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刘备性格的深隐特质
上编
所有性格学的研究都是由外向内的
“所有性格学的研究，一直都是由外向内的。”[2]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3]中，刘备的宽厚，早已成定论。如义友种种，仁民种种，礼贤下士种种。小说中凡此生动感人的描述，已被历代读者评家如数家珍般烂熟于心了。人们正是以这种总体印象作凭证，坚定不移地把刘备视为圣主仁君好皇帝典型的。远的且不说，自“五四”以来，似乎除钱玄同、胡适和鲁迅等曾对这一性格大有微词或小有微词[4]以外，刘备几乎是宽仁长厚的同义语了。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作品和多数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然而仔细琢磨一下，宽仁长厚以及由此得出的圣主仁君好皇帝声名，不过是刘备的显性性格，即外部精神特征。罗贯中笔下的这位大人物，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隐性性格，即内在精神特征。此特征已被陈寿的论赞挑明（《白帝城先主托孤》一节堆砌了不少论赞，陈寿的居其首），而且，也已被罗贯中注入到这个特定人物的行为方式中去了。这便是：在宽仁长厚谦卑柔逊风貌掩映下的顽强儒老杂糅义利合一的内质。
为叙述方便，不得不再次触及历史感与道德感这一令人腻味却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正如专门家已开始注意到的，罗贯中处置人物，其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审美意识之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多种模式：一、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大体统一（如诸葛亮、陆逊、董卓、吕布等）；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如曹操、司马懿等）；三、道德尺度的肯定，历史尺度的否定（如刘表、刘璋、陈宫、沮授、王累等）；四、道德尺度膨胀，吞没并扭曲了历史尺度（如孔融、祢衡、董承、伏完、汉献帝、伏后等）；五、历史尺度的含糊，道德尺度的否定（如魏延、张松等）。以上几种模式，均难以包容刘备。他不属于第一种即孔明型人物，他的道德色彩太浓；他不属于第二种即曹操型人物，作家对他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存在矛盾；他不属于第三、四种即刘璋、祢衡型人物，他的历史进取精神毋庸置疑。
如此说来，罗贯中对刘备的审视与表现，是又一个创造。显示着这位作家对政治家、对历史弄潮儿的观察与理解，已深刻得相当可以了。罗贯中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历史上大分大合大动荡大转弯的年头还有刘备这样一类强者：他们最善于凭借着道德传统、习惯意志以及由此造成的舆论力量的帮助，灵活顽强地追求并实现既定目标，既给世人留下仁民义友礼贤下士的美名，又为自己（与兄弟臣民）开拓出一个扬眉吐气的天下。罗贯中还发现，在这种人物的行为惯性中，道德这玩意儿，既是人格理想，又是政治手段，信奉道德与利用道德高层次地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乍看上去，道德光泽涵盖着整个人物，一旦客观而不夸张地将其性格内容全部亮出来，拢一拢，就不难看出那被人们啧啧称道的道德精神内部浸透（而不是湮没扭曲）了真实丰富的历史精神。比如一无所有却雄心勃勃；不着眼于急功近利，但谋求实实在在的进取；不无真诚地宣扬仁义的同时，又巧妙而有节制地行权用谲，等等。真可谓宽厚于外，弘毅于内，或弘毅为体，宽厚为用了。这是罗贯中对刘备性格的独特审视与表现，这是传统道德风范掩映下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深层次融合。可称为第六种模式，是对第一种模式的深化与补充。
对这种人物，仅仅（或主要）描述其显性性格，就深感不够了，远不是一个完整的刘备，还有必要换几个角度，开掘其更为内在的精神特征。而开掘刘备这种人物的内在精神，又显然是很麻烦的，须作两种穿透。穿透其作为理想人物的道德光圈，再穿透其作为政治里手的人格面具。惟有如此，才能显现他某些深隐的、易被忽略的行为惯性和适应环境的独特方式，才能以约驭繁，贯散成统，把握其内在精神特质。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是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从讨黄巾到战赤壁之前的刘备，正是一位极善于“以小事大”的智者。
胡适《说儒》一文中曾提出以下见解：谦卑的态度，柔逊的处世方法，“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那一套，也是一种“强”，是“强”的另一种形式。“一个人自信很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可以说是一种君子之强。”（胡适《说儒》[5]）这些话用以说明刘备的“能以小事大”，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刘备“自幼便大”（毛本第一回夹评）。这样的人物竟不得不“以小事大”显然是违反自然本性的，是“超我”行为。从出场时的幼儿游戏开始，他就不止是一“有志图王者”。“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对此，早年他叔父看出来了，因而特别器重他；后来曹操也看出来了，因而即使在他漂泊不定的坎坷年月便把他当成了主要对手。在类似三顾茅庐或酒酣失控的场合中他也曾直言不讳，以周文、齐桓、汉高祖、汉光武自比，说过“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一类心口如一、质朴可爱的实话。
然而这种情形并不多，并非刘备的行为惯性。刘备是善韬晦的专家。他一辈子，除了为关羽被害报仇征吴那阵子实在有点异乎寻常的自我膨胀、意气用事之外，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准确点说，是夹着尾巴进取。羽毛未丰满时期，尤其如此。他懂得在忍让委屈中求得生存，保持自己，积蓄力量，巧妙从容地周旋于各种有名分、有实力的人物之间，持久而有韧性地追求既定目标。
