，朝鲜朝后期艺术价值不亚于汉诗或汉文小说的随笔散文有了较大的发展，即使与近代文学论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为古典随笔与现代随笔接轨奠定了基石。他还认为，李钰的小品散文以中世普遍的观念为主要内容，其表达方法除却浓厚的追随典范的倾向，逐渐转向糅进戏谑、有趣、通俗的内容，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金成镇[41]还对李钰所阅读过的明清小品《板桥杂记》《情史》《汉魏丛书》等进行了研究，认为李钰较之同时期其他文人更多地接触了明清小品，而且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李铉祐[42]从主题特征及表现形式的特征两方面考察了李钰小品所具有的文艺价值及对纯文艺的追求；山东大学的韩梅[43]以传统文学批评的视角，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主张小说、戏曲等大众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是文人自我实现的手段，对金圣叹的吸收、借鉴提升了这种自我实现，进而对李钰文学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比较研究，阐明金圣叹的影响是李钰独特的文体及颇富个性的创作的基础。韩梅还认为，李钰的《七切》具有随笔的性质，采用了在序、跋中常用的对话体的传统形式，设定了“客”和“石花子”两个人物，让他们讨论7件事情。在《七切》中，李钰曾提及《西厢记》，韩梅以此为例，将李钰所写的《东厢记》的题词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李钰《东厢记》的题词源于金圣叹的“不亦快哉”。此外，也有不少论著以李钰的文馀为研究对象，其中《凤城文馀》被认为是李钰在被流放至三嘉县时，记录当地风土人情之作。金均泰[44]认为《凤城文馀》是研究18世纪末岭南三嘉地区风俗的绝好的史料，尤其是“岁时风俗”中的“鬼魅戏”和“乞供”是有关当时风俗的历史记录，详细记述了一般风俗当中所介绍的祠堂的形态和巫俗及巫堂的巫仪，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朴敬伸[45]也就这方面论述了《凤城文馀》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关于李钰的文学观及文学思想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金钧泰把可以称之为李钰文学思想的作家意识与其多舛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了李钰世界观的二元性[46]。尽管当时社会身份等级制度森严，但李钰依然立足于平等思想，对下层百姓持肯定态度，表现出了道德的两面性，同时，通过自由运用俚语及宣称要写朝鲜诗，表现出了对固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尹基鸿[47]认为，李钰对万物的描写与其说是他对万物观念性的、表象的接近，不如说他欲通过个别的、独自的情形来表达，并展开对“万物借人赋诗”的性灵论的论述，这要归结于他欲用朝鲜的俚言写文章的逻辑，而且进一步说，他的这种思想使他深入到女性的情感世界，使得作品具有杂记类的特点，运用朴素的文体，真心进行创作；金英珠[48]认为，出身于士大夫的李钰出仕的理想、儒家系列的读书倾向、对明末清初小说的阅读是其现实批判意识的基础，尤其是对《楚辞》的阅读是其感叹被现实社会排挤怀才不遇的作家意识形成的基础；李铉祐[49]认为，李钰的文学依照缜密的创作原则，将情感加以形象化，描写了市井百姓的各种爱欲及沉溺于此的人间群像，李钰的文学意识具有近代倾向，比许筠和朴趾源的文学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特点；金镇均认为，李钰的文章摆脱了中世的秩序，古文的权威，自由地创造出了自己新的文体；李知洋[50]认为，李钰使自己的文学所具有的个性特点和价值有别于基于伦理意识的一般文人的文学，通过强调“情”，把自己的文学客观化，即具体的描写、绝妙的比喻、中立的价值判断等，使作品形象化。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李钰文学的研究表现出逐渐关注的势头，并业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今后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李钰文学奠定了基础。但笔者认为，学界似乎偏重于对李钰文学的形式、结构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主体文学观之研究。鉴于李钰所处的特殊时代性，他不可能不受实学思想的影响。此外，作为进行汉文学创作的文人，李钰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重的，而韩国学界鲜有这方面的论述，有的也只是简单提及。更为重要的是，李钰虽因文体受正祖的文体反正牵连，但其文风颇受后世推崇，而对其文学的美学特征和文学价值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鉴于此，本论文着重研究李钰的文学观以及李钰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史的意义及与中国文学之关联。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实证的分析方法为基础，首先撷取李钰的文学作品，从收录其作品、一览无余地表达其思想的《藫庭丛书》中导出证据，在通读李钰文本的基础上展开研究，通过分析考证得出结论。

