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德意志帝国充当调解员

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实，一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在1878年以破坏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为代价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俾斯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位有天赋的政治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再次成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或至少可以在他成功化解威胁整个欧洲的危机后避免两国发生冲突。

俾斯麦成功做了十二年调解员，他的继任者掌权后又成功将他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四年。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试图脱离党派政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管辖不同的军事机构上。我很满意当时的选择，也过着充实的生活。因此，我当了普鲁士王储后，一直竭力避免将自己牵扯进各种政党事务中。党派人士经常以各种名义蛊惑我进入政治圈，譬如举行茶会之类的活动或一些竞选活动等，但我都推辞了。

德意志医生提前坦诚地告诉了我腓特烈三世的病情。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曾邀请这些医生作为专家一起为我父亲会诊。更令我悲痛的是，我不能单独与我亲爱的父亲交谈，因为他当时像犯人一样被英国医生看管。虽然各国记者可以在医生的房间探视这位可怜的病人，但我想要接近父亲却是困难重重，我甚至不能给父亲写信，信件在中途都会遭到拦截。此外，一些人正有组织地在报纸上针对我进行一场空穴来风的诽谤运动。在这件事上，有两名记者特别活跃，一个是施尼德维茨先生，一个是费加罗报的记者M．雅克先生，他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们在法国用最恶毒的语言诽谤我，直到“小糖罐”审讯，他们的诽谤才告一段落。

莫雷尔麦肯齐（左一）、赫尔曼克劳斯（左二）、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冯布拉曼（中）、马克霍威尔（右二）和施拉德医生（右一）给腓特烈三世做喉部手术

当我亲自率领第二步兵旅经过父亲住的房间时，给弥留之际的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这是父亲在位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军队。他给我写了一张小卡片，我非常高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很感激，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军队，并自豪地称他们是自己的军队。在长达九十九天的阴森恐怖气氛中，作为普鲁士王储，这件事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也包含着悲痛、羞耻和怀疑。其间，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军队、政治界以及社交圈发生的所有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随处可见懈怠的迹象，尤其是别人对我母亲越来越明显的敌对态度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此外，他们还诽谤我和我父亲之间充满矛盾，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