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展现中国发展特色、提升发展经验的“民族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的特征，《资本论》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理论指导，也具有高度的一般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民族性特征，并强调在对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中重视“民族性”原则。

《资本论》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特征与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密不可分，19世纪初，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德意志民族和西欧国家的差异与冲突构成了《资本论》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正是由于这种民族化差异及其所引发的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经济理论的民族性特征。《资本论》将19世纪欧洲特别是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其民族特征紧密相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正是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民族解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上也相应存在着多种方式。以自发的唯物主义为信仰的法国人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由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因为信仰泛神论和唯灵论，德国人必须先经历一场哲学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所以完全听从于经验。于是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社会革命。”⁽²²⁾正是因为对“民族性”原则的尊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当《资本论》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相结合时，就产生了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民族印记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苏联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融合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民族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²³⁾在中国特性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资本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经验表明，在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时，必须充分考虑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征，只有尊重“民族性”原则，才能够找到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反映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的系统性经济学说，与其他经济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它坚持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式转型发展道路，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奇迹。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和发展道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不同，这一差异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发展道路的民族文化印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中对渐进式改革的认同，才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宝贵机会，避免走上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道路。因此，要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系统总结其成功经验，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其民族特性和“民族性”原则。对此，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中华民族有效传统文化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理论创新中的“文化自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也必然需要紧密融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性原则，将理论创新的目标嵌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发展愿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