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访美国”前后费孝通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状态

1984年，三联书店重刊费孝通过去写的有关美国和美国人的三本小册子［即《初访美国》（1945年）、《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和《访美掠影》（1980年）］，在《重刊前言》中，费孝通说，“既然这本小册子是以一般通讯为底子，当然谈不上科学水平”，书局出版这些旧著，大约是想让读者对照看到美国前后几十年的变化。可读者若抱着这个目的读这本书，他只能表示歉意，这本书答复不了这样的要求，对于美国和美国人，“从这本书所可能得到的印象必然是过于简单、浅薄、片面，甚至还有失实之处”。不过，费在重读这些书后，发现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读出另外一些味道：“我校阅时，站在第三者的立场看到了：一个在清朝末年出生，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的人，当他初次访问美国时他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去看那个和他本国不同的世界的。我们固然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通过他笔下写出的他所见到的当时的美国，但也许更有意思的是却在字行之外可以看到他本身站在什么立场和怀着什么心情看这个在他还是初次接触的世界。他的立场、他的心情又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于是又可以更进一个层次，看到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形成他们的立场和心情的历史条件了。”这段话反映了费孝通重读旧文时的自我认识，也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入口处。更早的追溯和更全面的分析，不是本文能力所及。本文重点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这一段，费孝通的工作、生活和心境。

在具体说明和分析前，先交代一下文本情况。1945年出版的《人情与邦交　旅美寄言》共包含题记和13篇文章，题目分别是：这是在战时、在东非的昆明、一张漫画、人情与邦交、限购课榜、真胆敢，年轻的文化、关于女人、向西去、如此农场、康桥闲笔、年老的人们、没有鬼的世界、给将乘美留学的朋友。《费孝通全集·第三卷》“旅美寄言”名下只收录8篇文章，包括上目次中的第1—5篇和7—9篇。题记、上目次中的第6篇及最后4篇文章，即“真胆敢，年轻的文化”“年老的人们”“康桥闲笔”“没有鬼的世界”和“给将乘美留学的朋友”，都没有收入。

在专著中，欧达伟引用了“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1943.1）、“为孩子”（1943.1）和“狂者进取”（1943.3）这三篇文章说明在去美前夕，费孝通对中国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是持明显的批评态度的。“为孩子”这篇文章又没有收入《费孝通全集》。这篇文章批评在中国，为了保障年长者的供养，孩子成年后仍在父母的控制下。结果是这样的社会永远在老者的阴影下。一个社会要想变革，要想进步，就要转向以孩子为中心，以未来为中心。“过年过日子与过渡心理”批评中国人得过且过的态度，“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地择时，更不择命”，这种态度弥漫在“最紧张的抗战年头”，和美国青年的参战状态，形成鲜明的文化对比。“狂者进取”激烈的抨击，“乡愿道德统治我们的民族已有几千年。政治价值是复古，艺术价值是据典，做人价值是循规蹈矩。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停顿下来”。“忍，忍，100个忍字。忍是奴隶的德性。”他呼吁必须要有一个“否定现实，发动改造，给人类努力的一个理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证实它没有能力维持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已不能不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决不能没有一个‘乌托邦’。”

可是在同期、数月前的文章里，费孝通又似乎在为中国“怕动”的、“缺乏冒险精神”的保守文化性格辩护，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现实“荆棘遍地的旅途所造下的”，倾向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肯定它们在现实中的“合理性”。类似的文化偏好，在费孝通更早年时已存在。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引用了10年前与同学杨庆堃的一封通信，信中记录了二人在学校读书时的一段对话。费当时刚从乡下调查回来，他得意地对杨说：“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知足。……满足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内在的。像我们的老乡，一筒旱烟，半天旷野里的阳光，同样能得到心理上的平静和恬适。”“做人是一种艺术，这艺术的基本是在迁就外在的文化，充实内在的平衡。你（费）发挥了‘知足常乐’的文化观。”费孝通自己解释，这样的文化性格是出自他“在乡下往来所带的成见”，“对于上海的嚣尘，香港的夜市，生不出好感。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这谈的是他惬意的有闲绅士的生活方式，但让人联想到他对社会下层劳作者“消遣经济”的同情：“（经济学家）批评农夫们，拉车的不知道作经济打算，愚不可及，简直要不得。可是农夫们在街头晒日黄，拉车的在屋角里蹲着闲谈。……究竟谁要不得那可难说了。”

