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早年蒋介石、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更多建基于曾氏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上。1917年，还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的毛泽东就在致黎锦熙（1890—1978）的信中谈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研究者一般对这一句话十分在意，对接下来一句则不太关注，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认为“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以大同为目标，“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21〕。其救世之关怀可谓真切，而其心中之三不朽者，正是曾国藩，似乎期待从此处寻找救世之方，在国弱民疲的清末民初，不少人正试图通过对曾国藩的阅读或解读来救世。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其实清末流亡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已见之于实践。在其名著《新民说》中，为改造民族性，形塑新民所需要具备的理想人格，曾国藩成为梁启超“淬厉其所本有而新”^〔22〕的人格楷模。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缺少冒险精神，气力与体魄相依而为用，“庄敬日强，安惰日偷，生理之大经也”，深以曾国藩“身体强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之语为是。由此将曾国藩与拿破仑、讷尔逊并称为“进取冒险之豪杰，永为后备型者”，强调“曾文正最讲踏实地步，谨慎小心，然其中自有冒险之精神。细读全集，自能见之”^〔23〕，对国人进取冒险之精神每况愈下深以为忧。

在叹息卓荦少年“志愿才气皆可以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乃阅数年而馁焉，更阅数年而更馁焉”，为欲望所累时，梁启超以为曾国藩全集中，处处可见其困知勉行励志克己之功^〔24〕，以之为楷模，可培养国人的自由精神。

针对国人自治精神的缺位，梁启超以曾国藩早年力戒晏起与吸烟为例，强调自制力对于成大事之重要性，并认为曾氏之所以能力克太平军，与其自制力奇强大有干系。小节中见精神，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关系人身品格甚巨。梁启超早年曾读过曾国藩家训中的《忮求》诗，深自警惕，由此反思当时国人受种性之影响，诗中所述现象“几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能自拔”^〔25〕，感叹内忧外患之中，同胞尚处酣梦，须去嫉妒之恶习，用于自救与他救，方能强国兴种。

曾氏毅力之强亦为梁启超所称道，连篇引述曾氏书信，详述曾氏初起时之困顿，继起则常遭失败，皆以必死之决心，苦撑危局，“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梁启超认为“使曾文正毅力稍为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而国人民族性之缺点，“最可痛者，则未有若无毅力焉者也”。^〔26〕

当时革命者因“排满”而连带抨击曾国藩，梁启超深为痛心，声称：

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醇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27〕

清末革命者愤于满人对汉族的欺凌，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脑曾氏痛恨之极，曾经给予很多批判。^〔28〕梁启超则极为看重曾氏的私德，以之为人人之资粮，不可须臾离也，痛惜“破坏家”的破坏，期待有志于澄清天下者常读曾国藩文字，以道德之感情，协同一致，“救此濒危之国”，以成其强国之梦。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戒烟、早起、日记之精神可以取法，习气颇深的平常人，更须加强自治，并期待“读者亦毋相责，常夹辅我，挟持我，使自愧自厉而冀一二成就于将来，则所以恩我者，无量也夫！无量也夫！”^〔29〕

《新民说》重在塑造理想人格，曾国藩的操守成为新民这一英雄系谱重要的一环，其关怀不仅仅在修身，更着眼于救世，期待由此形塑国民，团聚成强大的国家。此后梁氏还编选了《曾文正公嘉言钞》，在“序”中称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30〕，赞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就震古烁今，尤其是曾氏志节高超，超拔流俗，期待编曾氏之嘉言以激励世人，闻者兴起。其选编目的志在救世可知。

国难声中，编次曾国藩言行以经世者尚多。抗战前夕，国家主义派领袖陈启天（1893—1984）所著《胡曾左平乱要旨》着重表彰曾国藩，称胡、曾、左等“以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发扬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运用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所以能拨乱反治。而当时正是内忧外患相继交逼，欲救国族，师法曾氏，以造风气、形成中心势力，对其加以灵活运用，不失为坦途^〔31〕。

抗战期间旅居重庆的陈清初著《曾涤生之自我教育》，此书被纳入“革命青年丛书”。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者，曾国藩的思想竟然可以变得“革命”起来，也是饶有趣味。该书选编曾氏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五类联语，各地训练班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及高级班人手一册，蒋介石嘉勉其“有裨世教”。作者认为，曾国藩“生于半耕半读之家，与国人一般环境正同”，才智不过中等，之所以能“特立独行，自拔于流俗，其志坚，其心苦，其成就惊世骇俗”，缘于曾氏“能一意师心，痛切反省，以倔强之态度，拼命自强”。^〔32〕该书还将曾氏的“自我修养”分为“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五个方面^〔33〕，呼吁青年人以之为榜样，如此，修身处事“必能无往不宜也”。作者期待为救亡图存，多培养几个曾国藩以改变风气。此书短短一年即三版^〔34〕，其传播范围不可谓不广。

类似的著作还有不少，大多将曾国藩作为修身处世的模范予以表彰，比如胡哲敷编《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称曾氏乃“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表现出来的”“儒雅风流人物”第一人^〔35〕。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则称扬曾国藩的勋业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和“艰难困苦的环境”磨炼而出^〔36〕。王德亮的《曾国藩之民族思想》则以为，曾氏“有功于国家民族”，人格、学识、勋业“历万古而常新”。^〔37〕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称赞曾氏“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38〕

当然，这里面有着蒋介石号召的因素在，蒋星德《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在文前就特意摘引了蒋介石在庐山某次演讲《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表彰曾国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