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可以这么说，我出版这本文集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使然，但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某些看起来并不合宜的人类品质往往可能增进社会福利。我希望这个论断适用于此。

文集的第一编是“经济学”。其中第一篇《生产的制度结构》，是我199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作演讲的讲稿。应瑞典皇家科学院之邀，我为感兴趣的公众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们讲述了我受到嘉奖的研究工作。这使我认识到产业组织学科的当前状态，并思考推进这一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工作。后面的三篇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经济学和相邻学科》、《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分别考察了与经济学家如何开展工作有关的一般性问题，主要包括：他们是如何处理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问题的？如何选择理论？如何选择研究课题以及如何给出公共政策建议？我相信，这三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与很多（可能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有显著差别。我希望这个文集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读到这些文章，从而提高我在思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各有不同特征。《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是我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之后，美国新闻界对它进行了强烈抨击，但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所提出的有趣问题仍束之高阁、置之不理。1976年是《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作为这次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我作了两个演讲，一个是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作的“国富论”，另一个是在芝加哥大学作的“亚当·斯密论人性”。它们阐述了亚当·斯密的伟大，今天的我们仍然能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在过去的二百年里，我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文集的第二编是“经济学家”。前面的四篇文章都是介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年轻的时候，我曾考虑过晚年应该做些什么才比较充实。当时，我有一个有趣的计划，就是写一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以打发时光。之后，我开始为这个计划收集素材，从而导致了这些论文的产生。然而，当我的晚年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仍然承担着繁重的经济研究工作，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因此，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年轻时的计划。幸运的是，悉尼大学的Peter Groenewegen教授正在撰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不久，我们就将了解到这位伟大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瑕疵之人的真相。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是我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回忆：我的良师益友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我在邓迪经济学院（Dundee School of Economics）的同事和终生好友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兼同事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最后一篇文章是我对20世纪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的个人看法，在那个年代，很多激动人心的重要研究在那个伟大机构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