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女性思想的解放，职业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得到了更多认可。人类学家Fisher（1999）认为，由于女性具有“网状思维”模式，和只具有“阶梯思维”模式的男性相比，女性更加适应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女性的社会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和男性相比，女性的人格特征、风险偏好、道德意识、观察视角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职业女性作为领导者比男性领导者在某些方面有更优秀的表现。正如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时代的转变正好符合女性的特质”。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女权主义的觉醒，女性进入企业领导层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企业管理层，成为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CFO（首席财务官）和企业董事会成员。这将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发展前景。由女性领导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不到10%，而到21世纪初，该比例已达到20%。麦肯锡一份针对欧洲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女性担任高管比例高的公司比女性担任高管比例低的公司的利润更高，业务成果更优秀，股票价格增长比例更大。2004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财富》500强的353家公司中，女性高管比例高的公司比女性高管比例低的公司的ROE（净资产收益率）高出35%，股东总回报率高出34%。因此，鼓励提高女性高管比例不仅仅是现代社会对两性平等、女权运动的诉求，更有业绩数据的支撑。Facebook的女董事桑德伯格就呼吁全球的女性在商业战场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倡议女性为更高的事业目标而奋斗。国内的格力总裁董明珠也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认识到女性高管同样可以让对手折服。随着实业界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企业管理层，学术界研究女性高管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女性高管包括女性CEO、女性CFO和女性董事及其他高管。但是，目前国内外对女性高管的研究大多主要集中研究女性CEO、女性CFO，而将女性董事排除在外。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公司制度中董事会的责任包括聘用与解雇经理人、决定经理人的报酬、监督经理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股东的利益。董事会通过监督和激励措施减少经理人的败德行为。董事会的监督和激励效果依赖于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的构成是指董事会成员组成以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已有文献多从董事会规模、年龄分布、性别分布、专业背景特征、学历特征、任职经历、任期等角度来分析董事会的构成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是董事会多元化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引起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为了推动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发展，世界各国陆续颁布法律要求女性董事达到一定比例。例如，挪威在2003年颁布的《性别平等法案》中要求到2008年为止，国有公司女性董事占比要达到40%。在法案实施6年后，挪威被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评为经济最安全的国家。类似的还有西班牙于2007年颁布的法律，该法律鼓励公司女董事比例在2015年达到40%；2010年由法国总统萨科齐领导的政党提交的一项法案也倡导法国公司女性董事比例在6年内达到40%。虽然中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但女性董事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致同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发布的《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全球45%的企业支持上市公司对董事会中女性成员需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在中国内地，支持这样的比例要求的上市公司比例甚至高达85%。近几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的人数均值和女性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的比例逐年升高。图1.1和图1.2分别为本研究的样本数据中的中国女性董事人数均值和女性董事比例在2007—2013年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女性董事人数均值从2007年的1.05人增长到2013年的1.51人，女性董事比例均值从2007年的10.3%增长到2013年的14%，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虽然从总体来看，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女性董事在逐年增加，但女性董事的分布却存在地域上的差异。注册地在东部的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人数均值或者女性董事比例比注册地在其他区域的都要高，并且东部女性董事人数均值和比例增长更快。图中信息说明，东部上市公司更注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发展。这与社会的市场化水平有关。市场化水平高的地方，开放的经济体更有包容性，对女权主义和两性平等的观念更加容易接受。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差异悬殊，在市场化进程高的东部，董事会的性别异质化更受重视，女性董事人数均值和女性董事比例都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而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中西部，虽然女性董事总人数和女性董事比例也都在逐年增加，但是，董事会的性别异质化发展程度都低于东部。

图1.1 中国女性董事总人数的变化情况（2007—2013年）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图1.2 中国女性董事比例的变化情况（2007—2013年）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女性董事的分布不仅存在地域上的差异，也存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异。图1.3为中国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比例在2007—2013年的变化。从图1.3中可见，非国有企业中的女性董事比例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中的女性董事比例，并且，非国有企业中的女性董事比例在2007—2013年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企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这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权力更为集中。Bebchuk et al. Fried（2002）认为，董事会在权力集中的组织环境中更容易处于服从地位。因此，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加保守，董事会受传统的男权思想影响更严重，女性的话语权更加弱势。国有企业中的董事会性别异质化并没有得到重视。而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国有企业，开放程度也高于国有企业。组织环境越开放民主，两性平等的观念越容易被接受。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更高，增长速度也更快。

图1.3 中国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的变化情况（2007—2013年）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中国女性董事在近几年来无论是人数还是比例都有所增加，但是整体上来说，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在14%左右，董事会性别异质化水平还很低，并且女性董事的分布也存在地域和所有制的影响。和女权意识觉醒较早的西方社会相比，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对中国女性的观念、思维以及行为仍有较深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女性的束缚体现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工模式上，“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逐渐苏醒，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但是，传统的“男高女低”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仍然影响着女性高管的职业发展。那么，作为女性高管的角色之一，女性董事是否对中国的上司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呢？如果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女性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都有怎样的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都亟待进一步研究。

1.1.2 研究意义

董事会的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认可，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女性在职场上仍然居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公司高管中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由于隐性的性别歧视，女性在职场上往往遭受“玻璃天花板”的困扰。而东亚受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上市公司高管男女比例不均衡现象非常严重。作为一个新兴资本市场，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和西方发达的资本市场都有显著的差别，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都存在严重的代理冲突问题亟待解决。例如：高管通过超额薪酬谋取私利，滥用自由现金流，和大股东勾结通过关联交易“掏空”公司，信息不透明导致股价暴涨暴跌，这些都是中国上市公司常见的代理问题。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而董事会治理研究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已有很多文章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独立董事比例等方面研究董事会治理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但在学术界，专门研究中国董事会性别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的文献很少。因此，研究女性董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公司治理意义，尤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资本市场环境下，研究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缓解公司代理冲突问题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研究女性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影响，对解决我国公司内部治理混乱问题，从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大，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也大，利益冲突严重阻碍了上市公司的发展，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研究董事会的性别异质化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的相关文献，也为如何通过实现董事会结构优化来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借鉴。其次，研究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丰富了职业女性在高级管理岗位上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的相关文献。从董事会治理研究来看，国内对女性董事的研究还比较少。本书首次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本书阐述了女性在董事职位上在监督工作方面优于男性的表现，为提高职业女性的地位，尤其是增强女性高管的话语权，实现高管性别异质化的相关措施提供了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