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力关系中的媒体与弱势社群利益表达
按照美国学者埃瑞克•怀特（E.O .Wright，2002）的观点：工人阶级的力量可划分为两个方面——“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是指“来自工人集体组织形成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后者是指“工人由其在经济系统中位置而形成的力量”。而且，“结构力量”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市场议价能力”（market bargaining power），直接源于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一是“工作现场议价能力”（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则源于在关键性生产部门工作的特定工人群体的战略性地位。沈原（2007：188-189）认为运用这一理论分析转型期中国工人阶级的能力时，可以发现：“老工人”即原国有企业工人更倾向于展示出“结社能力”；“新工人”即农民工则更多表现出某种“结构能力”。全球化的世界工厂时代，农民工尽管拥有一定“结构能力”，但在总体上呈“安抚性”的国家-劳工关系中[1]，他们实际力量还是相当微弱，仍然属于弱势社群。其实，国家政策文本也对农民工的社会位置进行了类似的界定。2002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弱势群体”一词，但未给予明确定义。随即，专家解读认为该报告中所指“弱势群体”中包括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城里劳动者的同等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单位并没有按照《劳动法》为他们交纳各种社会保险。他们有活干，但受歧视。”[2]
作为弱势社群，他们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中相应弱势。2005年8月，因讨薪杀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农民工王斌余，在狱中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3]
代际转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群体的弱势地位。姚俊（2010）通过调查2009年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8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新生代并非更有希望、更“精英化”的一代。在多项指标中，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外出动机略好，但这只是正常代际差异，而非本质区别；同时在收入水平、无功时间、社会保障享有和工作稳定程度上，则明显不如“老一代”。2012年“刘双云案”就是一例：生于1986年的刘双云，是一名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从汕头市一家内衣生产作坊离职时被克扣500元工资，一气之下纵火，意图报复老板，最终殃及无辜。事后，其解释是要“拿自己的生命跟他（老板）去赌”。由此，汕头内衣制造业的一系列“潜规则”， 方才进入公众视野。对此，有观察者认为：“非正规化及弹性化的用工制度正日渐蚕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是悲剧的根源。[4]的确，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处于社会的下层，其命运同时受到制度和市场的影响，生活境遇不甚理想，关键是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很容易跌入社会的最底层。正如《南风窗》的报道所述——“从外表和认知上观察，这拨‘新人’，已被‘钉’到和城市主流社会群体的同一面墙上。是否会掉下来，就看他们的造化了。[5]
在现阶段中国，探讨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如何形成，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作为嵌入权力关系中的一种社会机制，媒体能为弱势社群提供多少利益表达空间？对此，一些既往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陈红梅（2004）通过分析2002年底至2003年初媒体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报道文本，探讨作为依附主流社会而生存的大众媒体如何报道社会边缘群体，发现：关于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报道，媒介的叙事特征，呈现为“形象的重塑——羔羊与狼的对比”，以及“事实框选——悲情主义”。媒介的报道逻辑，则是“年关意识”突出；在日常报道中，“新闻效应”成为首要衡量要素，而且通常还被处理成“一般的社会新闻”。农民工作为都市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存在着必然隔阂， 此种媒体报道，既是其制造的结果亦是其重要表征。许向东（2009）抽取《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六家报纸于2007年7月至2009年5月间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N=137），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再现中农民工形象大致存在六种类型——“受苦受难”、“被关爱”、“受苦受难与受助相结合”、“受苦受难与负面相结合”、“负面形象”、“正面形象”。这些固定框架易于使农民工被“他者化和边缘化”、易于强化城市居民的“刻板印象”、促生城市居民的“群体歧视效应”，从而阻碍主流社群对他们的承认、尊重和接纳。
