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沙皇

1939年3月上旬，柏林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应召与艾希曼见面。我们借助幸存参与者的回忆录可以推断出那次约谈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本诺·科恩（Benno Cohn）的记录，他和保罗·爱泼斯坦（Paul Eppstein）、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菲利普·科楚维尔（Philipp Koczower）——此外或许还有阿图尔·利林塔尔（Arthur Lilienthal）——见到了穿着便服的艾希曼和一名穿制服的党卫队高阶官员。见面至少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艾希曼猛烈抨击那些被叫来见面的人，大声咆哮并威胁要把他们送入集中营，然后宣布几天之后将在柏林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本诺·科恩后来在1961年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开始：“艾希曼劈头就对德国犹太人代表发起猛烈攻击。他面前放着一个装了各种剪报的文件夹，当然里面都是外国的报道，它们把艾希曼描绘成一心只想杀害犹太人的嗜血猎犬。他给我们读了《巴黎日报》（Pariser Tageblatt）的片段，问我们文中所言是否属实，并表示相关信息一定来自我们圈子内部：‘到底谁跟犹太通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TA）的兰道（Landau）讲过话？他一定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消息！'”艾希曼在所谓“移民出境者的报纸”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显然让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艾希曼为什么会突然在1939年年初，因为“敌人”流亡者报纸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做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反应呢？

后来在阿根廷，甚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艾希曼于言谈之间仍然难掩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姓名时所产生的自豪感。那是“一篇社论，标题为‘犹太人的沙皇’”。从艾希曼对此事的记忆即可看出，他其实是兴奋过了头，因为那既非以他为主题的文章，亦非与他有关的头条或社论，严格说来只是《巴黎每日新闻报》（Pariser Tageszeitung）头版一篇边角文章的最后一句。这份以德文在法国发行的流亡者报纸是《巴黎日报》的后继者。1939年2月15日，名为《来自帝国》的专栏下写道：

盖世太保的强制移民措施

柏林，2月14日

【ITA报道】：上周，布雷斯劳（Breslau）的300名犹太人突然接到盖世太保的命令，必须立刻租下一艘船并在一周之内移居上海。布雷斯劳的犹太社区表示没有足够的钱租船后，盖世太保宣布“此事将得到妥善解决”。就在同一天，盖世太保从布雷斯劳三位最富裕的犹太人那里查抄了所需金额。不过强制移民的计划暂时失败了，因为船运公司要求以外币支付回程保证金，以防乘客被拒绝入境上海。

盖世太保逼迫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犹太人尽快移民出去的压力并未减轻。成千上万新近获释的犹太人团团围住主要位于柏林和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以及各种犹太组织的办公室，希望尽快获得移民出去的机会——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要前往任何地方，都无所谓。若他们无法在限定时间——通常极短——内离开德国，将有重新遭到逮捕并被送入集中营之虞。

据悉柏林市即将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本周内入驻昔日“犹太兄弟会”所在的大楼，由来自维也纳、绰号为“犹太人的沙皇”的党卫队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主管。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篇报道，只能说雅各·兰道（Jacob Landau）和迈尔·格罗斯曼（Meir Grossmann）所创办的“ITA”（JTA）——亦即“犹太通讯社”——堪称消息相当灵通。若从艾希曼在1939年3月的反应来看，该通讯社未免消息太过灵通了。因为的确就在1939年年初这个时候，与日本和中国领事馆的洽商正在进行，以确定两国是否会阻止大规模犹太移民入境。艾希曼已径自委托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利（Heinrich Schlie）的老朋友过去探听口风，从完全非官方的途径绕过了外交部。施利是“汉萨旅行社”的经营者，从1937年7月起就和犹太事务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生意机会。然而这些外交性质的磋商工作相当棘手，他们一方面不希望这条摆脱犹太人的新途径在付诸实现之前就被堵住，同时也不愿让竞争单位听到风声。文章中的其他细节也八九不离十：只有能够证明自己可以移民出去的犹太人才可能从集中营获释，而且一旦移民逾期，就会立即被重新逮捕。后一种做法在纳粹圈子里也不是秘密，甚至是有效的驱逐手段。威逼和“鞭策”便是他们刻意选择的招数。在纳粹时期，除非是在宣传部任职的那些人，否则不会有谁把强迫移民国外的做法形容为“获得双方一致同意的人道主义行动”。文中有关艾希曼在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说法也同样正确，因为他在当地可绝对没有隐姓埋名。

