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奢侈性消费的思想史审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主义的膨胀，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些富豪热衷于各种炫耀性消费，导致各种奢华产品不断出新。针对此种现象，根植于肯定性理性和伦理自然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也致力于提供合理化解释，不仅将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视为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源泉。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只要翻开经济学说史，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对待奢侈性消费的认知和态度显然很不一样，而且，这种差异还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奢侈性消费行为持批判态度，边际革命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越来越重视需求并高度肯定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发展作用。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差异呢？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呢？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缺陷，更深刻地认识周边熟视无睹的现象，进而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各种流行的“现代性”问题。
（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观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和消费理论：（1）边际效用学派认为，消费体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福祉的追求，消费水平也成为社会繁荣的标志，从而致力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研究既定目的和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2）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主体，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研究如何激发个人消费以防止经济萧条，必要时以公共支出来加以弥补。正是受到这些理论的鼓吹和影响，就促生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以致追求享乐的消费之风逐渐主导了现代商业社会，乃至萌生出追求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
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如此重视消费呢？一般地，这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经济思想史的渊源。就社会环境因素而言，（1）西方社会不断推出的技术革新所创造的产品已经超越了在目前社会分配结构下人之欲望的上升幅度和速度，先有产品的生产再引导相应的消费已成常态，因而如何借助广告等媒体来刺激个体的消费欲望之上升就成为工商业关注的重要课题；（2）现代消费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生理需求而成了社会性需求，而社会性需求则与知识、信息、趣味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因而通过研究消费的变化也就成了促进有效生产的关键。就经济思想史渊源而言，（1）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促进财富创造，重商主义就大肆鼓吹进行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以及奢侈性消费以减少“过多的人员”，这启蒙了凯恩斯，并成为现代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特色；（2）重商主义后期的孟德维尔更是以讽喻诗形式为当时的奢侈风气辩护，将奢侈行为视为推动社会繁荣昌盛的力量，而将俭朴行为视为导致社会衰退的原因；（3）桑巴特则分析了奢侈性消费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影响，发现大规模的工业主义首先发生在奢侈品业，从而认定资本主义正是由奢侈行为所推动。
（二）早期经济学者的消费观
在经济思想史上，对奢侈性消费持赞美和鼓吹的学者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大多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观察家和肯定者，主要有孟德维尔、马尔萨斯、劳德代尔以及桑巴特等人。相应地，这些学者的认知来源有二：（1）从伴随资本主义崛起而盛行的奢侈性消费等现象中总结；（2）对早期基督教禁欲伦理观的反动。例如，针对当时受到严重贬斥的个人逐利行为和奢侈消费行为，孟德维尔写道：“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了一百万穷汉”，“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也过着好日子”；而一旦“随着傲慢和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和技巧都相继消失”，整个社会将一片萧条。[1]同样，有感于17世纪末在欧洲广泛出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带动的奢侈品需求，桑巴特强调：“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导者。它们唯一担心的是害怕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2]甚至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也承认：“奢侈品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3]
与此同时，从古典经济学兴起直到边际效用学派崛起之前的学者大多对奢侈之风持反对态度，代表性人物有魁奈、莎夫兹伯里、哈奇森、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巴斯夏、西斯蒙第、李斯特以及马克思等。他们的认知来源也主要有二：（1）社会经济发展从商业流通到工业制造转向使得学者们察觉到了奢侈性消费带来的严重后果；（2）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使得学者们得以从价值创造和分工拓展的角度剖析资本积累的作用。例如，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真正鼻祖的重农学派创立者魁奈强调农业的生产性以及其他行业对农业的破坏，并将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中为贵族服务的奢侈物品生产视为非生产性的。再如，古典经济学开创者斯密就主张对奢侈品课以重税，要求在高速公路对奢侈品运输征收比普通货运更高的费用，对“富人的懒惰和虚荣”征税，对酿酒厂课以重税以抑制烈性酒的消费以引导人们饮用有益于健康和保持充沛精力的啤酒和麦芽酒。[4]同样，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以及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与生产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
（三）两类消费观的意义比较
在对待奢侈性消费的认知和态度上，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者之所以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根本上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任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关。早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是：投资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基于这一课题，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上依赖于投资支出，生产性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投入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剩余产品积累，并且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相反，后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则是：社会需求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基于这一课题，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具体内容，而是将所有支出一视同仁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受周而复始的经济萧条的影响，它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当私人消费需求不足时，才由政府施加替代性的公共投资需求。
问题是，究竟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呢？事实上，根据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其中，β是长期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s是储蓄率，g是增长率。[5]一般地，如果β是稳定的，那么，较低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较低的增长率。例如，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s几乎都在6％以下，那么在皮凯蒂设定的β大约为6的情形下，相应的增长率g就不会超过1％；相反，东亚国家的储蓄率s往往在20％左右，相应的增长率g就可以超过3％；进一步地，目前中国社会的储蓄率s甚至高达50％，从而往往可以实现超过8％的增长率g。如果考虑到β在不同社会的差异，那么，由于储蓄率s的差异将会伴随着更为显著的增长率g。例如，由于存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中国家的β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小；相应地，假设当前中国社会的β是4，那么，50％的储蓄率s就可以实现12.5％的增长率。显然，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转化为投资，从这点上看，是投资支出而非消费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正是基于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才极为重视资本积累而贬斥奢侈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