李艳红（2007）通过考察广州地区四家日报于2000年4月至2003年6月间对农民工“收容遣送议题”的报道，其中《南方日报》是“强国家控制‐弱市场取向”、《南方都市报》是“弱国家控制‐强市场取向”，《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是“中度国家控制与市场取向”，发现：在市场化的力量下，对此议题，“强市场取向的报纸”更多采用了导向弱势社群诉求表达的新闻实践方式，诸如减少政府报道比重、在报道中积极扮演“揭露者和发现者”的角色，以及更多地产制出反映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反论述”；并且推动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修正和废除。不过，即使“强市场取向的报纸”，表现仍存局限，离“为弱势社群代言”或“弱势社群立场”的目标尚有距离。李小勤（2007）分析1984‐2002年间《南方周末》1153则相关报道，以及结合对该报9位资深编辑记者的访谈，探讨威权社会中的“传媒越轨”问题，发现：在核心意识形态出现稀释或衰退的情形下，媒体不仅有“来自权力中心的某些荫护”，更“持有人民的名义”——采取在报道中大量采用来自“他们”的声音这一“直接策略”，从而在“政治正确”的包装下，将“隐蔽的脚本”渗透进入“公开话语”中，通过这一话语包装策略实现正当化，以非官方的模式对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进行再现。黄典林（2013）采取批判话语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结合相关政策文本考察1979至2010年间《人民日报》刊登的农民工议题新闻，发现：随着时间变迁，农民工群体在官方话语中的命名和再现方式，由消极被动且具有威胁性的“盲流”负面框架，逐渐转变为相对正面的“新工人阶级”框架。但是，话语的内在矛盾将农民工群体置于“一种悖论的生命政治处境”之中——既成为国家发展主义逻辑中的“工具性价值源泉”；又在发展主义“素质”话语中被定义为“贬值的对象”。
夏倩芳、景义新（2008）对1978‐2008年《工人日报》工人议题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受限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国内媒体不能“客观呈现”工人议题，工人的媒介表达即使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上也受到极大制约。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虽使媒体工作者的精英主义有所调节；但由于市场的内在局限与结构性偏差，工人群体等弱势社群的媒介近用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苏林森（2013）通过对1995‐2011年间《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工人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党报对工人的正面报道是高高在上的“救星”式关怀和“爱护叙事”；市场化报纸则是“负面揭露”和“受难叙事”。不同的工人群体，媒介形象也不同，其中劳动模范是“积极的、正大的、光明的”；而农民工则是“弱势的、被动的”。工人群体成为“被再现的他者”，这阻碍了工人群体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朱清河（2010）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进行分析，提出：“新闻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弱势群体“报道配额不足”问题异常突出；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匮乏是其“媒介弱势”产生的根本原因。赵云泽、付冰清（2010）结合社会分层理论，于2009年12月16日、22日、29日，搜集“人民网舆情频道”每日浏览数最多的500个网帖，剔去被删除的，共获得有效网帖总数为1374个，通过内容分析判断“网上说话人代表的阶层”，发现：网络言论更多地代表社会中间阶层的“民意”。在网络话语权的占有比例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以68%居首；“社会上层”以28%次之；而“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社会“底下”阶层仅有12%。网络空间话语权的结构呈“不平衡”状态，并未解决社会底层话语表达问题。
可见，在主要由大众媒体构筑的平台上，作为弱势社群的农民工，其利益表达空间很逼仄。新媒体被普遍认为“有巨大的潜力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和赋权，并改善社会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Mehra B, Merkel C. & Bishop A.P，2004）。确实存在具体的案例支持这一论断，不过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状况总体上未因互联网的兴起而有结构性变化。当然，笔者并非在否认技术的力量，而是强调需要审慎对待技术乐观主义观点。
