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主体的共谋
从对普通农民的关注，去展开中国农村的画卷，理解中国革命。这一学术冲动，不仅来自20世纪70年代萧凤霞曾经作为“革命青年”的一腔热血，也来自一个人类学者的学术理想，亦是历史人类学中历史主体论的体现。历史主体论主要是问何为历史的主要承载和作用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当事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如何？传统的史学重视客位的“历史”，强调英雄和精英的历史作用，忽略了当事人的主位历史、平民的日常历史和历史的主体选择性。与传统的精英或英雄史学不同，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妇女、市民、底层边缘人群以及他们的主位看法，都是萧凤霞笔下的主体性之关注。
在《社会责任与自我表达——〈犁沟〉序言》（第十二章）中，她通过分析当代一些先锋作家和文人的事迹，来理解他们深藏于历史传统中的社会情怀：
“犁沟”这个词包含许多涵义。它代表了中国数代作家所目睹的各个政权接二连三在农民背上犁出来的道道疤痕。基于社会责任感，作家们直抒己见，并在文学领域里耕出印记。几十年来这些犁沟无数次相交，他们一起为构成后代社会意识的政治景观提供了精神上的基底。……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加剧，但无论其意图有多颠覆，这种使命感继续加固着他们在……国家文化中所扮演的共谋角色。（第12章，英文第266页）
上述分析，不仅是对历史上农民或者知识分子与国家共谋的看法，也在暗示着共谋作为一种政治机制的普遍性：“历史叙述中的主角们用他们生命演绎的这出关于革命、文化自豪以及人类尊严的事关重大的戏剧，恰恰显示了将作家与政权及其变更的权力基础联系起来的价值系统的顽强生命力”。这种共谋，并非完全主动和情愿，甚至带着某种抗争和几分痛苦的心理围城，却又表现出种种的身心投入，令人想到虽在海浪中挣扎却又奋力与浪同行的躯体。
《颠沛不流离：后改革时期华南非公民的城市空间》（第十六章）是以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写成的。孙志刚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后加入到打工大军，被警察截查收容，在收容所被毒打致死。事件轰动全国，结果导致中国几十年的收容制度被取消，并促使法治社会再度被提上议程。在这个普通大学生的不幸遭遇后面，萧凤霞并没有去简单思考法律的问题，而是关注后改革时代权力和实践的空间结构：当城市铆足全力向周边扩张，村庄被高速公路、购物商场和厂房吞没，亦因此吸引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来租房、工作和生活。无情的市场力量和国家拥抱现代化的过程，造就了今天中国城市迅速扩张，但在其边缘却存在不少由流动人口形成的飞地。（第16章，英文354页）萧凤霞分析了孙志刚死前居住的黄村，这是一个城中村，其社会空间和权力空间充满了边缘性和混乱不安的失稳。政府视城中村为城市毒瘤，这里也因此成为治安的重点和另类。这样的城中村，甚至在北京的一些城中村，都是白领的主要租房地。可惜像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打工者，他们不愿意住在工厂宿舍，但是因为居住在这样的边缘空间，因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归入了截查和治安的对象。萧凤霞指出：
孙志刚事件引出一串问题。城市扩张和人口流动虽然改写了城乡关系，但权力结构仍在文化层面禁锢着农民，从而令流动人口边缘化。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些权力结构？不同形式的实践如何既与市场力量交织，又与国家的管理、规训和监控共存？本地社会又是怎样和其中的受害者不自觉地共构这种“他者化”的过程？我们是否可以将城中村和其中的生活形式，视为强加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过去半个世纪碎裂、重组、内卷后所积淀的不同层次？（第16章，英文356页）
除了知识分子与普通的城市边缘人，商人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主体”。萧凤霞的《都会人的搁浅：华南的商人与地方文化》（第十章）思考了历史上的商人群体，关注如何评估商人团体在维系国家和地方身份两者间关系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既非资本主义下的现代商人，亦非只是专心经营的生意人。她引用余英时的商人研究，说明从16世纪开始商人在尽力效仿正统的同时已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文化空间。因此，商人融合了多重角色：地方乡绅、宗族精英、国家正统的代言人等。她还引述科大卫的观点：在一个没有商业法的政治制度中，商人会积极寻求保护和赞助，以保障商业安全。从明朝开始，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崛起，控制了华南的乡镇；他们凭借族产、用于仪式和拜祭的华丽宗祠以及大批的士大夫成员，有意识地为其新兴的商业利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网络。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情形就是如此：“即沙田上建立的族产、民间宗教信仰与实践、书院以及珠三角地区扩展过程中以居住权为基础的地缘联系，所有这些的发展均与该地区的商业化进程步调一致。”这些令我们思考商人是如何、又因何而参与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共谋的。
传统的史学可以说是精英史、英雄史、制度史，忽视了对平民史和日常史的关注。萧凤霞认为：“人的主体性既不是完全困锁在具本质性意义的心灵中；也不是经验的、量化的物质对象，可以被化约为静态的制度性结构。问题在于怎样分析性地掌握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与转化。”（第一部分，英文3页）她透过日常中的大小人物，无论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孙志刚还是乡村商人，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物后面的大历史画面，启发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