其次，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学关系的一门学问，其中影响研究是探索两国以上文学之间的传播、影响及接受、变异规律。李钰是汉文学作家，由于国家、民族的不同及环境的差异，他所创作的汉文学作品也有着独特的风格。因此，利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可以探明李钰文学与中国文学深层的关系。

再次，采用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任何影响的产生都是接受者主动接受行为的结果，除接受者之外，还存在着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如果把传播的对象看成是文本，把接受者看成是读者，那么，接受者是在什么情形下如何接受的，就可以用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接受美学非常重视读者的存在，在读者的视野中研究文本的价值。通过分析李钰作品的体裁、内容等，挖掘李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吸收。

此外，李钰的文学作品题材繁多，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富，因而需运用多种方法，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其文学进行综合性研究。本论文从东西方古代、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中博采众长，即从哲学、文艺批评等多种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兼取传记研究法、社会历史研究法等，切实做到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从特定的批评视角切入对象，评价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从而体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相信以上的研究方法必将会成为客观、公正地研究李钰的文学及其文学地位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总结过去李钰文学研究的经验，使文学研究始终建立在实证、思辨、多学科交叉运用的科学基础之上。

[1] 1796年3月17日奎章阁铸造的金属活字。

[2] 文馀是金鑢创造的文体名词。他解释道，古时的人们通常把词称作诗馀，参照此，这些文章不是文章的正体，故称之为文馀。

[3] 李家源：《李朝汉文小说选》，首尔：正音社，1960。

[4] 李家源译：《韩国汉文学史》,全州：民众书馆，1961。

[5] 朴趾源的小说收录在《燕岩集·放璚阁外传》中的有《金神仙传》《虞裳传》《易学大盗传》《凤山学者传》《马驵传》《秽德先生传》《闵翁传》《广文者传》《两班传》；另外还有《热河日记》中的 《虎叱》及 《玉匣夜话》中的《许生传》。但《易学大盗传》和《凤山学者传》今已失传。

[6] 李家源译：《燕岩、文无子小说精选》, 台北：博英社, 1973。

[7] （韩）金均泰：《李钰研究》,首尔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1977。

[8] 李佑成、林荧泽：《李朝汉文短篇集》(上·中·下) , 首尔：一潮阁，1978。

[9] （韩）金均泰：《传的体裁的考察》, 《雨田辛镐热先生古稀纪念论丛》, 首尔：创作与批评社, 1983。

[10] （韩）金均泰：《李钰的文学理论和作品世界的研究》, 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 1985。

[11] （韩）任侑炅：《李钰的传文学研究》, 梨花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梨花女子大学, 1980。

[12] （韩）金忠福：《李钰小说研究》,庆北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论文, 庆北大学, 1982。

[13] （韩）朴成勋：《李钰的传的讽刺意蕴研究》, 汉文学论集2, 首尔：檀国大学汉文学会, 1984。

[14] （韩）金相烈：《李钰的传文学研究》, 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1986。

[15] （韩）李相德：《李钰的“传”的形式改变小考》, 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高丽大学, 1987。

[16] （韩）苏仁浩：《李钰传的特点及作家意识的体现形式》, 首尔：崇实语文，第16辑。

[17] 源自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意为丧失了的礼乐可从民间寻找，民间有着丰厚的道德积淀。

[18] （韩）洪龙姬：《李钰的传及沈生传考》，圣心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圣心女子大学, 1988。