郑永年（2004：15）从“技术赋权”角度探讨互联网对中国国家‐社会的影响，认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进行改造和赋权。”他发现“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分权的效果”，此即“它的益处以分权的方式扩散”，因而“即使存在‘数字鸿沟’，但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使中间阶层和上层阶层受益，也有助于中下阶层努力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福利。”在具体个案层面，的确有案例可资佐证——四川籍在京务工民工刘建伟，自2006年被确诊患尘肺病，带病为自己及十余名工友进行了有效的维权，其总结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学会运用自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以及@张海超、@古浪赵文海、@乐山何兵、@阳和平等尘肺病维权人士，就是“不断通过微博发声，引起了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6]类似此种ICTs技术对农民工群体的传播赋权功能，业已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
杨善华、朱伟志（2006）依据对东莞30余位农民工的访谈资料，运用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平情境” 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发现：置身珠三角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厂和城乡二元壁垒在社区生活中的再现）之中，新一代流动民工手机消费被他们赋予了消费之外的意义——在乡村记忆和城市疏离的状态下，手机因社会竞争、文化适应、关系资源和成就符号而被“主动”选择。在“异化”的生存状态下，手机作为他们能够具体把握的“物”，藉此与他人联系并在联系中“表达自己的意志，确认自己的自由，从而肯定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杨可、罗沛霖（2009）采取了类似的分析框架，将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其在异乡“无根”、“陌生”的状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发现：在他们漂泊生活中，手机使用被赋予了“社会竞争”和“身份认同”的双重意义，成为其肯定自我主体的“弱者的武器”；但是他们在关乎知识和信息的竞争中跨越数字鸿沟的能力有待提高。
丁未、田阡（2009）采取民族志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为个案，分析他们身处陌生都市和职业风险下，如何利用车载电话、手机、互联网等移动通讯，建立起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空中社区”，形成相对封闭但又紧密可靠的社会关系网，以适应城市流动的家园。丁未、宋晨（2010）运用民族志以及口述史的方法，分析重庆石柱县双峰村村民打工求职途中的经历，发现：手机在农民工“个体自主性的获得”过程中发挥出一定功能，赋予他们一种相对能够掌握局面的能力和意识；新媒介技术的赋权，让中国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结成一个“坚固的跨地域的社会网络”。田阡（2012）以在深圳务工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为个案，采取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分析了以QQ为主的即时交流软件的传播和应用情况，发现：在“时空压缩”的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充分发挥能动性，采用新媒体工具形成自身群体的现代化构建。新媒体在农民工中的传播遵循“幂律分布”，呈现出“拓扑结构的复杂网络特征”，从而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进行交流和传递社会资本，成为他们在异地构建“业缘关系网络”的工具。高洪贵（2013）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农民工维权行为方式的变化，提出：“创意讨薪”成为一种“弱者的武器”有其特定生成逻辑。“正式制度虚置”、“公民意识觉醒”和“网络新媒介助推”，构成农民工以表演化方式进行创意表达的“隐藏文本”。
雷蔚真（2010）通过对 44名北京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探讨个体的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以及新媒体使用在个体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功能，发现：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纳与使用，与城市移民创建与管理自己社会网络密切相关；并籍此形成了个人多重身份认同。李红艳（2011）调查对北京市朝阳区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行为，发现：对该群体而言，手机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工具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源，他们利用手机拓展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王锡苓、李笑欣（2015）以北京朝阳区“皮村”120名乡‐城迁移者为例，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现：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乡城迁移者使用微博、手机QQ、微信，构建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资源和人脉；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真正地改变其身份认同，关键还是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
