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尚:对话中国服装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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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词

由于相关档案资料的缺失,本书主要通过采访中国当代著名设计师而著成。为了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及准确性,笔者以各种形式采访本书提及的所有设计师至少两次,大部分有三次,而对其中几位设计师的采访则超过五次。所有受访者均是中国颇有影响力的服装设计师。他们平时除了忙于自己公司的事务外,还需应邀参加各类服装时尚界或者其他社会活动,在此感谢他们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其中也有个别设计师的设计作品虽然已为外界津津乐道,但他们行事却非常低调,一般情况下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也因此很难在公开资料中找到他们的相关信息。但为了支持这本第一次向海外系统介绍中国服装设计师成长历程的书,他们也非常配合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金泰钧先生属于我早期采访的设计师。他是中国服装设计界的元老级人物,自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在上海从事服装设计,早年师从犹太裔设计师。他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曾经拥有过“奢侈品牌”。只是岁月蹉跎,一切随着战争及社会的变革而灰飞烟灭。采访金老时,其已年过80岁,却依然精神矍铄。说起自己那段家族历史,他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片灿烂的骄傲。这份骄傲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家族曾经创造的辉煌,更是为了一个民族曾经创造的传奇。对我来说,有幸采访到金老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本个人拙作,更重要的是借此保存很多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的历史,而这或许对后人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服装史会有些许帮助。

其他接受采访的设计师(按采访顺序)还包括王新元、吴海燕、刘洋、谢锋、梁子、马可、王一扬、吉吉及陆坤。为了表达对他们由衷的感谢,在每章设计师采访内容后面我都补充了“采访手记”。这些“手记”,既是为了对每位设计师给予我的坦诚、时间及支持表达诚挚的谢意,也是为了让读者同我一起感受中国服装设计师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浙江省宁波服装博物馆馆长陈万丰先生是中国“红帮”裁缝历史的重要研究者。我最钦佩陈先生的是他那份尊重学术、淡泊名利的研究态度。研究裁缝历史在现代这个凡事讲求经济效益的社会,简直就是与现实格格不入。而作为馆长的陈先生,除了学术研究,每年最大的任务就是为博物馆寻找资金以维持生计——这颇为不易。我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服装发展史的了解部分来自几位重要的史料信息提供者,而陈先生是其中之一,其一手创建的宁波服装博物馆也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图片。

我还要特别感谢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方敏女士,以及叶红女士和张祖芳女士。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活跃于中国的服装行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颇有建树、硕果累累。他们不仅是我个人在服装界中相识多年的良师益友,更牵线搭桥帮助我联络到了其中一些受访者,使我得以完成本书的写作。

我想,在时尚领域,无人可以忽略摄影师的影响力。没有他们的帮助,用镜头记录设计师的作品,我们无法想象本应五彩缤纷的时尚行业将会多么暗淡。因此,我感谢为本书提供了精美图片的摄影师,也感谢他们授权让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图片。由于涉及的摄影师较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读者可在书中的每张图片下看到摄影师的名字。

我还要感谢的是我亲密的朋友Kevin Manley先生及其夫人Melissa。我在耐克(Nike)时为Kevin工作了六年。在此期间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太太Melissa是位作家,特意将美国一位资深的文字编辑Sher-rie Holmes女士介绍给我。正因为这样,我才得以完成我的第一本英文处女作。

Berg Publishers是本书英文版的出版商。Berg在视觉艺术与文化领域具有非常高的专业水准,也是出版界中本领域的佼佼者。我与Berg的相交非常简单。我于2005年5月15日发出了一封咨询函,询问他们是否对关于中国服装设计师成长经历之类的书感兴趣——没有任何提案,只是一个概念性的简短介绍。Berg很快给了我回复,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合作之旅。我要特别感谢当时首先回复我邮件的Hannah Shakespeare小姐,正是她的及时回复及努力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本书在后期制作阶段还得到了Berg许多其他工作人员的协助,包括Anna Wright、Emily Medcalf、Julia Hall、Ken Bruce等人。我知道在一般情况下,读者只会“认识”作者和出版商,但不大有机会了解出版过程背后一批默默无闻的奉献者。我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作品的出版是个系统而又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很难有机会向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员表达谢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略他们的付出。

Sherrie Holmes是本书英文版的文字编辑。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Sherrie的感激及思念。其实我们从未见过面,她远在美国,我则居住于上海。但就是这样一段合作过程,让我了解了她是一名多么专业的编辑,同时又是一位多么善良的朋友。为一名母语非英语的中国人编辑英文书稿,是件劳心劳力的事情。因为多年在美国公司工作,还做过几年口译员,我曾以为自己的英语属于“相当不错”的水平,其实那只是因为我从未真正了解出版所需的水准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想象。Sherrie完全“英语化”了我多少有些中国腔的英语写作,因此读者才有机会看到一本“原汁原味”的英语作品。

这次中文译本得以出版,首先需要感谢香港大学文学院语言及文化系的李木兰教授(Louise Edwards)。首次见到李教授时,是因为我想报读她的博士生,顺便向她提起我想把自己的一本英文拙作翻译成中文再出版。她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香港大学出版社社长Michael Duckworth先生,并做了本书中文译本的推荐人。

最后,要特别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及社长Michael Duckworth先生,感谢出版社愿意为本人提供中文出版的机会。

冷芸

2011年11月10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