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共合作的搭桥人

1935年5月，日本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速侵华步伐，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侵吞整个华北地区。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人民建立反帝、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向国民党及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部队呼吁，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底，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又写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充分论证了在抗日条件下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等问题。同时，回顾和总结了“九一八”以来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爱国民主人士所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实际上充分肯定了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多年来所坚持的抗日立场，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为宋庆龄与进驻陕北的中共的关系进入亲密合作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并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联合共同抗日的道路。

1934—1935年期间，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与中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冲击下，感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实施中困难重重，于是开始改变政策，施出新招，即在继续军事“剿共”的同时，寻找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也是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新策略。为此，蒋介石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线索。由于多年的“剿共”政策，国共两党誓不两立，国民党与共产党已中断了一切联系。为此，蒋介石派出多路人马，“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一路为宋子文。

宋庆龄与中共中央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领导北平和北方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的中共北方局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为汇报“一二·九”运动情况和请示华北地区救亡运动开展问题，北方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北方局负责人林枫要求北平学联负责人姚依林设法把信通过鲁迅转交党中央。当时，鲁迅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鲁迅知道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因对宋庆龄的信任，即把北方局的信转交给宋庆龄。宋庆龄便通过上海地下党，及时将信转交到中共中央，顺利地接通了进驻陕北的党中央与北方局的联系。

宋子文知道姐姐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的来往密切，带着蒋介石的使命请求姐姐与中共中央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宋庆龄虽然早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往来，但她现在认为，蒋介石走出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与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相一致，若能成功，对国家和民族是有利的，因此同意出面斡旋。她经过认真思考，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当时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去陕北传递信息。

董健吾于1891年出生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1914年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曾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队从事兵运、工运、农运等工作，后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波及冯部，董健吾无法立足，只得潜返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为掩护，担任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并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教会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失散流落江、浙、沪等地的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其中有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

1936年元旦刚过，宋庆龄约见董健吾，把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交给他，叮嘱他此是一封非常重要的秘密信件，要他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为了保证途中绝对安全，宋庆龄又交给他一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签发的委派他为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书为护身符，还给了他一百元路费。宋庆龄对信的内容只字未提，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此事办成功，将“益国匪浅”，并祝他成功。

董健吾富有地下工作经验，把宋庆龄交给的密信缝进贴身的棉背心里，即登程直赴西安。在西安，他找到了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查处处长的大学同学钟可托，请他设法帮忙见到张学良将军，张学良便把自己的座机借给董健吾，董乘机飞越冰封的黄土高原，抵达肤施（延安）。然后，在骑兵护送下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受到林伯渠、秦邦宪（博古）、张云逸的接待。林伯渠把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立即派人送往正在山西作战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健吾在瓦窑堡等了10天，得到秦邦宪的通知，说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已到。接着，秦邦宪把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交给他，林伯渠又拿出三枚江西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苏区的布币整零一套，随函送给宋庆龄。董健吾带着复信和珍贵的礼物，匆匆返沪，向宋庆龄复命。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董健吾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宋庆龄的复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意见，并根据《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停止一切内战；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内政经济的改革等。经过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努力，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做了许多政策上的调整。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率先响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说：“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并开始加紧开展对国民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瓦窑堡会议后，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上层统一战线”方面。1936年5月，发表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回师通电》），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信给陈果夫、陈立夫，曰：“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堡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

9月22日，周恩来又亲书致信蒋介石，剖陈其“清党剿共”的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取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以致造成“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同时诚恳表示：“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促成国共和谈，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宋庆龄寄殷切的希望。9月18日，毛泽东从陕北延安亲致书信于宋庆龄。曰：“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对她的高尚情操，革命贡献，予以极高的评价。鉴于她享有的崇高威望和独特地位，毛泽东在信中希望她在促进国共合作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位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并请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我党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她的殷切期望，积极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物联系，向他们介绍潘汉年，为促进国共合作谈判，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