[19] （韩）金均泰：《朝鲜后期人物传的野谈趣向性考察》,韩国汉文学研究第12辑, 首尔：韩国汉文学研究会, 1989。

[20] （韩）安载寿：《李钰的汉文小说研究》, 江原大学硕士论文, 江原大学, 1990。

[21] （韩）李信馥：《传对社会现象的反映》, 汉文学论集 第10辑, 首尔：檀国汉文学会, 1992。

[22] （韩）李弘雨：《李钰的传文学硏究》, 启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启明大学, 1992。

[23] （韩）朴静景：《关于李钰传的硏究》,全南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 1993。

[24] （韩）任侑炅：《李钰的烈女传的叙述形式及观念语文学》，第56辑, 首尔：语文学会,1995。

[25] （韩）任侑炅：《李钰的<车崔二义士传

[26] 指1636年清兵进犯朝鲜。

[27] （韩）郑善熙：《李钰传的形式特点及叙事性研究》, 蔚山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蔚山大学, 2001。

[28] （韩）权纯肯：《李钰传的市井世态和讽刺》, 首尔：汉文教育研究, 第23辑。

[29] （韩）金均泰：《李钰的文学理论及作品世界的研究》, 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首尔大学, 1985。

[30] （韩）李东欢：《朝鲜后期汉诗民谣趣向的抬头》,韩国汉文学研究，第3—4辑, 1989。

[31] （韩）金兴奎：《朝鲜后期诗经论和诗意识》, 高丽大民族文化研究所, 1982。

[32] 以洪世泰、千寿庆、赵秀山等中人层为主的委巷诗人的诗歌论。

[33] （韩）李恩爱：《李钰的俚谚研究》, 成均馆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成均馆大学, 1990。

[34] （韩）金殷喜：《李钰的俚谚所载诗研究》, 成均馆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成均馆大学, 1990。

[35] （韩）刘载逸：《李钰诗的研究》(Ⅰ)，《人文科学论集》 第13辑, 清州：清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

[36] （韩）郑恩善：《李钰的诗文学研究》, 檀国大学研究生院, 檀国大学。

[37] （韩）李正善：《李钰的诗世界和朝鲜风》,《汉阳语文》第16辑, 首尔：汉阳语文学会。

[38] （韩）朴无影：《女性话者汉诗逆向反映的男性像》，《梨花语文论集》第17辑，首尔：梨花语文学会,1999。

[39] （韩）郑勋：《李钰的赋研究》, 《国语文研究》第22辑, 首尔：国语学会, 2004。

[40] （韩）金成镇：《朝鲜后期小品体散文研究》, 釜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釜山大学, 1991。

[41] （韩）金成镇：《李钰研究》（Ⅰ）,汉文教育研究第18辑,首尔：韩国汉文教育学会,2002；《李钰文学与明清小品,古典文学研究》第32辑, 首尔：韩国古典文学研究会, 2003。

[42] （韩）李铉佑：《李钰小品研究》, 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成均馆大学, 2002。

[43] 韩梅：《朝鲜后期实学派对金圣叹的受容》, 首尔：《韩中人文学硏究》 第10辑, 2003,6；《李钰的金圣叹受容》,首尔：《韩中人文学硏究》第11辑，2003，11。

[44] （韩）金均泰：《李钰的文学理论及作品世界研究》，首尔：创学社，1991,2。

[45] （韩）朴敬伸：《凤城文馀所载的巫俗关系之数据与意义》,《口碑文学研究》第2辑，首尔：口碑文学会, 1995。

[46] （韩）金均泰：《李钰的文学理论及作品世界的研究》, 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首尔大学, 1985。

[47] （韩）尹基鸿：《李钰的文学论及文体研究》,首尔：《韩国汉文学论集》第13辑, 1990。

[48] （韩）金英珠：《李钰文学的作家意识的变化及意义》, 庆北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庆北大学, 1994。

[49] （韩）李铉祐：《李钰文学的真情问题研究》，首尔：《韩国汉文学研究》第19辑, 1996。

[50] （韩）李知洋：《李钰文学的男女真情及节烈问题》,首尔：《韩国汉文学研究》第29辑,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