费孝通的“消极”的文化态度在《鸡足朝山记》（1943年3月到4月）中表现得最明显。“若是我敢于分析自己对于鸡山所生得那种不满之感，不难找到在心底原是存着那一点对现代文化的畏惧，多少在想逃避。拖了这几年雪橇，自以为已尝过了工作的鞭子，苛刻的报酬；……在深山明寺里，人间的烦恼会失去它的威力。淡泊到没有名利，自可不必再人前装点姿态，反正已不在台前，何须再顾及观众的喝彩。”费说，这段话说明了他去美前的心境。“这心境也许不限于我一个人。想逃避现实，多少已成了多年抗战，退居在后方的人士相同的心理。在这个国家存亡的关头，不能执干戈卫社稷，眼对着一切的腐败和无耻，在无力来改变现实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消极的路。”

在《鸡足朝山记》的“后记”中，费孝通解释了这种消极情绪产生的背景：“离开家乡，屈指一算，真不容易相信，已经有七年了。七年前一个炎热的暑天，在黄浦江头一条即将远行的巨轮上，我老年的父亲握着我的手叮嘱我说：‘不要系念家乡，我们的世界是广阔的。’这时，我一点也没有惜别之情。日子过得这样快，被黏住在这中国里也已经快五年。……世界是广阔的。可是这几年来心身的煎熬使我差不多已忘了这句话。自从那次昆明的寓所遭了轰炸之后，生活在乡间。煮饭、打水，一切杂物重重地压上了肩头，又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留恋在已被社会所遗弃的职业里，忍受着没有法子自解的苛刻的待遇中，虽则有时感觉着一些雪后青松的骄傲，但是当我听到孩子饥饿的哭声，当我看见妻子劳作过度的憔悴时，心理好像有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这篇“后记”未收入全集。）

1936年夏，费孝通到英国留学。两年后，回国到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不久，由吴文藻牵头，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联手设立云南—燕京社会学工作站，资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燕大的老师吴文藻为该工作站的负责人，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教授。费孝通被聘为社会学系副教授，薪水由中英庚款支付。1940年10月，昆明遭到轰炸，费孝通与云南——燕京社会学工作站一起转移到呈贡镇古城村乡下。同月，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出生。1941年2月，工作站的资源组织者和灵魂人物吴文藻离开云南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一年多前，因对战时民族问题的研究立场不同，吴文藻、费孝通与顾颉刚、傅斯年发生冲突。吴文藻到云南大学办学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傅斯年于是施加影响，撤销中英庚款在云南大学的讲座。吴文藻最终屈服压力离开。中英庚款停止资助费孝通，费的薪金改由云南大学支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中断了与云南大学的合作。工作站更名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此后研究室的经费只能靠农民银行和云南省内经济机构的非固定资助。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新成立社会部，成为与社会学界合作、资助社会学专业的主要政府部门。抗战期间，主要的社会学期刊都与社会部合办。1941年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多次致信社会部请求补助社会学系经费，均遭拒绝。1942年7月，费孝通在燕大的同学林耀华离开云南大学，到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任社会学系主任。成都燕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要比云南好得多。抗战爆发后，昆明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通货膨胀对农业生产者相对有利，对拿固定货币工资的知识阶层则是灾难。据费孝通在美国的演讲，1938年到1939年，昆明的农产品价格提高了50%，到1943年6月，费离开昆明前，农产品价格已猛增到战前的150倍，而费孝通的工资1938年到43年，只增加了3倍。1942年秋收农忙季节，昆明一个成年男子的工资和伙食费，比一个教授的收入要高出30%。费感慨，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大学教授或一个工程师，与一个农民同住一个房间。所以1941年后，费孝通的工作和经济条件越来越困难。在极端困难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靠着个人的才智、对工作的热情、平等和民主的作风，费孝通吸引了一小群年轻人到工作站工作。这个小群体的“患难与共、穷而尤密的友情”是这一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情感支柱，“即使我有时忘记了世界的广阔，可是我的确是尝到了人间的深邃”。但是毕竟是远离了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还有大环境，“让人寒心的战争”，“文化把我们带到死亡”。费孝通于是有“留恋在已被社会遗弃的职业”的灰心、疲累和感慨。