陈韵博（2010）以6位18-21岁的新一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参与观察等质化研究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构建社会网络，提出：通过使用“低门槛、参与、平等”为特点的新媒体技术，农民工可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高崇、杨伯溆（2013）同样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亦通过虚拟民族志方法，探讨“SZ人在北京”QQ群组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特征，发现：通过QQ群构建的同乡社会网络融合了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进入和退出机制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逐渐形成了由“群主—群管理员—群众”构成的“中心—边缘”的社会网络结构；出现“拟现实社区”化倾向。这种同乡社会网络充满着“现代与传统的张力”——既留有传统社会关系结构的印迹，亦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化意志的成长。
尽管具体议题、研究方法有别，上述研究结论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农民工群体积极地、自主地利用ICTs技术构建社会网络，显现出“传播赋权”的现实效果。对此，邱林川（2008）提出的“信息中下阶层”概念显得有解释力：在中国信息社会建设中，随着中低端信息技术的普及，在社会信息分层结构里介于“信息拥有者”（haves）和“信息缺乏者”（have-notes）之间的各种人群，可将其统称为“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他们广泛地、自发地使用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建构草根社会网络。其中，农民工群体是典型的“信息中下阶层”。
不过，有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辩证地看待ICTs技术与农民工的关系。郑松泰（2010）通过在广东东莞约一年的田野调查，提出：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中，应超越以往的“劳资对立”研究理路，采取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将信息及通信技术（ICTs）作为切入点，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他们在“流动”和“通讯”之间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他的研究发现：虽然手机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一个随时随地“保持联系”的可能性，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当“手机文化”成为其休闲和娱乐的主要活动时，他们便有可能“沉醉在虚无的信息之河里享乐和狂欢”，并“逐渐忘记了自己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舞台中默默地退场的可能性”。新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所依赖的基础也慢慢地被蚕食。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更是让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手机QQ与他人建立（虚拟）的关系并在其中投入个人情感，促使他们对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动摇了乡土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深层结构。最终，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进入“双重漂泊”的生存状态。长期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不平等议题的学者孙皖宁也明确提出应对“新媒体赋权”进行反思（2016）——她的田野调查发现，总体而言“新媒体并不能很快调动阶级意识，动员大家参与集体行动”；底层年轻人主要还是以“消费者的身份”与新媒体产生关系，而非是“作为弱者的武器”。
ICTs技术与消费主义相交织对新生代农民工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需要辨证地分析。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消费社会在当代中国逐步形成， 不仅使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消费也成为了“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分层的崭新机制”（余晓敏、潘毅，2008），影响着农民工主体性的形塑。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整体而言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但真正融入城市又遥不可及。在这一社会性困境中，“消费”成为其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对信息产品和信息技术的消费，已成为他们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早在2003年，一项针对广东省D市T镇20名16-30岁农民工的研究就显示：实用需求之外，“面子”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推动了手机的迅速扩散——“如果你没有手机，你就会觉得很没面子。那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你会觉得低人一等……有一种团队的攀比，有一个人买了接下来的人都会买”（杨善华，2008：89）。2011年，一项针对武汉市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显示：多功能手机是他们“城市的入门消费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其通过“在线”寻找工作之外的空间。对手机网络服务的消费不但是标识“新生代”的工具，而且给他们一个“生产领域之外的自娱自乐的意义空间”（杨嫚，2011）。
