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出赋家

文翁在蜀地大力提倡推广的教育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武帝时，出现了一位享誉全国的文学家，他就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生活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他是蜀郡成都人，父母为他取名叫犬子，因为是长子，所以字长卿。他少年时喜欢读书，也学习剑术，完成学业后，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相如。

景帝时，他“买赀为郎”，也就是买了一个侍郎的官职，离开蜀地到长安任官。但是，景帝并不喜欢辞赋，司马相如的特长无从发挥。这时，梁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梁孝王是景帝的同母弟，母亲窦太后特别喜欢他，给他的封赏远超其他的诸侯王，因此，他有实力招引全国的人才来做他的门客。这时候，西汉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原先吴王刘濞的门客纷纷改投梁王。跟梁王一起来京师的门客中，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都善于游说，并擅长写文章。相如见到这些人，觉得与他们爱好相似、意趣相投，便以生病为由辞掉了侍郎的官职，投奔梁孝王，做他的门客，从而有机会和全国一流的文人相处。就在这一时期，司马相如写作了《子虚赋》。

这首赋虚构了一个情景，说是楚国的子虚先生出使齐国，跟随齐王田猎，齐王向子虚先生炫耀，并问楚国是否有如此之盛事。子虚先生便极力铺陈楚国云梦泽之广阔、物产之丰盛、楚王田猎之盛况。回来后，他把自己与齐王的对话向乌有先生复述，乌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批评子虚说：“足下不称扬楚王道德淳厚，而竭力夸耀云梦泽的物产与田猎的盛况，这样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如果您所说的是真的，那并不是楚国的优点；如果并无此事而夸大，那就伤害了您的诚信。更何况，齐国之广大，吞下八九个像云梦这样的大泽没有任何问题，超凡珍异之物更是不可胜记，齐王怎么可能无言以对呢？”这篇赋可以说体现了汉朝大赋的一般特点，即形式上是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极力地铺排夸饰，但曲终奏雅，认为这样的夸耀是“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并不值得赞美。

梁孝王去世后，门客四散，相如只好返回成都。家境贫寒，又没有谋生的职业，生活非常困窘。他和临邛县令王吉一直相处得很好，王吉说：“你长期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的话，可以来我这儿。”于是相如前往临邛，暂住在城郭下的一座亭子里。王吉对他非常恭敬。临邛县里富户很多，卓王孙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郑家也有数百人。这两家一看县令王吉对相如如此尊重，便商量说：“县令有贵客，我们备办酒席请请他，一并把县令也请来。”当王吉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上百了。中午时分，去请司马相如，相如却托病不肯前来。县令见相如未到，不敢进食，亲自去迎请相如。

相如不得已勉强来到卓家，满座客人无不惊羡他的风采。酒兴正浓时，县令走上前去，把一张琴放到相如面前，说：“我听说长卿特别喜欢弹琴，希望聆听一曲以助兴。”相如辞谢一番，便弹奏了一两首曲子。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计谋。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个女儿名文君，新寡，很喜好音乐，所以佯装与县令互相敬重，用琴声来诱发她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在门缝里偷偷窥视，见相如一表人才，便一见钟情。宴会结束后，相如托人以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让侍者向她转达倾慕之情。卓文君听完后乘夜逃出家门，私奔相如。两人连夜赶回成都。来到成都后，家徒四壁，生活十分困窘。

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大怒，说：“这个女儿太不争气了，我虽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文钱。”也有人劝过卓王孙，但他始终听不进去。

过了好久，文君感到不快乐，说：“长卿，只要你同我回到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成这个样子！”相如就和文君来到临邛，把自己的车马全部卖掉，买下一家酒店，做卖酒的生意。文君亲自在垆前酌酒，相如穿着犊鼻裈与雇工们一起在闹市中洗涤酒器。卓王孙听到后，感到很耻辱，连门也不愿意出。有些兄弟和长辈劝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生米煮成了熟饭。长卿他虽贫穷，却是个人才，完全可以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贵客，为何这样轻视他呢？”卓王孙觉得有道理，便分给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其他一些嫁妆。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成为富有人家。

