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有产阶层

实际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纳贡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罗马给当地共同体，特别是希腊城市规定了众多义务。罗马总督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敌并管理罗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条罗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于防御目的；总督也会受理当地人之间发生的案件，但肯定不会是全部。西塞罗称自己曾发布公告拒绝受理此类案件，结果颇受好评，如此行为在罗马总督中也绝非特例。罗马人没有尝试采用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员，即财务官负责直接收税，但他的工作可能只是监督当地官员征税；在其他行省，则不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皆由包税人征收，包税人有时根本不是罗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税务人员，但即便如此，有时依旧由城市自身负责基本税务。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体顺畅无阻，因此，当庞培计划兼并一部分本都国土时，他认为如果涉及较大领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腊式城市。这套统治系统带来的结果是：尽管与这些城市间不时会有严重摩擦，罗马依然跟他们的上流社会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并委托这些当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有时罗马也会风闻当地穷人呼吁要求分地和免债，但当地精英的利益总能得到维护。

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腊城市留给当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则向穷人寻求支持，当然他力图拉拢的并不只有穷人。因此反罗马情绪往往基于仇富心理，不过依照富人领袖们的说法，这种情绪是出于对掌权的亲罗马集团的嫉妒，或者纯粹只是理想主义或民族主义。罗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当地事务，使之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对此尚不确定，因为寡头政治原本就是发展趋势。不过现存一段石刻文字，内容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马其顿总督写给一座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总督已采取措施镇压了当地的动乱。来自显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新近对罗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识到有尊严的独立唯有在有限范围内才有可能。波利比乌斯还相信，尽管罗马近来有滥用权力之处，目前也有些严厉，但希腊城市还是从罗马那里获取了巨大好处，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义是疯狂而愚蠢的。这些起义多少又是由穷人发起，他们对罗马强大实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会，不明白反抗罗马实乃徒劳。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希腊诸共同体确实授予了罗马各式各样的荣誉。罗马的“信誉”在早期非常好，希腊共同体也对之十分信赖。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人们建立起对罗马女神的崇拜，“罗马”一词在希腊语中很醒目，意为“力量”（Rhōmē）。女诗人梅林诺（Melinno）的罗马颂歌（hymn to Rome）大约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个人的崇拜也建立起来了，第一个受崇拜的罗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优卑亚（Euboea）岛上以他之名进行的庆典传统一直延续至普鲁塔克时代，因而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描述。不过此类荣誉逐渐贬值，比如西塞罗回绝了限制城市财政支出的要求，有人就因此投票要为他立庙。这类荣誉自然使得罗马政治家们开始自认为等同于希腊化的国王。头衔与雕像之类较低的荣誉当然就更为泛滥，连重量级的商人都可获得。比如公元前1世纪初克罗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为保卫并贷款扶持——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功地经营——斯巴达附近的一座小镇基赛昂（Gytheum）而获此殊荣。

即便在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这样的黑暗时期，不少地方大肆杀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时，少量希腊与亚细亚城市依然忠于罗马，当然他们如此行动有时是因为与参加造反的邻邦有着长久以来的敌意。罗马曾予以小亚细亚城市阿弗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圣所极高的荣耀，于是，阿弗洛狄西亚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所有合格男子去援助罗马将军，因为“如果没有罗马人保护，我们就别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腊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处境艰难，它们先是在对抗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蒙受损失，后来又因不忠于罗马而被苏拉课以重罚，接下来还得资助内战。这一时期海盗活动也十分猖獗，直到庞培最终将其平定；实际上，包税人的活动跟海盗一样猖獗，最终，恺撒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但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共同体与个人都欠下罗马放债人的债务，处境令人绝望。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的演说中说：“公民们！我很难向你们表述外国人对我们的厌恶。”西塞罗所谴责的主要是贪婪，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不愿明言的动机，但多少道出了实情。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众多城市的明显贫困，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极少有新的建筑出现。东部尚未完全从上述灾难中恢复，新的内战又爆发了。庞培与恺撒，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Cassius），安东尼与屋大维，所有这些人皆依靠剥削罗马附属者为自己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犹太地区（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项，卡西乌斯就将该省四座小镇的居民及不少官员变卖为奴，如安东尼所言，此举完全违背了战争法则。卡西乌斯还围攻自由城市罗德斯，此前罗德斯岛一直是罗马友邦并已交出了所有财富，只不过保留了本城守护者太阳神的战车。马西利亚是罗马更古老的盟友，却也因为支持庞培而被恺撒攻占。

尽管如此，众多上流社会成员还是支持罗马，他们认为这样于公于私都是上策，或者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与罗马重要人物发展关系，其中一些人以使节身份亲赴罗马，有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铭文就是对使节表达谢意的，因为他们出力张罗在早晨接待了罗马显贵；还有的人则在罗马总督前往行省或者巡视的途中进行了盛情接待。到了共和国末期，外国“友人”（amici）甚至开始以罗马巨头顾问的身份操纵权力，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Thoephanes of Mytilene）就是庞培的挚友，加的斯（Gades）的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 Cornelius Balbus）则是深受恺撒信任的代理人。尽管长久以来，外省人偶尔会在战争中为罗马效力并获得报偿，但恺撒是第一个以大量的公民权作为酬谢的人。正是在他统治的时期，罗马公民权不得授予异邦居民的观念被摒弃了。特权开始逐步扩展，最终，元老等级也对外省人开放，如此政策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保持罗马帝国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