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从“户说以眇论”到“户动以眇行”的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初步
——在西部边疆经济新发展中的实践》

周兴维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民族大学的重要职能。大学里，物理学和经济学犹如金字塔双子峰，学好了物理学，就可以在自然科学殿堂翱游；学好了经济学，就可以在社会科学殿堂翱游。能翱游科学殿堂，则能更好服务社会。教学相长，学生欲学得好，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天资，教师能教得好亦不可或缺；教师欲教得好，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天资，大学能实在服务社会亦不可或缺。简言之，经济学专业师生的教好、学好，离不开经济生活实践。而任何现实的经济生活，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组织的人，举凡求职就业，居家度日，购房置业，募捐筹款，储蓄预后，投资理财，兴办实体，管理企业，经营公司，发展区域，招商引资，财税金融，股债期市，民生国计，世界经贸……无一不是各种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紧密交织的复杂有机体，对这个复杂有机体的任何解构、研究、分析、演绎，既不能用手术刀，也不能用显微镜，更不能用加速器、试剂、催化剂。我们非常熟悉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就是亚当·斯密以其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积淀而修炼出来的；我们更加熟悉的《资本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卡尔·马克思起步于柏林大学、建基于《国富论》、成形于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也即是说，教好、学好经济学，需要运用逻辑“抽象力”，习得一套不断完善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及分析框架；需要灌注实践“具象力”，积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充分占有实证材料。舍此，不能教好、学好经济学，遑论服务社会。

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既是民族大学师生教好、学好经济学的需要，也是民族大学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习近平的“新常态”，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国家繁荣。特别地，作为亚洲腹地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效运用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分析，与广大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裨益各兄弟民族和民族地区，既需要“户说以眇论”，更需要“户动以眇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初步——在西部边疆经济新发展中的实践》，就是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师生努力教好、学好经济学，竭诚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眇行”的初步成果。实事求是地说，尽管本宗《资本论》，但在文本语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印记的。显然，冠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旨趣已不再是对英美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已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体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建设性的。进一步地，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旨趣已不再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这已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搞活”大体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仅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且必须是独创性的。但70年来艰辛探索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的个性是非常繁杂、多变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是非常痛苦、曲折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设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会有多么艰难，无论就其体系之庞大，还是就其内容之丰富，特别就其蕴涵之深邃，平心而论，以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确乎都有些力所不逮。一则，人们必须在思想上完成“批判→建设→独创”的演进转化；二则，人们必须在原则上厘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三则，人们必须在实践上明辨“理论→制度→体制→运行”的结构功能。鉴于这三大任务似乎现在才刚刚开始，于是我们似乎也可以预判：构建系统化、条理化、范畴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如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诚如是，人们就必须更多地通过实践（哪怕是局部的、分散的、片段的实践也罢）也即“眇行”来验证、反馈、修正、滋养、充实、丰满“眇论”。例如精准扶贫。中国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各地域各民族的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人文传统、市场发育不尽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因而无论政策层面的施行措施还是管理层面的执行机制，都必须对“精”和“准”有清晰界别和动态把握，否则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失之空泛，从而使扶贫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南辕北辙。又如兴边富民。中国的民族地区不少是边疆、边境、边界地区，不少族群跨界而居，“边”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把握？广西京族男子娶了越南媳妇，云南傣族小伙插门到泰国女家，富民机制对跨界而居的居民身份作何甄别、落地？再如改革开放，究竟是发展原理还是相机政策抑或制度规则？复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主体是谁？供给侧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为何？常态不新，新态不常，新常态之新之常，是个什么槛？……所有这些诉诸理性的思考、探索，都是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眇论”的“眇行”。不言而喻，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初步——在西部边疆经济新发展中的实践》之所以为“初步”的初心和初衷。

全书计4篇13章，简括如次：

总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了总括性、框架性的阐述。“政治正确”无疑是本章立论的政治基础，也是贯穿全书的政治红线。

第一篇为建设发展篇，分别从乡村振兴（第1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2章）、西部民族地区服务贸易（第3章）、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第4章）4个方面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研究。看得出，本篇乃“新常态”重心所在。

第二篇为对外开放篇，依次对“一带一路”构想（第5章）、“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金融支持（第6章）、新时代中俄关系展望（第7章）、民族地区口岸经济（第8章）进行了政策性、前瞻性的探讨。“一带一路”和中俄关系都是研究难点。

第三篇为边疆经略篇。因为“民族问题无小事”，更因为“3·14事件”和“7·5事件”，西藏长治久安与发展研究（第9章）和新疆长治久安与发展研究（第10章）最具代表性——尽管颇为敏感、颇具风险。

第四篇为调查及案例分析篇。第11章西藏贫困人口基本健康状况与卫生服务需求调查不失经济社会学韵味，第12章西藏贫困人口基本健康状况与卫生服务利用调查不失社会统计学韵味，第13章东西部扶贫协作研究——以闽宁镇为例不失经济管理学韵味。以此殿后，全书稳妥。

概括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初步——在西部边疆经济新发展中的实践》很是“眇行”。作者们审时度势，不冒进，不畏缩，不张扬，不计较，一门心思教好、学好经济学，同心协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眇论”更加丰满，实在是难能可贵。期待作者们能更上层楼，为丰满“眇论”施展出更多更好的“眇行”招数，助力西南民族大学更实在地发挥“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社会功能。

2018.07.29

于凤栖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