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大发明”概念的起源和流布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称作中国“四大发明”。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有必要回溯“四大发明”这一概念的起源和流布。

1620年，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2]。

马克思也对此给予高度肯定：“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权威学者李约瑟博士1946年10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延续了培根、马克思“三大发明”的提法，他指出：“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和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4]或许因为同属纸质载体的缘故，李约瑟将造纸和印刷术合称一项发明，在内涵上突破了培根、马克思范式“三大发明”的范畴，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提出“四大发明”的概念。李约瑟认识到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卓越地位，更看重“四大发明”在西传之后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5]

“四大发明”的概念提出之后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但也引起一些批评和质疑。这些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汗牛充栋，“四大发明”未必是中国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2.就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项大发明本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先后出现，也在争夺对这四项发明的“发明权”。

李约瑟提出了“四大发明”，但他认定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煌煌大观。李约瑟在27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此书名为中文译名，英文原书名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列举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李约瑟亦著有《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专文，考察“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科学技术”。他将所选择的科学材料分为七个部分：（1）火药化学或原始化学；（2）磁物理学与航海罗盘；（3）天文坐标、天文仪器、机械钟和“开放的”宇宙论；（4）畜力的使用以及马镫、有效挽具和独轮车的发明；（5）水力的使用技术以及传动带、龙骨车、曲柄、蒸汽机的形态等相关发明；（6）钢铁技术、造桥和深钻；（7）航海方面的发明，如船尾舵、纵帆、桨轮船和水密舱。^[6]

对“四大发明”的“发明权”或“优先权”不属于中国的质疑，科技史学者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埃及人即发明使用莎草纸，并将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但莎草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在造纸工艺中，重要的步骤是将原料在水中浸软（将原料的纤维打碎并在水中浸泡），而不是莎草那样只是经过缠结和捶打便可加工成莎草纸。”^[7]莎草纸脆弱易碎，无法折叠装订，无法制作读写便宜、存储便利的大篇幅图书，在传播上终将让位于真正的纸。李约瑟明确指出：“磁针的吸铁特性既是罗马人也是汉代中国人发现的，但能够指向的磁针却出现在宋朝的中国。”^[8]江晓原的考察证明：对于黑火药（“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即黑火药）的发明权归于中国人，证据充足^[9]；“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10]。

抛却对这些批评和质疑的辩驳不论，为什么“四大发明”的概念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并广为传播？在中国科技史学者看来，误认为“四大发明”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那是未必妥当的。^[11]但“四大发明”的提法源自西方学者，着眼点也是考察这四项大发明对于近代西方文明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这个意义来看，“四大发明”的提法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