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兄弟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选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 Octavius）。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是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的，而管理外国事务原本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了骚乱，最终，他与300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这一时期的改革企图引发的最严重后果大概是意大利人与罗马政治纠缠不清，无法分割。不过，在我们能够转向其他具体问题之前，尚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考虑，即意大利的持续罗马化。罗马道路修建的黄金时代是在提比略·格拉古这一代，或者说在他之前一代。这一时段带来的是整个意大利不管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皆连接成一体，其程度远远超过以往。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岁月里，意大利同样成为了金融与经济的统一体。战争结束之前，除罗马钱币之外，尚有大量意大利共同体制造的钱币在流通。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有极少数共同体自认为完全独立于罗马，有必要自己制造钱币，先前发行的钱币也迅速退出了流通。那些从军队退役的战士把罗马钱币带入亚平宁山脉的穷乡僻壤。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作为对东方财富流入的回应，使得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更上一层楼。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不论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意大利的罗马钱币流通模式都存在某些不平等之处。但之后此类不平等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商品货币交换发展进程的标志。

另一方面，作为语言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罗马军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之后，男人们离家的时间远长于以往，完全生活在拉丁语环境中。埃特鲁里亚语幸存下来，萨莫奈语和卢卡尼亚语亦如此，但其他语言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的时期就已走向消亡。

在研究格拉古的立法时，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确定立法的目的是否为复兴自耕农业，而且其范围不仅是罗马，还包括同样深受前文提及的发展之害的意大利中部诸共同体；至于计划中的农业复兴程度，我们更无从得知。

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提比略·格拉古试图从富人手中取走公地并将其分配给穷人的行为对罗马以及意大利精英们的利益皆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授予部分或全部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想法也是才产生不久的。这部分是为了补偿他们在使用罗马公地权利上的损失，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制定政策时给他们的一种说辞。此种想法一经出现，就不可磨灭，尽管直到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要求才以战争爆发的形式全面凸显出来。

同时，公元前133—前91年罗马政治的重要特点便是一系列类似于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尝试，目的在于为以战士身份服务于帝国胜利的罗马贫民赢得帝国中更大份额的回报。此类回报形式各异，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政府补贴的廉价谷物。这些尝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尝试类似，往往以发起人的横死告终。其中必须特别强调两项尝试：其一为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C. Gracchus）于公元前123—前122年所筹划的方案，该方案的目标不只是提升贫民占有的物质财富数量，还要改变罗马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二为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萨图宁（L. Apuleius Saturninus）的任职（保民官），萨图宁与努米底亚（Numidia）的朱古达（Jugurtha）的征服者兼辛布里人（Cimbri）与条顿人（Teutones）的征服者盖乌斯·马略结盟，于公元前103年以及前100年开始为马略的老兵提供所需的安置土地。保民官与将军间的同盟将会在未来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