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效实践”与“网络教育”

湖南大学网络教育办学失控事件曝光以后，中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吸取教训，加强对网络教育招生、办学的规范管理，加强对校外教学点的审批和审查，开展网络教育公共课程的统考。另外，试点网院在培训项目研发、弹性学制、教学过程控制和管理、质量服务体系建设、网络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一些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有效实践”。除了教育部和试点高校的努力以外，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人们对网络教育的认识。

这几方面的因素合起来，打破了网络教育就不能有面授、网络课程就等于网络课件等思维定式，慢慢改变和丰富了人们对网络教育的认识。2007年新颁布的几项政策显示，在政策认知中，现代远程教育重新被定位为是一种提高高等教育（包括校园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战略选择”，对现代远程教育的认识重新回到了试点初期的立场上。

一、对湖南大学“试错”的反思

根据前一节的分析，湖南大学办学失控，问题主要出现在三个层面上：

（1）从表象上看，是网络教育考试过程中出现了违纪违规问题。

媒体对广州财校考试集体作弊事件的报道，对浙江丽水考生撕考卷、扭打监考人员的报道等，都反映的是远程教育考试中的问题。

（2）从网院办学看，网院与校外学习中心责任不清，分工不明，在设点、招生、教学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 点外设点：财税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99个教学点，其中得到湖南大学认可的只有37个教学点。湖南大学不能有效监控这些点的招生、办学、考试等教学事务。

• 超规模招生：2001年，财税中心在全国招生7.8万人，而湖南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只有1.3万份。

• 私刻公章，办学权旁落：财税中心没有征得湖南大学的同意，私刻公章，私自向学生发出录取通知书，使财税中心变成了实际的办学单位，严重违反了国家现代远程教育的政策。

• 教学支持服务混乱：由于中国金税工程网未能及时开通用于远程教育，财税远程教育中心2001年招收的学员，直到2002年5月才通过C波段卫星接收装置看到远程教学的实时播出，教材和学习支持也不到位，引起了学员不满。

（3）从深层次上看，湖南大学网络教育办学失控，暴露出的是对现代远程教育办学规律和办学模式的不了解和远程教育管理水平的落后。这主要表现为三点：

• 学习支持服务：现代远程教育是传统教学要素和环节的分解以及重新组合的过程。传统的校园教学过程被分配到不同空间、分配给不同人员，环节多，服务链长，如何保持对招生、教学、支持、考试等整个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是对试点网院管理水平和办学机制的挑战。湖南大学对于远程办学的复杂性和管理机制缺乏了解，是造成办学失控的根本原因。

• 校外学习中心管理：财税中心是国家税务总局跟湖南大学合作办学的办事机构，在合作中代表国家税务总局。作为正部级国家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有自己的一套干部培训体系，这套体系通常包括像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这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培训中心，为国家税务系统在职干部继续教育提供支持和服务。作为国家税务总局的办事机构，财税中心的定位与一般的教学点不同，它更像是税务行业内的“公共服务体系”。“点外设点”一方面是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部对如何管理和控制具有连锁性质的校外学习中心，准备不足。2001年底，教育部才批复了中央电大申请，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支持服务的试点。

• 技术支持问题：湖南大学网络教育起步阶段是跟湖南邮电管理局合作的，由邮电管理局提供网络方面的技术支持。湖南大学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合作，也是希望借助中国金税工程网对税务系统开办远程教育。中国金税工程网未能按期开通投入使用，也是导致湖南大学办学失控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湖南大学办学失控的反思，成为中国网络教育认知发展的真正起点。从对网络教育的认知增长来看，湖南大学网络教育的“试—错”为中国网络教育试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湖南大学网络教育办学违规事件的反思，引起政策发生了针对性的调整和加强，导致中国网络教育政策发生了变迁。

2003年7月，在黄山召开的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研讨会上，高教司司长张尧学发表讲话，谈到湖南大学的问题时，他说：

湖南大学的问题最大，反映出在校外学习点，教学和管理服务混在一起，为了利益和生源，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教学和服务过程混在一起的话，校外学习点搞考试，上百个学习点不可能巡考得过来，即使教学资源和软硬件手段很好，最后一关把不了的话也要出问题。

