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和国

共和国早些年是以氏族贵族家族力图垄断世俗职务与圣职为标志的。君主制的覆灭意味着过去罗马对近邻所取得的优势在部分丧失。此外，在公元前5世纪，沃尔西人（Volscians）出现在利里河（Liris）流域并征服了特雷拉河（Trera）流域之大部以及罗马南部的沿海平原。共和国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罗马在其他拉丁共同体中重新建立起了领导地位；接着是一连串漫长的战争，对手为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诸城市，特别是公元前396年被攻陷摧毁的维伊；与此同时，罗马要还对抗南方的沃尔西人。之后的征战中，罗马与拉丁人通常可以依靠同样因沃尔西人的扩张而蒙受损失的赫尔尼坎人（Hernicans）的助力。毫无疑问，对社会下层民众而言，一个阶段的经济困难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这也加剧了他们对贵族独占（局面）的不满。而某些并不十分穷困的下层人士为罗马贡献了军事胜利不可或缺的人力，这使他们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行使这一权力。贵族特权被侵蚀的同时，伴随着对征服土地的持续需求，这些土地的作用在于满足社会下层经济上的渴求。它们要么形成了拥有本地自治政府的新共同体领土，或称“殖民地”（colonia）；要么成为孤立的份地，被提供给没有按群体组织起来的定居者。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对罗马的洗劫在当时固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对罗马的内部发展以及对罗马的征服进程，都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攻陷维伊获取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罗马的穷人，结果便是创设出一支人数庞大的农民士兵后备军。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控制了南埃特鲁里亚，完全无须再惧怕来自阿尼奥河（Anio）上游流域诸部落的进犯，同时，罗马还准备染指康帕尼亚北缘地区。

公元前338年，罗马征服意大利的历史关键时刻来临。周边的多数拉丁共同体眼看着罗马势力的不断增强，开始有所警惕，并力图重申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它们全部被击败了，除最大与最远者外，其余皆被并入罗马公民联合体。这以后，早先的拉丁姆城市以及拉丁人的殖民地作为个体或群体与罗马发生联系时，再也没有可能与罗马分离。并且罗马做出了重大决策，继续建立拥有拉丁城市地位的共同体。确实，到了后来，也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拉丁身份”之于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其本质特征在于相互通婚的权利、强制性的合约义务，以及变更居住地并获得新居住地相应公民权的权利。公元前338年以后出现的第一处拉丁殖民地卡莱斯（Cales）位于康帕尼亚北部，建立时间为公元前334年。该殖民地及之后殖民地的主要功用是防御性的，为的是控制征服的土地或者保卫领土，抵抗侵略。对罗马与拉丁社会而言，建立殖民地是利用征服来的土地缓解下层贫困的一种手段。此外，拥有拉丁身份的殖民地还是促成意大利罗马化的强有力因素。这些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制度上模仿罗马，在一个此前跟罗马没有多少联系的地方，光是殖民地的存在就有助于罗马政府模式的推广。近来在科萨（Cosa，建立于公元前273年）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罗马极有可能向拉丁殖民地输出其独特的“团体投票”方式。不过，建立拉丁殖民地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似乎殖民地的成员不仅限于已拥有罗马或拉丁共同体公民权者，意大利同盟者也有资格加入。这样，拉丁共同体便有助于将大量意大利人的地位提升至接近罗马公民的地步。然而，不论是这种情况，还是另一种情况，即拉丁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穷人的方式，皆不表明殖民地是建立在平等或者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拉丁殖民地居民中，一部分地位显赫者所获得的土地比其他人更丰厚，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精英与统治阶层。

公元前338年前后，罗马还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其成员拥有罗马公民权。这些殖民地的规模小于拉丁身份的殖民地，它们承担着某一边境的特定防卫职责，比如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Ostia）或者利里河河口的明图尔奈（Minturnae）。不过，那些拥有罗马或拉丁公民权者有资格参与移民活动。另外，罗马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很重要的方式，使那些来自意大利家庭的男性可借此获得罗马公民权而无须搬迁至罗马。

作为一种创造新罗马公民的方式，殖民地的更重要作用在于将全部意大利共同体（居民）作为不投票的公民整合起来。（除投票权以外，）这类共同体（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一切其他权利，主要是法律与社会方面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公民的一切职责，必须缴纳税款并参与作战。投票权的保留有时可能是出于距离遥远或语言不通等原因，我们不清楚这种不经投票授予公民权的行为是一种回报还是征服手段，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以此种方式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尤其是希腊-埃特鲁里亚-萨莫奈大城卡普亚，以及后来盖乌斯·马略（C. Marius）与西塞罗（Cicero）的诞生地阿皮努姆（Arpinum）。卡普亚，无疑还有大部分康帕尼亚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被并入罗马国家，具体进程非常模糊且充满争议。不过重要的是，当时意大利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进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