那么艾希曼为什么会对这篇文章如此愤恨不平呢？这绝不是因为别人送给了他“犹太人的沙皇”这个绰号，因为在纳粹圈子里，这样的诨名是令人垂涎的对象。艾希曼与犹太人代表会面时所提到的“嗜血猎犬”这个称呼，是流传最广的一个。1938年年底之后，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和约瑟夫·魏斯尔（Josef Weiszl）二人，也都有此绰号。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甚至这样介绍自己：“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嗜血猎犬！”海德里希也早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而且它完美契合了充满追捕意味的党卫队形象。纳粹积攒的这些昵称具有几乎无限的想象力：在维也纳，布伦纳也很喜欢自称“犹太人苏斯”；约瑟夫·魏斯尔是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多普尔设置的第一个犹太人营区的主管，也是艾希曼集团最凶残的暴徒之一，他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妻子，最近人们称他为“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Judenkaiser von Doppl）；另一名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格特（Amon Göth）则是“克拉科夫的皇帝”（Kaiser von Krakau）。如此看来，“沙皇”这个绰号比“小总理”更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艾希曼仍然沉溺于此类比喻之中。他不但多次告诉萨森，自己曾被称为“犹太人的主教”，并且还表示：“我管辖下的人们敬畏我已经到了此种程度，以致那些犹太人简直想把我推举到皇位上。”任何把自己比拟成犹太皇帝的人，无疑都面临许多问题，但对夸大其词作风的羞愧（或厌恶）并不包括在其中。因此被“敌人”称为“犹太人的沙皇”，对艾希曼而言是受欢迎的恭维，而非值得动气的挑衅。艾希曼后来也承认，他是故意用那篇报纸文章在犹太人代表面前装模作样的。

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即柏林市将要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且艾希曼果真在当天向犹太社区代表宣布了它开始运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事情的真相是，戈林在1939年1月24日要求海德里希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并由海德里希亲自负责。在帝国保安总局1939年3月的季度报告中，办公室正式成立的日期被定在2月27日，开始工作的时间则是3月上旬。然而，《巴黎每日新闻报》的那篇报道早在2月15日即已刊出，并且正确写出了未来的地址：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116号犹太兄弟会所在大楼将是艾希曼日后的工作场所。换句话说，那篇小文章相当于宣布了艾希曼要被晋升到原本特地为海德里希设置的职位，亦即成为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负责人——而当时除了几个当事人，几乎没人知道艾希曼将被调职前往柏林。

这种人事问题对于一个纳粹野心家来说尤其微妙棘手。艾希曼无疑必须忍受上司们的质问，为何如此沉不住气地拿着自己尚未获得的职位到处大肆张扬——而且还是在主要敌人面前。这样的场景想必十分丢脸，以致艾希曼在召见犹太人时表现出侵略性和攻击性，更何况他的一位上司就站在旁边。艾希曼斥责犹太人代表的时候，强调的是报道的第一部分，即强制移民的实际状况。并且提到了一些形容纳粹的典型说法，像是“嗜血猎犬”、“眼睛布满血丝的犹太人的敌人”等，可是那篇文章根本没有出现此类字眼。由此可见艾希曼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致做出了过度反应。他被踩到了痛处，因为此事攸关他在自己阵营内的声誉。

这个新闻事件让人更有理由怀疑艾希曼后来在以色列的说辞：他是被迫返回柏林的，因为他根本不想调离维也纳，由此也就动摇了艾希曼关于“维也纳是他一生中最成功时期”的讲法。既然自豪感和对晋升的喜悦能让艾希曼变得口无遮拦，并且在维也纳大肆张扬即将被调职一事，那么他反对调回柏林的意愿一定不会很强。消息的最初来源显然并非柏林的犹太社区，而是维也纳的犹太宗教社群。犹太通讯社的兰道先生固然刚好去过柏林，但后来的文章显示，《巴黎每日新闻报》在维也纳另有线人。是艾希曼自己说漏了嘴，所以他才会责怪海因里希·施塔尔和其他在场的柏林犹太人代表，未经他同意便去到维也纳，并与当地的犹太宗教社群互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