还有招生关，一方面学校不想让教学点在招生的时候乱讲，但是又没有好的强的力量来做很好的监控，最终损害的是学生的利益和学校的声誉。最近师范司要搞师范联盟，我们就提出了这种模式管理上很难，对学校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何管理和监控是很难做的。湖南大学的无限扩张是很被动的，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当时教学点和网络教育学院分开，湖南大学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出现，因为问题都出现在教学点上。^[1]

在反思的基础上，2002—2004年期间，教育部陆续出台了《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建设和管理的原则意见》、网络教育招生管理的系列文件，建立了试点网院年报年检制度，2005年开始实行网络教育统考、建设奥鹏公共服务体系等。从这些政策中，都能看到对湖南大学失控的反思。

湖南大学还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贡献。2003年8月，湖南大学委托奥鹏承担网络教育的考务管理工作，为奥鹏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第一份“业务”，从此奥鹏公共服务体系正式向各试点高校推出第一个单项服务：考试支持与管理。教育服务业正式成为远程教育中一类特殊组织，它们不是办学单位，它们采取企业化经营模式，为各试点网络教育学院提供招生、考试、支持服务、平台开发维护等各项支持服务。

对湖南大学网络教育“试—错”的反思，引导中国网络教育试点进入深度探索阶段，涌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有效实践”案例，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网络教育的认识，为中国网络教育知识体系建设，为中国终身学习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网络教育的“有效实践”

有效实践，在英语中称为Best Practice或Effective Practice，指在网络教育中取得满意效果的教学管理机制、教学模式和课程设计模式等。

美国最出色的网络教育研究机构——Sloan-C就以收集网络教育有效模式，建立对网络教育的共同认知基础，作为自己的使命。Sloan-C全称为“A Consortium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Committed to Quality Online Education”，意思是“追求高质量网络教育联盟”，该项目由斯隆基金会提供资助，建立了一个网络教育的有效实践数据库（Effective Practices Database），为联盟成员提供了收集、分享网络教学“有效实践”的平台。联盟成员已经有几百个，分别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相关机构，已经有几所中国网络教育学院和电大加入这个联盟。

网络教育的“有效实践”研究持有这样的立场：对于网络时代新的教育现象，不急于从已有理论出发进行演绎式推论，而是从积累满意的“有效实践”案例入手，进行多角度的尝试和创新，从中选择有效的做法，然后，通过归纳的途径，形成网络教育的新理念和网络教育新的管理模式。随着“有效实践”的积累，人们关于网络教育的知识不断增加，对网络教育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最终影响了网络教育实践的发展和政策的变迁。

在后面的第二、三、四章中，本书按照公共服务体系、有限自主权下的网院办学模式、网络教育的基本单元——网络课程等三个主题，归纳总结了中国网络教育试点中，得到大家和教育部认可的一些满意的实践经验和做法——有效实践。

本书的研究通过收集《中国远程教育（资讯）》历年的文章，参考历年评选的网络教育十佳排名、远程教育圆桌话题等参考资料，分别归类处理了10所高校网院的案例资料、网络统考、公共服务体系、网络课程、教育部政策文件等相关材料，通过归纳分析，总结提出中国网络教育的三大“有效实践”。

1. 公共服务体系一章，归纳了以教育部为主导的网络教育“有效实践”。其中包括对招生的规范管理、网络教育统考、校外学习中心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等有效政策实践。

2. 有限自主权下的网院办学模式一章，介绍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面向市场的课程开发，以项目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人民大学网院落实和完善学分制、弹性学制；重视教育资源建设的网络教育办学经验；还有北医网院和东财网院的质量管理认证等有效管理措施。这些办学模式的有效实践对于推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普通高等院校管理，也具有积极意义。

3. 网络课程一章，以中华会计网会计培训课程、同济大学网络精品课程、北京大学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网络培训课程等网络课程为例，介绍了试点以来，不同主体在网络教学模式方面的探索。

