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幻象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反讽

齐泽克重点关注的是幻象（快感）对于意识形态和共同体的纽结功能。他早在南斯拉夫参军时就思考：个体如何甘愿被权力统治，又是什么将一个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仅仅是靠秩序的强迫内化吗？敏锐的齐泽克最终得出了幻象的“下腹部规则”“超我法”“潜规则”等结论。资本主义法权或意识形态要统治人心，需要凭借力比多的黏着、超我快感的支撑，此即享乐的内在反转——人们要自觉未被外物操控，感到自由享乐。而维系这享乐的正是幻象，它是某种地下仪式般的“不成文法”，是一系列淫秽的、不被承认却暗地默许乃至大行其道的规则和惯例，在公法背后隐蔽发挥作用，支撑权力统治。

通俗说来，幻象发挥的是臭味相投的逻辑。齐泽克认为：“那些把共同体最深地‘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与其说是对那些调整共同体＇正常的＇日常流程的法律的认同，不如说是对违反法律、悬置法律的特别形式的认同……对一种特别的快感的认同。”譬如在一个以某著名教授为中心的学术圈子里，将圈内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并非榜样力量，而是大家心知肚明该教授的某个怪癖或缺陷，但同时公开一致地否认或遮掩。共同撒谎远比坚持真相更能团结人心。

一个不懂得超我享乐、脱离群体幻象的人无法融入共同体及其意识形态中。就像我们常说，男孩做朋友的最快捷方式就是一起打群架和做一些有伤风化的事。齐泽克以《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为例：在影片上半部的军事训练中，将士兵们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军队中明确的规则、纪律、等级，而是依赖一些下流的笑话、权力的过分展示等；而在影片的下半部，两位主人公傻瓜和小丑各自投向注定的宿命。傻瓜不能理解军方“大他者”的淫荡层面，以刻苦僵硬的方式严格执行官方准则，结果他虽被盛赞为杰出的“杀人机器”，但在前往越战战场的前夜精神奔溃，开枪射杀长官后自杀。而小丑则能随心自在地融入各类淫荡游戏，头戴和平标语的钢盔，荣升真正的杀人机器。军事意识形态的驯化在其身上获得成功。

齐泽克的幻象享乐理论揭示的亦即意识形态的自我反讽。它要掌控主体，“就必须和统治对象保持距离”, “必须让我们感到我们还没有完全落入它的控制中”。这被齐泽克称为符号认同中的“解除认同/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权力、意识形态总需要某种内在逾越或反转逻辑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齐泽克认为只有幻象的反讽才能准确解答朱迪斯·巴特勒在《身体之重》中提出的“如何将不认同政治化”:“政治化一定要克服不认同吗？有何种可能性将解除认同政治化，将误认（misrecognition）的体验，将那种同时属于又不属于一个标志（sign）的立场、那种不安定的感觉政治化？”

齐泽克强调：“恰恰是通过建构一个虚假的非认同的空间，一个离那些主体的社会存在的有效对应物有虚假距离的空间，意识形态才是有效的”, “如果权力要发挥作用的话，最低限度的非认同是先验地必需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金属外壳》中，一个迷恋厮杀的士兵是失败之作，一个爱好和平却不得不厮杀的士兵才是军事机器成功驯化主体的典范。在电影《决斗者》（The Duellists）中，一位出身普通家庭野心勃勃的军官毕其一生都在和另一位出身贵族的军官明争暗斗。他亦步亦趋地遵循贵族礼仪，紧随上流社会荣誉准则，却反倒给人暴发户小丑的持久印象。而他的对手却总能得心应手地触犯上流社会的表面原则，也因此表明他才真正属于那个阶层。

在越极端的政治层面，幻象的反讽效果也许越明显。齐泽克举例说，希特勒最喜欢瓦格纳歌剧并不是因为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斗争曲目，而是因为《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相爱的情人遁入黑夜吞下迷药，逃避责任、义务和世俗荣光，在狂欢中拥抱死亡。当希特勒声称，纳粹运动的伟大内涵并不是外界所看到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展示，而是在这场运动背后连接每个人内心的神奇纽带。他所说的不正是群体政治运动背后的狂欢浪潮——某种酒神节式的民族庆典？这不就是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的军事版？不也就是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中，弱小善良的理发师发表了一番热爱和平的演讲竟能博得整个纳粹军团热烈鼓掌的原因？体制总是虚伪的，说一套做一套，它总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反讽和内在逾越。而严格遵循公开法则反会损害意识形态大厦，甚至令其解体。就像《好兵帅克》中的帅克，他看不到表层法则的空洞，视其为绝对真理，他满怀激情、不谙世故、生搬硬套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结果却是一片混乱。

鉴于此，齐泽克指出，纳粹主义最危险的成分并不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极端政治化，是“理性主义”的专制和泛滥。恰好相反，是超意识形态对政治的美学悬置，是那种“献身阴暗幽灵”的异教快感、群体化的唯美化狂欢。这也被他称为意识形态的“否定量”或“超意识形态内核”。在任何人类的集体灾难中，能掀起飓风骇浪的不可阻挡的强力绝不是理性或制度，而是理性附带的欲望和快感。

从幻象的反讽角度，齐泽克指出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对法西斯或极权主义的认识错得一塌糊涂。齐泽克犀利地批判了其作品《玫瑰的名字》中以反讽来对抗极权主义的潜在命题：

这本书让我们感到烦心的是它的潜在命题，极权主义的源泉是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主义依恋：缺乏笑声，缺乏讽刺的超然。对于善的过度许诺转变为最大的恶……我们的命题和埃科这部小说的潜在前提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在当代社会（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极权社会）中，可以说，愤世嫉俗的距离、笑声、讽刺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我们不必严肃地、在字面意义上面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许极权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从字面上面对意识形态。

总之，意识形态要统治人心就必须保持幻象的反讽距离，在一定程度解除认同，极权主义尤甚。齐泽克坦言，埃科近年来历数了法西斯的核心特征：教条主义认死理、没有幽默感、缺少思考力，这和法西斯尤其是今天的法西斯形象相距甚远。法西斯已经越来越后现代，越来越适应文明规则，能自我反讽并充满游戏精神。如果只是一堆食古不化、僵化刻板的老教士，那就如同《玫瑰名字》中活僵尸般、悲剧性的老豪尔赫（Jorge），是绝对无法体现现存政治权力的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