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乡村振兴战略概述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构想，这不仅是基于国内外长期对乡村战略地位的理论探讨，也是国内外多年实施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总结，尤其是我国长期对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和积极探索的延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等，对西部民族地区尤为重要。

1.2.1　乡村战略地位的长期理论探讨

农业是人类利用植物或动物生长繁殖机能，通过人工培育，获得食物、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以解决人们吃、穿、用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是食物之源和生存之本。(2)本章所指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在内的农业，而不仅单指种植业，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又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在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持续发展等，一直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也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长期高度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一直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的“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部分，就提出了未来社会要采取的措施，其中第9条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除”，后来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中修改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3)。尽管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等反复强调不能把上述措施当作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教条，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把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有机结合，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国外经济学中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乡村被动满足工业和城市发展需要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演变。二战结束后，以刘易斯（A. Lew is，1954）为代表的部分发展经济学家，较早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化工业部门(4)。所以要采取工业主导农业、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而乡村建设与发展自然沦为消极的、被动的服务和满足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需要的地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为凋敝的农村和繁荣的城市。这种乡村处于被动地位的市场化发展结果，不需要发展中国家通过政府行为来纠正。工业主导农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乡村衰败现象等，普遍存在的工农、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及其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后来逐渐引起了学者们对乡村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转而开始强调政府应在缩小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缩小城市与乡村发展差距方面发挥更大的调控作用，并逐渐提出了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如库茨涅兹（Kuznets S，1955）发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协调关系，间接论证了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5)。

1.2.2　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

国内外长期对于乡村战略地位的理论探索，为世界各国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衰退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各国积极实施乡村建设实践中累积的大量经验，反过来又丰富了乡村建设理论。这些都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宝贵财富和逻辑起点。

首先看国外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与城市经济繁荣同时出现的乡村普遍衰落现象，包括欧美、日本、韩国等在内的世界各国率先开始实施乡村建设和复兴运动。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的不协调现象，如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通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鼓励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大对农村道路、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积极实施提高农民技能培训的“工读课程计划”等，推动了乡村快速发展。

日本在二战后针对乡村凋敝、农业发展滞后等实施以延伸农业价值链、延续乡村文化价值和生态乡村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乡村重建运动——“魅力乡村建设”，颁布了《农业基本法》，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整体发展。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又通过国土开发计划等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6)，如1977年制订实施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一步调整工业布局，开发落后地区，调整经济分布空间和人口分布空间高度集中于城市的不均衡布局；通过“补助金农政”不断加大对乡村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1979年日本开始推动“一村一品”运动，要求每个地方的乡村要根据自身优势和条件等，发展一种或多种有特色的、有竞争力的农产品，有效提升了各地乡村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创造了“汉江奇迹”，但同时也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不合理发展格局，如1972年其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倍左右。从1970年开始，韩国发起了以精神启发为重点的长期的“新（农）村运动”(7)，始终强调“勤勉、自助、合作”、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等；强化各级公务员责任，推动全社会参与；并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农村多种产业发展以及农村各种组织和社区建设等，分阶段、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先后在乡村广泛修建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有15%左右，逐渐实现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即便处于世界最发达农业国之列的加拿大，同样面临城乡发展的不均衡。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专门出台《加拿大农村协作伙伴计划》(8)，通过设立跨部门农业工作组、建立“农村对话”机制、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信息服务体系等机制体制建设，鼓励到农村创业，树立政府主动为农村服务的意识，帮助农民应对网络和信息化浪潮，提升农民和农村的发展能力。

其次，我国近代也历经了百年乡村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探索。我国近百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三农”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依时间顺序来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前20世纪20—30年代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5年实施的新农村建设等。梁漱溟当年曾总结说：“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9)面对国外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的肆虐入侵和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破坏和衰落，第一波乡村建设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到20世纪20—30年代军阀割据混乱时，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乡村建设派”为代表，发起了各种乡村改造实践和乡村自救改良活动。如最早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良绅发起的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乡村自治“翟城试验”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造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造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以及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造的以修铁路、开矿山、办银行和建农场等乡村经济建设为特点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10)等。

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些自发由开明乡绅和知识分子主导，或由实业家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兼具乡村自救和乡村社会建设目的的乡村社会建设实践，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动用国家力量由上而下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了全面变革和曲折探索。其中，改革开放之前，围绕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到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我国农村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①土地改革时期（1949—1953年），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②互助合作时期（1953—1958年），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③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通过小社并大社和组建人民公社，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到1958年11月初，全国99%的农户参加了共全国26572个人民公社。(12)脱离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客观实际的人民公社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等农副产品供应严重不足。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自发实施“大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建设进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1978—200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确立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90年代，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也自上而下开展了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和推动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等。为积极应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农村带来的竞争和破坏，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入国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时期（2005—2017年），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及设施建设，实现农村从“汲取”到“给予”的转变(13)，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

1.2.3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构想

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重大政策举措(14)，为我国乡村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包括农村的产业兴旺发展，同样要以这些战略构想作为实践指引。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坚持的基本原则，关于如何开展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农村精准脱贫、推进机制创新等，都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乡村振兴战略中专门提出了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总体上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包括西部民族地区在内的我国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以及整个农业发展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