但是，“消费”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其境遇。具体就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和互联网的消费而言，他们的消费模式依然受社会阶层、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境的深刻影响，难以真正建构其城市社会身份。更应关注的是，闲暇时间充斥着在线娱乐休息活动，不仅无法弥补他们在生产领域的无力感；而且可能导致他们为消费主义催生出的欲求所裹挟。此即：渗透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革命，使得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充斥着“时尚”与“品味”的诱惑，建构了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符号想象，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去模拟中产阶级消费的渴望。苏熠慧（2012）对深圳龙华富士康园区工人的调查发现：消费是一种强烈的“诱惑”，其所衍生出的“模仿消费”这一行为模式，使得他们进一步地卷入生产以满足消费需求——“为虚无的消费梦想而主动地接受资本的控制，并欣然地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作为比较对象，她对南海本田罢工工人的考察也显示：手机和互联网是“双刃剑”，既是“罢工资源”——“扮演了内部动员，建立认同，提升参与意愿，保证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的作用”；又是“消费主义载体”——“诱惑工人更深层次地卷入市场过程当中”。
其实，无论传统媒体，抑或是新媒体，衡量弱势社群以媒体为平台的利益表达空间，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主体性表达”，此即：弱势社群在媒体表达中能够呈现其主体意识和能动关系，而非是被遮蔽以及被他者化。
冯建三（2001）曾按照反映“劳工主体性”的高低，区分六类劳工新闻，并以此分析1953至1998年间台湾地区《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国日报》与《自立晚报》刊发的劳工新闻，发现：在四十五年间，劳工新闻数量稀少，“平均一天不到一则、少于五百字”，其中以劳工为主体者，“比例不到两成”；1987‐1989年是转折点，此后劳工报道增加颇多；在四家报纸中，《中国时报》的劳工新闻数量最多，但是劳工主体新闻所占比例反而最低。为何会有这些特征？他认为可从“劳工主体事件的强度与频次、劳工相关行政政策及行政措施、媒体竞争的激烈程度、媒体的政治属性及政党近亲程度、媒体自身的劳资冲突问题”五个角度进行解释。这一研究富有启发意义，结合当前大陆社会现实，探讨媒体表达能否反映劳工群体的“主体性”时，尤为需要关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媒介逻辑。
现有关于媒介逻辑问题的研究，多以环保运动等都市抗争议题为案例。林芬、赵鼎新（2008）提出：与西方主流媒体不同，中国媒体“倾向于正面报道并积极介入”社会运动；且媒体改革本身的改革就是一场社会运动。他们分析“反厦门PX项目”、“反怒江建坝运动”以及“南丹新闻矿难报道”三个案例，认为：中国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紧密关系，根源于“霸权文化缺失”，即“中国政府没能建构一个广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尽管中国媒体仍不具独立性，且在商业化背景下易向权威体制妥协，但新闻从业人员“在价值观上与体制的格格不入”使他们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怀有热情。这一关系未因商业化及政府对媒体控制手段的提高而“根本性改变”。夏倩芳等（2012）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国内四起环境冲突性事件——“厦门市民反PX专案行动”、“广州南沙反石化专案行动”、“番禺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考察社会冲突性议题传播的逻辑机制，发现：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社会资本可划分为“制度性社会资本”与“非制度性社会资本”，二者运作基础是“分裂的威权主义政体”，即权力体系中条块之间的矛盾为运作提供了空间。总体而言，制度性资本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阻碍冲突性议题传播的主导性力量；但它能以行政层面的“上级压力”、“合法性意义上的官方话语”等方式让媒体报道规避风险，并可能促使议题冲破地域性的限制形成全国性的舆论，进而促进事件的解决。非制度性社会资本以“社会空间中非结构化的关系网络”为运作形式，以“政体的内部分裂、社会空间的释放、媒体专业主义取向”等为运作基础。在制度性资本匮乏的情况下，公众若拥有足够强大的非制度性资本以及有效的策略，从而连结到制度性资本，也有可能争取到“缝隙间的传播机会”。曾繁旭、黄广生（2014）以 2009年“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为案例，采取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网路理论视角，探讨当地媒体在其中的动态运作过程，提出：一个相对成熟的地方媒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能够与行政权力进行谈判和协商的新闻生产机制”，通过策略地运用本地、国内和国际三个舆论场，“弱化”权力对地方媒体的行政管治，为本地的社会运动拓展舆论空间。形构中的地方媒介体系，往往分享一套有别主流宣传部门的专业操作规范、理念和文化，并且透过各种媒体人的关系网络得到反复强化，可能会促进媒体行业内部自治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媒体公共性成长的一个重要路径”。
