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恋物癖的无意识形式

为何对恋物癖的突破不能单靠陈述真相、改变认识、破除幻觉呢？再重复一遍，齐泽克的答案是，因为它生根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社会结构中。那不仅呈现出替我们信仰的“他者”（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其本身只是一种无意识形式，是“能指的自动化、符号网络的自动化”。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开篇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隐藏在梦的表层文本之后的潜在梦思。正如学者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Jürgen Eysenck）对于弗洛伊德的批评，其多数案例所揭示的潜在梦思并不是什么无意识欲望，既不透露被压抑的性冲动，也不是什么意识之外的东西。比如那个“爱玛（Irma）打针”的著名的梦，该梦的潜在梦思是弗洛伊德企图逃避对其患者爱玛治疗失败的责任，为自身做辩解，但这种欲念明显关系到职业伦理，同时也令其寝食难安，这算哪门子的性冲动和无意识呢？显然，弗洛伊德在《释梦》中从显性文本挖掘的潜在梦思并非无意识，而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物。那么，无意识在哪里？

齐泽克指出，梦的显性文本如同一个字谜需要破译，但秘密不在于破译的结果而是过程。弗洛伊德的关注点并不是潜在梦思，而是通过潜在梦思的挖掘过程展现其形式来源，展现梦独特的运作机制（位移和浓缩）。这一机制运作在显性文本与潜在梦思的缝隙里，它是梦的纯粹表面形式，无意识就寄身其中。

因此，无意识是抽象的形式，是我们意识、梦思借以上演的“他者场景”（Other scene），是外于具体思想本身的思想形式。它如同一家唱同一出戏永不关门的剧院，在每个观众入场之前无意识就已经上演。它位于符号界的秩序中，从属于符号网络的自动化运作，是作为盲目机器运转的“不知之知识（savoir）”。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的解梦如出一辙。商品价值作为显性文本亟待破译，这不能说是纯粹的运气，比如由供应需求的偶然性所决定。就像梦也不能说是一个由偶然生理因素引发的混乱无序状态。梦是有意义的，商品价值同样需要阐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时间，但他们迷恋于意义内核而忽略了意义来源，他们解释了形式之后的秘密，却放弃了这一形式本身。他们不能开创性地质问：“为什么劳动表现在价值之中？为什么通过持续时间的长短对劳动所做的测量表现在产品的价值量之中？”

如同我们解释梦的隐含意义后，梦依然是一个谜，尚未解释的是它的形式和过程，潜在梦思为什么要采用如此独特的方式叙说自己？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必须剔除对形式之后内容的迷恋，而要探寻梦的形式。同样，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商品价值背后的劳动时间，而是劳动时间为什么要体现在商品价值中。他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商品要遵循“等价交换”的抽象形式网络。

这一交换网络当然是先于任何具体交易的商品形式之无意识，它使商品在具体、经验、感性、特殊的品性之上具有了某种抽象实体，某种独立于一切实证内容的先验形式，并以此置换流通。就像货币的物质属性次要于它的符号属性，它可以存取兑换或以旧换新，其磨损和破裂都无损其流通分量，仿佛它具有了非物质属性的“躯体之内的躯体”，如同萨德笔下的受难者历经无数磨难依然可以纯洁美丽、死里逃生。

因此，人们明明知道货币和商品有物质形体，在交易中却视其为没有物质形体的抽象实体。但此刻，这么说还不够，恋物癖（无意识）不仅处于行为而非认知中，而且它也并不处于具体行为中，而是处于行为之上的抽象形式网络里，或者每个交换行动的社会综合维度里。

对此，齐泽克所阐述的问题是：商品恋物癖究竟是在实用唯我主义这边，还是抽象的商品关系和资本社会化运作那边？答案必然是后者。每个商品所有者在交换过程中都只考虑自身利益，把自身视为原子式个体在自由市场的偶然相遇，然后进行商品买卖或财富积累，而从不曾考虑商品交换之于整个社会的客观作用，比如并不把它看作全球资本流通网络中的一小环，或者平等交换原则的一次实践。然而，正是后者才造就具体的交换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商品恋物癖和任何人对商品、金钱的欲望以及其魔力无关，它是抽象的社会结构，是商品借其抽象的交换价值，通过市场的自由平等交换，而实现私有财产社会化的先验符号网络。它先于一切商品和买卖人的诞生，晚于一切商品和买卖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