《鸡足朝山记》婉转的抒情风格，后人读起来可能摸不着头脑。与费孝通同类的知识分子则很熟悉这样的调子。闻一多严词批评费，“这种思想是不好的！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乱纸堆，就像你们知道的……结果呢？”。潘光旦则更了解费孝通性格和情感中的复杂性，他没有规诫或责备，而是轻松地一语道破，“孝通和我都是因不惮烦而吃过大亏的人；这在熟朋友们大都知道。不过吃亏虽大，并没有真教我们‘惮烦’”。确实，在费孝通的文化性格中一直存在着“知足安乐”“散惫游艺”与“进取”“竞争”“挑战现实和传统”这两面。随着处境的变化，这两面会有摇摆和不同的浓淡。费孝通的传统文化性格不是出于中国典籍的教化和滋养，更多的是得之于日常生活的文化濡染，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在访美前夕，费孝通的文化钟摆又摆向“进取”。他对《生活导报》的编者说，“我不能再写《鸡足朝山记》那样的东西了。……我想另换一种格调，来写我的地球背面的通信”。

如欧达伟研究中已指出的，前期的旅美寄言中处处是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文化的赞美，如美国士兵受到很好的待遇，对比中国的腐败；美国的配额制度；美国女性富有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美国农家的富裕等。早期的旅美寄言中有焦虑、有震惊，但鲜有对美国文化的质疑。我理解这对应的是这一时期费孝通积极进取，不满中国现实，力图有所改变的精神状态。1943年11月，费孝通写信给费慰梅，“我实际上更像一个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我这样的个性，在中国会让人烦的”。

从第十篇“寄言”——“康桥闲笔”起，在费孝通的笔下开始充斥对美国和美国文化的怨言。他抱怨美国的气候、餐食、城市景致，抱怨哈佛大学的“贵族气”，抱怨美国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方式，抱怨美国是一个没有鬼的世界。他劝告那些想在战时到美国留学的朋友，“若是你们在国内找不到应当努力做的事，而想换换空气，你们不该对留学希望太大”，美国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是优于国内的，但是你会另有烦恼，没有了在国内的干劲儿。费孝通到美国后，一直忙于将他和工作站的同事在国内的研究翻译成英文。1943年7月到美国，直到10月，费孝通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太平洋协会办公室翻译《易村农田》，即《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的第一章。11月到次年1月，在芝加哥大学翻译《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张之毅的研究）。2月和3月在哈佛大学工商学院，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翻译成英文《中国进入机械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4月和5月，再回到芝加哥修改《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及写作该书的“介绍”和“结论”。“寄言”中的变化，就发生在到哈佛后，“康桥在美国就是哈佛”。

费孝通不喜欢哈佛的氛围，在哈佛受到冷遇。“我不喜欢贵族气味。原是穷出身，对于铜臭感觉很锐利。因之，我曾决心不上这‘贵族大学’来。芝加哥大学则有如伦敦大学，虽则他们的学风没有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那样‘过激’……芝大的校长是出名的进步派。”在哈佛，费孝通发现，除了帕森斯，其他社会学家都对他不太友好，对他及其团队的研究不感兴趣。他在信中向费慰梅抱怨，哈佛的汉学家一味沉浸在过去中，对现实很麻木。在《给将来美留学的朋友》这篇“寄言”中，最可清晰见到费孝通在哈佛的失落。费说，美国人对我们很友善，很好的招待我们，但是“做客的心情就表示着一种不关痛痒的意思”。“在战前，好像我自己在英国的时候，我每星期都能接到国内的朋友们的来信，我又每星期写文章寄回去。我在国外所做的工作，至少从我自己看来，是和我自己及朋友的事业十分密切相关的。我虽身在外，心却没有一天离开过祖国们。现在美国留学生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不少是从沦陷区来的，依美国的法律不准和敌境通信（除了由红十字会转送），所以转了不少手才能得到的一封家信，所写的都是半年以前的事。”“和自己所属的团体隔膜使自己对于自己将来失去了把握，找不到自己在一个时代中的地位。”“在一个常态的生活中……我们感觉到对于家庭，本乡，国家的责任。我们看得自己得工作对于我们所属团体的影响，我们也相信自己可以把这些团体改变到我们所具理想的水准。……正因为我们在自己社会里生活着。……一旦你抛弃了你所属的团体进入一个味生的社区里的时候，你就像缺乏了养气一般感觉到窒息和不安。”在同期给玛格丽特·雷德菲尔德的信中，费亦开始表达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之情，“我挣扎在两个文化之间”，“我没有受过传统典籍教育，但是我热爱中国传统，希望它们不要在激烈的挤压下消逝”（1944年2月）。4月，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费说，“我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在“没有鬼的世界”中，费孝通看似在说，美国是一个“没有鬼的世界”。可是在结尾处，费说，“我应该把刚才的书名（即以‘没有鬼的世界’命名将要写的有关美国之行的书）改一下，不然，也许结果写出来的不是美国，而是战时的中国了”。“一个缺历史的国家是不明白鬼的重要的”，“一个有历史而忘记了鬼的国家才是没有出息的”。所以费孝通这时表现出的对“没有鬼的世界”的“看不惯”，很大一部分是触景生情，想起战时的中国，看不惯那些在战争中醉生梦死，只活在“此时此刻”，对历史的绵延没有责任感的中国人。