按照教育部网络课程建设相关政策的定位，网络课程是网络教育的基本单元，是提高网络教育质量的基础，也是网络教育试点的核心任务。如何把传统的集中式课程教学，变成时间上分散、空间上分离，还要保证知识逻辑连续、师生持续互动的网络课程，是网络教育试点中最富有挑战的任务，也是影响社会公众对网络教育的认可度、接受度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网络教育试点过程中出现的网络课程有效实践，不仅对促进网络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中国培养创新性人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选择”。

三、定位的回归：网络教育

政策的规范管理和网络教育的有效实践积累，慢慢地改变了人们对网络教育的刻板认识，打破了网络教育不能有面授、网络课程等于网络课件等思维定式，慢慢地，无论是网络教育的提供者，还是网络教育的学习者，都把“网络”看成是一种可选择的教育提供方式。

除了网络教育的“有效实践”的影响以外，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对网络教育的认识。虽然人们对于概念化的“网络教育”还存在一些疑惑和不接受，但是行为上的“网络学习”已经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和学者的日常生活中。网上学习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工作的组成部分。下面就是四个典型的网上学习的场景。

场景一：评审专家的网上学习

在网络教育研究领域，新名词层出不穷，概念之间的边界不是很清晰，内涵也往往有重叠的地方，这是成长中的研究领域的特点之一，就连网络教育领域一些知名专家也经常为新名词困惑，很多专家也经常就这些新名词、新概念开展学术交流、研讨，并对相关项目进行评审。

对网络课程和网络教育研究项目的评审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进行。对于评审专家来说，每一次的评审都像是一次学习的过程。研究者曾经访谈过一位网络教育专家，他介绍说，每一次碰到新的名词概念的时候，他都要利用百度百科、Wikipedia等网络工具反复查询、搜索相关概念，确认其内涵之后，才能结合自己的网络教育实践经验，对研究课题的价值、意义做出判断，最后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传统的纸介质词典，多数编写的是经过知识共同体认可后的概念和术语，很少包含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未确定”词汇。而且，传统的纸介质词典出版周期长，厚重，多数存放在图书馆、书房等地方，查询起来不方便。

百度百科和Wikipedia以其词汇新、更新快、访问方便的特点，以其贡献/共享的知识生产机制，为网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教和学的机会。网络时代这种大规模协作的组织特征，已经对商业贸易、娱乐、教育等行业的传统组织结构形成了挑战。

场景二：北大研究生的第二课堂

2007年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必修课程“教育技术学基础”被设计成了面对面+网络的混合模式课程，其中有两周的课程完全在网上协作学习。课程平台是对开源课程管理系统Moodle改造后形成的，提供了比较好的交互讨论功能和过程性评价功能。

学生共有33人，其中教育技术学专业7人，其余26人是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对后面两个系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课程名称中的“技术”让他们担心，另一方面，教育部近年在大学推行的英语多媒体教学，也让学生对网络教育形成了不少负面的印象。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让他们对于网络教学并不热心。因此，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对这种网上学习很抵触，认为是故弄玄虚，老师和同学都在校园里，为什么要安排这种不见面的网络学习？

任课教师为网络学习环节设计了详细的支架和支持性材料，在学习期间，为每个学生提供了详细的一对一反馈，这次网络教学改变了学生对网络教育的印象。抛却了对概念化的“网络教育”的歧视以后，学生们开始热情地接受网络学习，并且发现原来网络学习早就存在于他们的学习生活之中。

期末论文中，学生们跟老师分享了很多他们自己的网上学习故事，其实，网络学习早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第二课堂，成为他们教育经历的一部分，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学术素养的培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教育部推行的国家精品课程教学资源相比较，学生们更喜欢带有原创色彩的网络教学资源，例如，公益性社团通过网络和邮件开展的“公民教育启蒙”，“争鸣口才网”关于辩论技巧的讨论，“乌有之乡”组织的讲座和名家专栏，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思想库报告”等。这些专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出版的原创性材料，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重要的学习资源，成为大学教育的“第二课堂”。