环保运动之外，媒体采用何种逻辑呈现都市业主的维权抗争也进入研究者视野。陈鹏（2012）从“居住的政治”视角探讨商品房社区业主的组织、维权、自治的过程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根据长期观察提出：在B市业主维权和自治运动活跃着一批媒体记者，为圈内所耳熟能详，以至于哪个小区出现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他们，业主们亲切地称之为“社区记者”。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舆论监督、揭露真相和道义声援三个方面；其与房产维权律师、独立的社区工作者、专家学者，被视作“一直活跃着的四支重要力量”，有利地推动和形塑了B市业主维权和自治运动的发展走向。李艳红（2013）考察在当代中国强大的威权管制下，都市抗争为何仍然受到市场化大众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实现了媒介近用和传播赋权，她以J市艺术区“艺术家”群体面对拆迁所采取的集体维权行动为案例，发现：文化资本是推动这一社群实现传播赋权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首先，“艺术家”作为知识精英的社会身份，为在市场化之传播格局下日趋疲软的“拆迁/抗争”议题注入了“新闻价值”，同时也是市场化媒体阶级意识形态偏向的一种折射，因而能够吸引媒体的高度和持续关注。其次，“艺术”拥有的非功利之“纯粹性”，使其在中国语境下获得了“去政治”的象征身份，从而为该群体的抗争行动本身，以及威权体制下的媒体对抗争进行报道提供了“正当性外衣”。再次，该群体拥有“内化的文化资本”，即“职业化的高度符号化的表意实践能力”，他们不仅善于运用高度浓缩的视觉符号来进行“自传播”，而且有能力创造诸如“艺术展”等媒介事件“嵌入于市场化条件下大众媒体的需要”；此外，他们“物质化的文化资本”也发挥了作用，艺术界的“行业媒体”、群体成员的自媒体，以及与大众媒体之间形成的常规互动网络，均是其实现媒介近用的关键。然而，上述传播赋权现象仍然存在明显边界，当抗争行动进一步“激进化”和“政治化”，文化资本即不能再发挥作用。
上述研究，基本以中产阶级的成功个案为研究对象，忽视了抗争主体的阶级分化问题。曾繁旭等（2012）注意到这一点，通过比较农民与中产的环境维权个案，发现：“阶级”是影响媒体与社会抗争关系的重要变量——媒体是边缘化还是积极报道，与抗争主体的阶级身份息息相关。谢颖、林芬（2016）的研究主题类似，但是更加翔实。她们通过比较两个相互关联的个案——均为“抗议兴建垃圾焚烧厂”，前者主体是农民—“广州李坑居民”，后者是中产阶级——“广州番禺居民”，发现：在实际抗争过程中，中产阶级一方面通过媒体借用农民抗争的道德资源，在民间合理化自己的抗争诉求；另一方面则避免抗争越界，通过协商抗争在国家管制结构里合理化自己的诉求。与农民相比，他们的武器更加多元化，具有去政治化的表演性和创新性，有能力塑造多元的话语结构和维持媒体的关注。概言之，二者在抗争方式、组织、资源和话语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农民抗争的失败和中产抗争的成功。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当前发展正面临着经济调整的“阵痛期”[7]，劳工抗争议题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都市抗争议题；同时，劳工作为抗争主体，其社会资本又远不及都市中产阶层。因而，劳工利用建制内的主流媒体进行能反映其主体性的利益表达，情况实在不容乐观。那么，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能否成为替代性渠道，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替代性作用，值得思量。
另类媒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约翰·唐宁（John Downing）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激进媒体：另类传播的政治体验》（Radical Media：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被视为当代系统研究另类媒体的起点。此书2001年出了修订本《激进媒介：反抗传播与社会运动》（Radical Media：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在历史背景、地理空间、媒介形态的维度上拓展了相关内容，但主旨依然是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激进媒介的意义。关于西方另类媒体，罗慧（2012）从“传播公地重建”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她认为可从内容、空间和行动三个方面界定西方另类媒体的内涵。在内容层面，它“致力于呈现被主流商业媒体不予报道或忽视的事件、声音及观点”。在空间的组织形态层面，它“在不营利、非商业化定位的基础上起用非专业化的志愿者，在平行合作而非垂直等级的关系中，为社会上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提供参与和发布意见的机会与平台”。在社会行动层面，它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可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社会的改变甚至通过直接参与社会运动引发社会变革”。作为“一种修正主流商业媒体弊端的传播机制”，另类媒体代表了一种努力方向和行动方式，进行着三个层面的民主实践——“基于反信息霸权的内容民主”、“基于参与式传播的空间民主”，以及“基于社会行动的行动民主”。不过，另类媒体并非是“重建传播公地理想”的唯一行动者，需要与主流媒体和公众进行合力重建。