访美后期，影响费孝通情感和思想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是他接触到哈佛工业研究所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怀海德等人对美国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评的观点。梅奥对费孝通的影响在后面的文章中有详细说明（见后文“费孝通、梅奥与涂尔干”及“‘文化自觉’的萌芽：《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的文本分析”），此处暂不展开。

一个问题是这一时期费孝通对美国态度改变的性质是什么？是文化接触下难免的隔膜、不适，是可回荡的钟摆式摆动，还是某些基本文化立场的重新定位？我认为，《旅美寄言》中，还没有对美国文化态度的基本变化。在该书出版，新写的“题记”中，费孝通说，“以我个人对美国的看法来说，也时有改变，因之各篇所表现者亦并不十分一致。但是有一点是各篇所相同的，就是我想以美国当作一面镜子来照一照自己。……人家是这样的，而我们却是如此。我们还是用‘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办法来装点面子，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来强颜自娱呢？还有干脆自己承认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而自加忏悔，立志改过自新？”即基本立场仍是要正面本国文化的不足，学习他国、他文化的长处。

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谈社会变迁中中国文化的处境，重心和调子有了微妙的变化。谈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文章的结尾处，他重申了去美前“为孩子”一文中的态度，“我觉得今后的老者若还是受人尊敬的话，决不能依靠他占社会地位的权力去收买年轻者的尊敬了”。但是文章中更大的篇幅是在谈对老者被社会遗弃的不忍，“在一个使人会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对老者的态度，连着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对传统的态度。在《初访美国》中，他依然如《狂者进取》时一样，盛赞理想的价值。“基督教精神对于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就在把一个完善不缺的理想，广被深入到每个老百姓的心中”，“美国并不是一个天堂，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它们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因为他们眼睛望着上帝。他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确定，肯不惮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但是理想与现实、与传统的关系，不像早些时那么对立和冲突。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将“鬼”等同于传统，“传统不一定是阻遏新生的。它有它的坏处……可是，事实上，一切新的都是从旧的里面诞生出来的。……我们给予新旧之间一种承续和绵延的意义”。他渴望一种“融合过去、现在、未来的”进化状态。谈男女关系，费孝通不再简单地赞扬美国妇女的社会责任心，他现在强调西方现代的两性感情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女子自己可以有职业，经济上可以独立”，“最后的解放者是科学、是工业”，将女子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我们妒忌他们，这又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还不是美国。”这话不新潮，但是比早先更公允。费孝通这几年已饱尝养育子女和家务的劳辛，他说，“在这次战时，最受苦的该是太太们了，她们为了家，什么兴趣、事业都谈不到，整天洗衣煮饭。凡是太太不勤苦耐劳的，先生们的事业也就发生影响。……怎样可以解放女子呢？绝不是男子的分劳可以做到的”。这是老实话。

从美国回来后，到写作《初访美国》这一年的时间，费孝通处于朝气蓬勃、积极行动的状态。“我这次旅行回来，我知道我的性子变得更急了。……我怎么不知道，又怎么不想优哉游哉一些，可是我一想起了这个世界，我心神真是闲不下来。”积极行动中的费孝通，谈起文化问题，倒没有了去美前对现实无可奈何时言辞中的激愤。大约是受梅奥影响，费孝通为他早就心仪的乡村工业发展找到了新的文化理由（见后文“费孝通、梅奥与涂尔干”），他的文化立场更移向“新的从旧的里面诞生”“新旧间的承续绵延”。在这样的倾斜时，费孝通思维中的忽视冲突、浪漫情感渐有抬头。但是在东西文化的关系上，还远未到质疑西方文化有什么内在的缺陷的程度。至于他在文中开始质疑美国的“拓殖文化”、年轻文化，能否持久，这要联系到归国后，费孝通新的问题焦点，即欧达伟著作中点到的，在《初访美国》中，“费孝通比以前更从政治的角度看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