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6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排序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到的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然后采用同样的方面获得各方面指数的权重，合成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及其排序如表0-5所示，所测度的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指数值及排序值如表0-6所示，并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项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表0-5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排序

续表

表0-6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各分项指数及排序

续表

如图0-1所示，2016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山东、福建、湖北、安徽，其中，前8位都是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490。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内蒙古、甘肃、吉林、新疆、山西、广西、贵州、宁夏、云南、青海地区，除吉林、广西以外，均属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排名后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257。排在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的1.91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图0-1　2016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天津、江苏、浙江、四川、江西、福建，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88，说明这些地区在2016年度里经济增长的效率发展较高，然而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广西、吉林、云南、新疆、青海，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31，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效率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的2.84倍。可以看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名较为靠前，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发展落后，尤其是云南、新疆和青海等地区，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亟须考虑效率因素，通过提高区域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海南、浙江、上海、北京、黑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新疆，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82，意味着在2016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云南、山西、广西、湖南、湖北、青海、吉林、宁夏、内蒙古、陕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49，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值的1.67倍，结构层面发展较好的地区与发展落后的地区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显著，意味着我国区域之间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亟须得到重视。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落入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为缓慢，调整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是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甘肃、新疆、北京、海南、辽宁、山西、陕西、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65，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较强，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云南、山东、江西、宁夏、四川、福建、贵州、重庆、湖南、上海，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31，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将近2.1倍。可以看出，除海南以外，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大多落入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而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内部变动影响而大起大落。相对而言，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稳定性较强。因此，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进行调整，并且与长期趋势的影响相结合，以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发展。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山东以及宁夏，平均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96，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较高的这些地区均是经济增长发展较快、经济增长质量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意味着经济增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更注重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以及人民生活的福利最大化，重视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硕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山西、湖南、广西、黑龙江、安徽、贵州、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其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47，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2.04倍，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较为落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说明落后地区对基本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较低，民生方面的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亟须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综合发展。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吉林、上海、浙江、福建、湖北、内蒙古，平均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71。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好，近年来大部分东部地区都在注重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在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进。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辽宁、重庆、甘肃、贵州、江西、山西、云南、新疆、青海、宁夏，其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37，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92倍，说明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与的生态环境代价偏高，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近年来，东北地区森林采育失调，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资源诅咒桎梏亟须打破。而西部地区作为我国主要的能源开发地，这种资源的业态形式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西部地区水资源较为紧缺，森林资源破坏严重等危机加剧。与此同时，中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发展仍较为落后，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工业化的发展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污染问题不容小觑。因此，需要加快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化道路转型，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安徽、河南、湖北、福建，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135，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黑龙江、山西、广西、吉林、甘肃、内蒙古、新疆、海南、宁夏、青海，其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018，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7.5倍，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国民经济素质水平最高，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对新时代经济背景下新动力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偏弱，说明这些地区对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育及重视度并不高，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且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意识薄弱。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国民信息化素质能力低下，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就要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能力，大力支持科学创新事业，增强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培育一批具有高素质、高能力的创新人才，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