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史學方法不能亦不應憑空出現，有新文獻，便有新史學。二十世紀上半葉至戰後頭二十多年，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在史學界崛起。「年鑑學派」或者說是該時代的「新史學」，注意使用傳統史家所忽略的材料：透過口述訪問、照片、圖像、物質、考古所發掘的材料、人類學家的田野報告等進行研究，撰寫屬於一般大眾的歷史。到了1990年代，這樣的「新史學」被「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所取代，開始懷疑歷史撰寫的客觀性，甚至否定歷史撰述的根本價值，認為過去的歷史作品只是為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發展的「現代性」（modernity）作說詞而已。記得仍在香港大學陸佑堂潛心進行修道院式的博士研究時，業師貝克（Bert Becker）教授、管沛德（Peter Cunich）教授多次明言暗喻「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研究有其不足取之處。見克多年從事德國捷成洋行（Jensen & Co.）的研究，每逢悠長假期，會埋首在藏於丹麥、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地的政府和洋行檔案，不時在今天的網絡年代，斷絕對外的電郵來往，閱讀一封封連母語人士（native speaker）亦難以解讀的商業書信。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要閱讀十九世紀用文言文以及商行特有術語撰寫的書信，正如閱讀「有字天書」般不知所云，貝克多次強調不要低估當中的難處。能夠正確解讀這些天書，並且疏理當中的來龍去脈，它們就是歷史撰寫不可多得的寶庫。

如果不計及羅香林教授在1960年代中期開創性的香港史著作，真正有可觀數目的香港史研究學術專著和文章的出現，應該始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歷史研究至今已歷三十多載，在首二十年，香港歷史研究由政治史、經濟史再發展至社會史，政府檔案、報刊資料和田野考察使用得最多；2000年以後，香港人開始緬懷1960－1970年代的大眾文化以及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進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亦逐漸成為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關心的對象，影視資料、口述歷史訪問資料、實體建築物和非遺典禮儀式的記錄，均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私人商業和非政府機構保存的檔案，亦是反映香港歷史發展的重要寶庫。大量使用上述檔案作研究的表表者，當數1980年代香港大學金復朗（Frank H. H. King）使用香港匯豐銀行檔案寫成的三冊匯豐銀行和中國關係的煌煌鉅著。另一代表則是冼玉儀、丁新豹、葉漢明、何佩然使用東華醫院檔案所撰寫或編纂關於東華歷史和香港社會、公共衛生、慈善等方面發展的專著和文獻集。近年來，香港童軍研究專家柯保羅協助香港童軍總會建立香港童軍的檔案庫。不同的商業和非牟利機構亦陸續整理其機構的檔案，或公開或半公開讓研究者使用。這些新文獻的使用，無疑將進一步完善香港歷史的撰述工作。

2014年，筆者承蒙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執行總監饒啟芬女士的邀請，得以利用該項目管理的嘉道理家族和其管理公司的珍貴檔案，撰寫關於戰後新界在社會、房屋、農業、漁業、工商業、旅遊等方面的發展和面對的挑戰。筆者過往居住新界三十年，以往每次前往市區謔稱為「出城」，在新界則甘作「開荒牛」。新界落後的形象，可說深入人心。然而，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新界在戰後雖然有不少落後於市區的地方，但亦不是大家心目中如此落後。更重要的是，新界的發展並不是如傳統看法般光明一片，亦有令新界人有喜有怨的地方。本書只是立體地呈現當事人的看法，客觀及正確與否，留待明者論斷。《戰後新界發展史》能夠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有賴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一系列人員在過去十年的默默耕耘，當中包括饒啟芬、張有為、李昇平、鄺松炎、李靄慈和Amelia Allsop等，他們積極提供檔案資料，長時間的口述歷史訪問以及珍貴的圖片，都成為研究戰後新界發展歷史的寶庫。嘉栢權兄走訪新界各區拍攝優質照片，提供了新界古今對照的重要參考。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趙東曉博士、李占領先生和黎耀強先生大力支持是書的出版，以及賴菊英小姐早期對是書資料搜集的協助，筆者在此一併致謝。最後，謹將是書獻給在戰後數十年為新界發展打拼和作出犧牲的市民和社會人士。

蔡思行

201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