港台地区的另类媒体实践及其功能，多为研究者所肯定。成露茜（2004）介绍台湾《立报》和《破报》的经验，提出：另类媒体一般存在“倡导性”（Advocacy）和“草根性”（Grassroots）两种类型。从历史角度看，另类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而且“持续作为异议和抵抗的代表”。管中祥（2009）提出受到主流媒体忽视或有意排挤的团体与社群，或是无力近用主流媒体的市民，可以藉由新的传播科技串连转进，或隐晦或张扬地传达出另类的声音，突破主流媒体所设下的障碍。通过梳理2007至2008年台湾另类媒体发展状况，发现：网络的灵活运用、成熟影音技巧，为台湾另类媒体带来新能量，它们关切的议题业已从“早期对单一国家权威的挑战”，扩展到“跨国串连与本地移民/移工的关怀”。黄孙权（2010）则以回顾的方式，记录自己与积极的另类媒体倡导者与实践者成露茜博士在台湾《立报》社的“左派办报”经验，提出：另类媒体的珍贵之处在于“制度内的民主制度与制度外的社会性”。另类媒体不以自身存活为目的，而应成为社会进步的“试纸”，其与社会进步之间是“接和”（articulate）与“辩证”的关系。郭良文（2010）以台湾兰屿地区原住民的“反核废料和国家公园设置”事件为例，通过分析反对运动领袖如何运用策略性地运用主流媒体与另类媒体，发现：主流媒体在政治和商业双重逻辑控制下，难以真正从当事人的角度进行深入报道。另类媒体的发展与运用，是建立主体性、进行反霸权的一个有效途径。戴瑜慧、郭盈靖（2012）以台湾“漂泊新闻网”为个案，分析其崛起的背景成因、发展形式、组织型态以及面临的结构性限制，指出：伴随资讯社会发展而生的数位落差（Digital divide）与资讯商品化现象，对无固定住所的城市贫民造成新的双重压迫。既有社经弱势之外，游民遭受新的剥夺而成“资讯穷人”；同时在媒体的“煽色腥”取向下被物化为刺收视的“污名化商品”。然而，日益加深的结构性压迫、资讯科技使用门槛的降低以及公民新闻的提倡，亦辨证性地提供了新的反抗空间，促成台湾游民另类媒体（Alternative Homeless Media）的崛起。
有关中国大陆另类媒体的研究目前方兴未艾。一是同性恋群体及相关NGO组织的另类媒体实践颇受关注。其中，曹晋（2007）通过中国大陆同性恋者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的民族志研究，提出：《朋友通信》实践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平等理念，既是同性恋社群对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抗争与挑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媒介“隐蔽充满矛盾与斗争的现实生活、忽视少数社群利益与重大社会问题”的及时补救。作为一个经典个案，它反映出中国大陆另类媒介的生产实践是“对主流媒介议题缺失与商业化垄断的有效补充”，突破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狭隘论述”。章玉萍（2014）则通过考察大陆女同性恋另类媒体《lens+》的杂志文本和机构行动，发现：作为阅读文本的《lens+》与大众媒体有明显区隔，通过提供亲密性、反思性、清新唯美的内容及话语风格，以主动建构中国大陆拉拉亚文化；作为行动主体的《lens+》通过社群内部的文化建设和社群支持，同时超越社群与大众媒体合作，以推动“同志”文化的大众化和提高社群的可见度。二是互联网对另类媒体实践的意义被普遍强调。其中，温云超（2009）通过回顾中国大陆1976年以来大陆民间刊物的发展状况、列举当前有代表性的纸质和网络形态的独立媒体样本、分析目前政府在传统出版物及互联网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空间，提出：在现有条件下，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完全意义的独立媒体”；不过，只要“中国保留与国际互联网的互通”，“不实行严格的先审后发”以及“不禁止使用电子邮件”，以网络为载体的独立媒体在仍有其生存及发展的空间。蔡秀芬（2013）以实务操作中相对具有“独立、批判、自主性”等精神，而非学理上“完全独立”的意涵，作为甄选中国大陆另类传播案例标准。通过文献研究以及赴广州、成都、北京、上海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由于行动者善用操作简便、官方“监管时间差”等新媒体优势，并运用“亲民策略”展开新媒体社会行动，使得当前中国新媒体作为另类传播延续并改善了此前的相关行动经验，发挥出“祛魅、启蒙与赋权”的功能——带来公民意识、公民表达与表达创意等方面的公民赋权，使民间社会逐渐降低因宣传纪律与监管惩处所带来的社会恐惧与蒙蔽。
纵览相关研究，中国大陆的劳工另类媒体实践甚少被关注。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以下三项研究颇为突出。
