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慕圣贤，进德修业
咸丰九年（1859）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三日，鉴于书籍浩博，读书必须别择，曾国藩于倥偬之际撰《圣哲画像记》〔2〕一文，择三十二位古人，命其子曾纪泽（1839—1890）绘其遗像，藏于家塾，期待子孙有志读书者取材于此。曾氏期待由此“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由博返约，进而追慕圣贤。
曾国藩
以图像的形式以为省察之助，既是曾氏对学问途径的分类，也揭示出当时士大夫向往圣贤、见贤思齐的心态。而此一心态在曾国藩生前死后长期存在于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视野中，在中西冲突之际，依然具有绵长的生命力，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阅读曾国藩，期待见贤思齐，在追慕圣贤的努力中砥砺自我，这其实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传统。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再就曾国藩在近代中国人阅读视野中的面貌进行追踪，或许就显得较为亲切有味。
曾国藩逝世之后，不同版本与形式的曾氏论著出版近乎未曾间断。曾文正公虽死，其精神气度随其著述留存于天壤之间，并且通过印刷得以化身千万，得以迅速传播，当然其中也不乏书局为谋利的考虑。不过，能够谋利，正说明曾氏的影响力与其作品市场可观。
曾任翰林院编修、时乡居在家的江苏常熟人徐兆玮〔3〕（1867—1940）曾记载：
读《曾文正公家书》二卷卷一、二。文正自立课程：曰主敬，曰静坐，曰早起，曰读书不二，曰读史，曰写日记，曰养气，曰谨言，曰保身，曰作字，此十事最是切实工夫下手处。〔4〕
就曾氏所提十事，处处对照自我的局限，狠下针砭，以期“能学得一二端，其余可逐渐扩充也”。此后连着近十日，徐氏都详细阅读曾氏家书，以为多精粹之语，“尤足药学子之失，摘录数则以为座右铭，胜读《近思录》、《呻吟语》也”，并时时在日记中摘录。深获其心者有“温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
针对曾氏治军后每以“敬”、“勤”二字激励家人，主张“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徐氏以为“虽浅言，实至理也”，并就曾氏语加以发挥：“和者生动之气，敬者收敛之气，一张一弛，人道尽矣”。
当天徐氏读完《曾文正公家书》卷七、八、九、十后，自称最爱曾氏“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六语。〔6〕翌日，徐氏又将曾国藩《圣哲画像赞》与家规口诀摘抄于日记中，并特别称道曾氏之养生法，认为曾氏“八本三致祥”是其学问经济的得力之处。是日，徐氏还读了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并与其弟交流读书心得，认为曾氏家训可补入清代名儒兼显宦陈宏谋《五种遗规》，并作了摘录，以备参考，其中用意明显是想施于实践。
接下来，徐氏尚阅读陈宏谋《养正遗规》与朱柏庐（1627—1698）《治家格言》，在与内兄张映南信中称赞张氏近年学问进步，言及自己“现读陈文恭《五种遗规》、《曾文正家书》，取其浅近可遵守，继拟读黄梨洲、顾亭林、李榕村、陆桴亭、陈确庵、张杨园诸集，取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言心性之弊”〔7〕，可见其学问路向与曾氏家书作为修身进德之阶的痕迹。这正是曾氏家书与日记中着力之处。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旅居北京、饱读中西图籍的世家子弟孙宝瑄（1874—1924），某日在车中读《曾文正诗集》，“兴至则朗诵”〔8〕。同月二十六日，孙氏夜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颇为赞同圣门高弟四科而尽纳之。不久，孙氏日记中对曾氏未将屈原、陶潜纳入其圣贤序列耿耿于怀，而且置疑其是否有所遗漏。在他看来，屈、陶二人“胸中皆有磊落瑰伟奇崛之气，抑郁不得伸”，以其“高风峻节，同得天地清明之气”，卓然独步千古者，看来对曾氏此文尚未认真领悟，不过孙氏这一反应却正是曾国藩圣贤序列无数读者的真切写照，读者心仪之人遭到忽视，心中郁郁不平。但是这并未影响孙氏对曾国藩的推重。
同月二十五日，其友姚文焯（1857—1908）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诋毁文正者不知凡几，竟有投以书诟责之者，而曾公嘱幕友作答书，无不婉辞逊谢，深自咎责。乃私观其于来书，则皆痛加涂抹，若甚自以为是者。夫公论大臣体国之心，则大难初平，疮痍未起，老成持重，自不能不隐忍一时之小辱，而奠社稷于安全，正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然当时执一二无辜冤民，杀之以弭外国之患难，事出于无奈，而返躬自问，能无愧疚心，而尚敢自以为是乎？”称曾氏“近于诈”。孙氏认为责怪曾氏者“大都不识大体，不察时事”，从曾氏平生之气象可知，论者“夫第据至微之一事，而不深辨其所以然，遂欲重诬一古今之完人，抑亦过矣”。〔9〕
姚文焯如此熟知曾国藩这一细节，想必也曾读过曾氏相关论著，以曾氏所倡导之“诚”责曾氏，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朋友聚会中以之为话题。不过孙氏却从整个时局考虑，认为无损于曾氏之人格。这一辩白，可谓曾氏的读者之间小小的交锋，也透露出曾氏天津教案所引发关注之深远，其实也是清议的一种表现，而孙氏言论多持平之论，也可见其性格。
颇为有趣的是文史大家程千帆（1913—2000）在江苏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三时的经历。后来成为明史大家的黄云眉（1898—1977）正好是其老师，黄云眉一学期就讲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10〕，而程氏此前也认真读过曾国藩家书。黄云眉对曾国藩的爱重，也透露出近世那么多曾国藩论著散播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