相如的好运并不止于此，在长安，蜀郡人杨得意担任狗监，侍奉汉武帝。一天，武帝读《子虚赋》，交口称赞，说：“很遗憾，不能与这个作者同时。”杨得意说：“这篇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写的。”武帝很惊喜，召来相如询问。相如说：“确有此事。但是，这赋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允许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

这篇为天子创作的大赋就是《上林赋》。此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后，笑着说，子虚确实错了，但乌有也并不正确。“他们的言论，不彰明君臣之间的大义，不端正诸侯应守的礼仪，只是为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争执，互相比较谁更奢侈、谁更荒淫，这并不能显扬名声，赢得声誉，反而贬低了君主，损害了自己的名誉。更何况，齐、楚两国的土地物产与田猎之事，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于是，亡是公以更加富丽的笔触渲染上林的丰饶与天子田猎的盛况，将齐、楚两国彻底压倒。

到了最后，司马相如写了天子怅然若失地叹息道：“唉，这太奢侈了！我在理政闲暇，不愿虚度时光，前来上林苑狩猎作为消遣。但生怕子孙后代骄奢淫逸，循此而行而不肯休止。这不是为后代建立功业、树立榜样的行为。”于是就撤去酒宴，不再打猎，命令主管官员说：“凡可垦之地，都要变为农田，用以供养黎民百姓。推倒围墙，填平壕沟，使乡野之民均可来此谋生。对来陂池捕捞者也不必禁止，宫馆空闲也不禁居住。开仓济贫以补不足，抚恤鳏寡，慰问孤儿、孤老。发布政令以施恩德，减轻刑罚，改变制度，变换服色，更改历法，同天下百姓一道从头做起。”

这就是所谓的“曲终奏雅”，在赋的结尾点明这首赋的写作用意。这两篇赋代表了汉朝大赋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之后，蜀郡出现了另一个在辞赋创作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王褒。王褒是宣帝时人。宣帝爱好六艺，喜欢辞赋，他仿效武帝的做法，讲习研讨六艺群书，广泛召集有奇异爱好的士人。他征召过九江人被公，因为被公能用楚音读《楚辞》；还征召了有杰出文才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让他们在金马门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以备顾问。

当时益州刺史名叫王襄，热衷于宣扬风尚，教化民众。他听说王褒很有才能，请来相见。让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等诗，挑选热心的人让他们依照《鹿鸣》的音调排练歌唱。王褒为刺史写作颂歌以后，又为颂歌作了传注。于是王襄上奏，说王褒有杰出文才。皇上征召王褒到京师，诏令他为圣明君主得到贤臣而作赋颂。后来太子身体不适，皇上便下诏让王褒等人都到太子宫中侍奉太子，早晚诵读历史上的名文以及他们自己创作的文章。直到太子康复后，才让他们回到皇上身边。后来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用祭祀使此神显灵，于是宣帝派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王褒在路上病死了，宣帝既悲悯又惋惜。

和司马相如善于写作大题材、大场面不同，王褒擅长用辞赋来吟咏日常事物。他把专门描绘园囿、游猎的汉朝大赋，转变为以日常器物为题材；把铺陈夸张的手法，转变为精细缜密的描绘；将风格宏伟壮阔的汉大赋，转变为风格优美细腻的咏物小赋。他的名著《洞箫赋》，就是三个转变的集中体现。《洞箫赋》详述箫的制作材料、产地及其发声，并描绘了乐声的美妙效果和音乐引发的各种感受，细腻有致，令人如闻其声。这首赋写就之后，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元帝让后宫贵人都来诵读。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称赞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它开创了音乐赋这一题材类型，对后世很有影响。

公元前51年，王褒病逝，时年40岁。王褒一生共留下辞赋16篇。他继承并发扬了蜀人喜欢创作辞赋的传统，使蜀地的辞赋创作在宣帝时依然保持了全国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