一是澳大利亚学者杰华（Tamara Jacka）研究中国都市中谋生的的农家女，发现：采取“一种压倒一切的都市视角和假设”是中国大多数官方和商业媒体共有的特点，从而导致“他者化”的论述极度增生——“主流话语中的农民工通常被客体化为不是备受指责或避之不及的落后、低素质的外来者，就是需要同情或者崇拜的天真、无助的受害者。在极少数的个案中，她们被描写成模范的能动者而不是受害者，那是因为通过自我牺牲和‘自我发展’，她们已将自己转变成一个开发的对象，让自己投身于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在她看来，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惟一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农家女》刊登过许多农村打工女性的信件和自传故事，其中包含反映个体生活的丰富细节以及所关心的众多问题，对“主流媒体将农民工视为问题现象的非人性报道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同时“也给农民工读者提供了支持的源泉”；但是依然密切反映了主流媒体的相关论述，并未对其采用的话语和结构提出“任何真正的批判”。相较而言，2001年创刊的《打工妹》杂志，其内容和基调与《农家女》杂志中的“打工妹”栏目有明显区别，关注和批判部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不平等，在此过程中推进了打工妹“主体位置的微妙但极其重要的转变”。2003年左右主编易人之后，它所刊发的批判性调研报道在数量和力度上均是大不如前，总体更像是一个“娱乐取向的女性杂志”（2006：31-85）。杰华的这项研究显示出：有明确面向的机构媒体，不仅并未从根本上挑战支撑性别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甚至延续了主流话语中的等级制与歧视性理解。
二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皖宁（Wanning Sun）研究当前中国底层群体的媒体文化实践（2014），从主流媒体的建构、商业性媒体的再现、农民工的自我呈现不同方面展开。她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往往只是媒体文化的纯粹的“消费者”，但有时也会通过另类的社会和文化实践成为“生产者”。在以主流新闻和都市电影为代表的“霸权话语”中，农民工通常被“他者化”，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只能是将自己“嵌入”这一“主流文化空间”。在这一境况下，相关的NGO组织和“积极的农民工行动者”（migrant activists）通过两类“小众媒体”实践（“small media” practices）——纪录片和摄影，在被动消费主流文化之外积极参与认同政治的过程，以及社会不平等和公民身份的抗争。此外，农民工群体还运用“打工诗歌”（“migrant-worker poetry”）等文学形式进行自我呈现，代表了一种文化领域的政治干涉；然而这一领域也充满了争议，不仅存在大量“文化掮客”和“文化资本”的渗透，而且一些“打工诗人”对主流认可的期冀，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动员底层主体性的能力。
三是万小广探究转型期中国“农民工”群体媒介再现的博士论文，他的研究发现（2013）：在大众媒介上，打工群体被建构为“想象的异乡人”，以维系城市内部再生的新城乡二元结构；然而，打工群体通过打工诗歌、劳工刊物等另类媒介进行的自我建构[8]，则使用大量“差异性”再现框架，发挥了批判、反思以及去蔽的功能。两者之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也存在“重合交叉、互相合作”的关系，打工群体的传播行动促进了相关议题在大众媒介中的“可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再现框架。他还提出：应从“反霸权”或“反向架构”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另类媒介”。对此观点，我持保留意见：尽管以“去专业化”、“去资本化”和“去体制化”来教条化地定义，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缺乏足够解释力；但是若将“提供批评性内容”视作最低衡量标准，恐怕又失之于宽泛。
通过上述研究回顾，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在现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国家-媒体关系和国家-劳工关系的双重影响下，新工人作为弱势社群，难以经由主流传统媒体进行凸显主体性的利益表达；新媒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传播赋权的作用，但目前为止并未对既有利益表达格局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另类媒体能否另辟蹊径成为替代性的渠道，尚是未知之数。
[1] 郑广怀（2010）认为可用“安抚性国家”这一探索性概念描述当代中国国家与劳工关系。此概念大致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模糊利益冲突”，即国家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非积极推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言行分离”，即国家更多采用政策实践来解决问题，已公布的法律和政策文本在实践中通常作为“参照”而存在。三是“点面结合”，即国家在整体层面对劳工进行“精神安抚”，如意识形态宣传；在个别问题上进行“物质安抚”，如补偿坚持维权的农民工。
[2] 何磊：《<政府工作报告>新名词 “弱势群体”指哪些人》，《山东人大工作》，2002年第4期。
[3] 孟昭丽 等：《死囚王斌余的心酸告白》，《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9月5日，第1版。22
[4] 许怡：《汕头农民工纵火悲剧的根源》，《东方早报》，2012年12月18日，第A23版。
[5] 燎原：《城市空间迎来“新生代”》，《南风窗》，2014年第18期。
[6] 王江松：《草根英雄刘建伟的尘肺病维权之路》，《中国工人》，2014年第7期。
[7] 社论：《对中国经济调整5年阵痛期多点耐心》，《新京报》，2015年9月7日，第2版。
[8] 这项研究分析的另类媒介主要有两类：一是351首诗歌作品，包括从打工诗人许强主编的《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精选的1985至2005年间224首打工诗歌，以及2009至2011年间三届打工文化艺术节上朗诵的127首诗歌民谣作品；二是劳工组织“深圳小小草”于2008至2012 年期间出版的10期《工友天地》，共251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