2002年7月14-16日，周济部长在“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2002年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对普通本科教育来说，除了课程学习外，还要有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其他实验、实习等条件的保证”，因此网络教育不适合大学生的培养，应该定位在成人“远程教育”。现在看来，网络本身也已经成为大学“校园文化氛围”的一部分。网络技术不仅改变着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正在改变高等教育的内部环境，仅仅在成人继续教育领域开展网络教育试点，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目前大学校内教学中存在的“课堂失望”^[2]现象，就显示了网络技术对传统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和冲击。

场景三：职场人士的工作需要

北大网院2008年春开设了“教育技术学基础”选修课程，57名学员在“打破尖冰”环节做了自我介绍。这57名学员的平均工作年限是5.85年，其中，最年长的两位学员分别已经参加工作28和26年，最年轻的两位学员还是在校大学生。他们通过网络教育修读第二学位，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在工作7年以上的学员中，很多人目前从事的工作不同于第一学位，他们在自我介绍中表示，希望通过网络学习，更新知识，更好地胜任目前的工作。^[3]

虽然现在媒体上、网络上还存在着对网络教育的大量批评意见，认为网络教育就是“卖文凭”，一些专家也对网络教育的现状忧心忡忡。但是，从网络教育“购买”者的立场看，网络学习的选择是理性的，既有拿文凭的冲动，也有从工作需要出发，更新知识的实际需求。

场景四：实现梦想的途径

网络教育还为一些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途径。北外网院的学员陈晓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陈晓秋是北外网院第一批本科学士学位获得者，她原来是福建的一位电信工程师。踏入北外网院以后，为了实践Learning by Doing的学习方法，她开始教朋友的孩子学习英语，因效果极好，口碑相传，她萌生了开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的想法。

在取得北外网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学位后，她得到北外网院副院长曹文教授的推荐，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获得了英语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创办了福州博瑞培训中心，实现了自己的梦想。^[4]

使用“场景”这个词而不用“案例”，是因为网上学习并不局限在上面列举的这几个人和两个班，网络学习的“场景”已经普遍存在于你的、我的、他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生活“场景”。随着网络学习“场景”的普及，社会公众对网络教育的认可度、接受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对网络教育的认知变化，首先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出来。

2005年初，网络教育成了风险投资追逐的领域。弘成科技得到国际三大出版集团之一的麦克劳·希尔巨额入资；安博教育、学大网、中华会计网等也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的青睐。资本注入为中国网络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资本环境，也进一步改变了社会公众对网络教育的认识。国家对网络教育的定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2006年10月，在“2006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发表了“远程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

全国约50%的高校在不同程度地使用远程教育提供的课程，从而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远程教育的发展对于中国高校共享优质资源、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教育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讲话的题目有趣地强调了“远程教育”——即网络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表现出教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的“成人继续教育”定位自2002年以后再一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回到了试点政策初期认为网络教育将给现有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带来变革的立场。明确了网络教育是一种既能促进校外在职人员教育，又能提高校内教学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教学模式。

2007年年初，周济部长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视频会议”上发表讲话《实施“质量工程”贯彻“2号文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讲话提出：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物质载体，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突破口。我们已成功建立了天地一体化的CERNET网络和ChinaGrid网格，也研制和开发出了许多优质的课件和教育资源，特别是一大批国家精品课程，而且，我们还探索出许多成功运用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方法、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经验。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是推进教学方法改革的战略选择，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周济讲话把信息技术当成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选择”，是教学改革的“突破口”，认为“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必须坚持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新手段”。

这个讲话纠正了前一个阶段对网络教育的片面定位，表明教育部对网络教育的认识重新回到了试点初期。自500年前印刷机发明以来，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新的传播技术（网络）对教育的改造，这次是网络教育。

[1] 远程教育协作组工作简报［N］.2013（13）.［2003-7-30］.

[2] “课堂失望”是北师大教育技术学院李芒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地存在于大学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在安装了无线网络的课堂上，表现更为明显。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已经用电脑笔记本代替了纸质的笔记本。屏幕后面的学生，究竟是在记笔记，还是在网聊、打游戏，或者在查资料、写其他课程的作业，教师在讲台上根本看不到。

[3] 见北京大学网络教育学院2008年春“教育技术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资料。

[4] ［2008-5-1］.http://edu.fjstu.net/200703/12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