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无方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将《易经》的主旨及易象的基本规律介绍完毕，往下是如何运用的问题。在谈运用之前，有必要先阐扬儒家思想中两个重要而精彩的观念：一是权变，一是时中。

《论语·子罕》里有一段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人一生中，可能会和许多人一起学习某项学问或技艺，这是共学。由于资赋不同，学习的兴趣和目的也有异，真正以此为专业，全力以赴的只有少数，而钻研有成，卓然自立的就更少了。专家、博士可算是适道的境界，以此为起点，继续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在该领域内有创新突破，受同侪推崇承认，这就是所谓的有一套了，也就是立——站得住了。别人尽管嫉妒，也推你不倒。

但有一套的人往往也有盲点，就是能入不能出，碰到任何事都拿那一套来应付。由于对本身方法、技巧的娴熟，以及该领域基本假设的信念，甚至使他不易欣赏、接纳别的领域的长处。然而出现在实务中的问题，常常不是仅靠一套教科书中的方法就可获得圆满解决，必须针对实况做出不少修正。重大疑难还需要跨领域的通识与合作，配上高度综合的洞察力，才能做出适应的决策。这种既犀利又圆融、熟悉各种方法却不为任何方法所囿限的能耐，就叫作“权”，在《论语》中被推许为学道最高的境界。

“权”本是秤锤的意思，以秤杆称物时，随物体轻重不同，而做恰如其分的移动调整，以求平衡。一般我们说权衡事理，通权达变，就是由此衍生而来。

《易经》专讲变化，强调变动不居，我们在开章明义时已经说过。这里再引一些《系辞上传》的话，以资佐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变而通之以尽利”。灵活变通，就是因为死守成方无法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趋时尽利、切合事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经》这部书，讲的道理均切合人生实用，重点在诠释无所不在的变化。人间事总是不停地变来变去，每个领域、每一阶层都不例外，高居上位的可能失势，阶下囚摇身一变，位列朝班。当权派沦为非法政党，街头暴动反孕育出民意英雄。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真是易学的精髓，若能彻底体悟，可以终生受用无穷。“典要”就是经过创新、锤炼的成套有系统的重要准则。一般成文法、典章制度，各门学科里的基本假设、定理公式，教派里的教义教规，政党的党章党纪，各种主义、意识形态都属之。这些东西当然重要，建立秩序、提供方便，是不可或缺的，但就是不宜把它神圣化，当成是绝对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自明公理，否则便会形成限制，阻碍创新与进步。真正伟大的创造心灵，是没有偶像、没有图腾的。时代不断往前变迁，怎样变化合适就怎样变。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伸足入水，已非前水，何来系恋，何来包袱之有？

这种毫无拘碍、权变无方的境界，在《论语》和《孟子》中时有强调。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音dí）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适”是专主，一定要如何如何，莫是绝对不行，二者都嫌固执，君子对天下事的态度，最好是不存成见，无可无不可，看怎样做合宜就怎样做。“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也是如此。

再如“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单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认定一标准，死抠着不放，其实反而伤害了真理，也放弃了其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正是因为随事权衡的重要，所以连一般的小诚小信都可以不必遵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谅”就是小诚小信，“贞”则是为人做事的大原则。只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何必“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人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孔子自述其为学历程，从十五志于学开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最终境界是达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是权的极致——更少分别心，一切自然流露，举手投足，怎么做怎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