下面追踪蹑迹，举要摆列从讨黄巾至战赤壁前，刘备先后十六次“依托”的十五个山头：桃园结义后，“投奔邹靖，邹靖引见太守刘焉”；又“投中郎将卢植”；又“投朱隽”；又“拦住”郎中张钧之车“说功绩”“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怒鞭督邮后，又“往代州投刘恢”“刘恢荐玄德见（刘）虞”；讨董卓时，追随公孙瓒，“立公孙瓒身后”；为陶谦解除徐州之危，“留小沛”，后“领徐州牧”；吕布夺徐州，刘备反主为客，忍辱“屯小沛”，为吕布“羽翼”；吕布夺小沛，“玄德前奔许都”，投曹操，曹荐其“领豫州牧”，复“进兵屯小沛”；吕布再夺小沛，刘备复投曹操，说“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之苦（“操提二十万军，与玄德来战吕布”，吕布殒命）；“操引玄德见帝”“拜玄德左将军之职，封宜寿亭侯”“自此皆称为刘皇叔”，留许都；以截击袁术为名，乘机脱离许都，屯徐州，杀车胄；曹操进兵徐州，刘备大败，投袁绍，“暂且依栖，别作良图”；以游说刘表抗曹为名，弃袁绍而去，会合关、张等赴汝南，依托刘辟、龚都；在汝南“招兵买马，渐自峥嵘”后，乘虚袭击许都，大败，投荆州刘表，“拜伏甚恭”（“表让引本部军马，屯新野”）；曹操引军南下，刘琮降，荆州陷，与孔明共议“去投江东孙权”……
这等经历，曹操不曾有，孙权也不曾有；这种行为方式，曹操不必有，孙权也不必有。这是无“基本”而有“大欲”的刘备独特的内刚外柔之道。就小说中提供的情节场面而论，作家显然在赞赏一种超常的应变能力，一种超常的胸襟气度。用刘备的话说，叫做“屈身守分，以待天时”（第十五回）；用毛宗岗的话说，“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毛本第二十回夹评）。
可见，无论小说家还是批评家，对刘备的“以小事大”种种，大都以历史尺度论衡之，而不在道德是非上大作文章。否则，刘备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与十足的伪君子了。换句话说，罗贯中与毛宗岗虽极力赞赏刘备适应环境的智力与耐性，但对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面貌的述评，却比较谨慎客观，留有余地，甚至带某种模糊性。如毛氏评点刘备事曹操诸情节，就每每出现如下语句：“心中亦处处提防曹操，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假呆得妙”“一发假呆得妙”“一味装呆诈痴，即种菜之意”“只是一味装呆”“倒底只是假呆面目，妙”“甘言卑词，一味虚伪，还用青梅煮酒时身份”“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计，云长直心人，别无此等肚肠。……云长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云长者亦在此”（毛本第二十回总评，第二十一回夹评与总评），等等。既欣赏刘备“以小事大”之计的历史功效，又对他巧言、令色、足恭的处世方术给予客观公允的抑扬褒贬。凡此，都不是“宽仁长厚”包容得了的。
“能以小事大”“屈身守分，以待天时”，正是刘备顽强坚忍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和行为方式之一。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论语·学而》）
有个印象非常有趣。同样是戎马倥偬，南征北讨，曹操的实力政策历历在目，刘备的用武精神则扑朔迷离，似有若无，仿佛刘备的得天下主要不依仗舞枪弄棒，也不曾杀人放火似的。何以留下这种印象？除了尊刘抑曹倾向模糊了读者视线、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牵制了读者的注意力之外，刘备的“温良”姿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是刘备的温文礼让淡化了他的用武精神，也淡化了读者的有关印象。如“三让徐州”的姿态，首战曹军惨败后“惜众人、遣众人”的姿态，携民渡江时“欲投江”的姿态等。它帮了刘备不少忙，使他获得了凭借武力无法得到或勿须凭借武力便可获得的东西。
与不畏人言的曹操相比，刘备特别重视舆论的力量。在一次次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他把宽仁礼让这张牌玩得烂熟，翻出许多新花样，并取得显著成效。他是个制造舆论的冠军。在那篇“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的著名宣言中，把宽、仁、忠的手段性与面具性，表述得何等明白精确，又是何等深刻的经验之谈！
刘备的经验提醒人们，原来属于道德范畴的宽、仁、忠等等，其本身就具有两重性，既可作为理想人格加以信奉，也可作为人格面具加以利用。在刘备那儿，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着意张扬与夸大了他所谓主观真诚的一面，其姿态性、手段性就愈加深隐了。而这又恰恰是刘备性格的另一成功处。
毛宗岗却没有糊涂。他对他心爱的刘备性格多有深心妙悟和俏笔评点：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也？为假辞也？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十一回总评）
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四十一回夹评）
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毛本三十六回总评）
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毛本四十二回夹评）
说到底，刘备的这些夸张表演，都包含着直接的功利目的，即毛氏所说的“结”兄弟，“坚”部属，“买”民心等功效。这是刘备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
在一连串宽仁礼让的夸张表演中，“三让徐州”是一个杰作。它首创了单单凭借舆论力量获得一块大地盘（乃至臣民百姓）的经验。
与“三让徐州”相辉映的另一杰作是“不夺刘表”。它展露了刘备深远的战略眼光，是对急功近利思想的否定，是道德功利化的另一模式。乍看去，刘备客居荆州期间在刘表、刘琦、刘琮身上的感情投资并无直接的功利企图，他的宗亲意识和不忍之心，不仅约束了他觊觎荆州的欲望，而且，还为他自己招致了新野惨败、携民渡江以及后来与东吴之间扯来扯去的纠纷。毛宗岗起初也曾不无惋惜地说：“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则不正，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则无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毛本四十回总评）“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毛本四十回夹评）可到了赤壁战后，到了不得不推出刘琦作挡箭牌以安定民心并对付东吴的时候，毛氏就改变了看法，发现自己前边的见解失之浅浮，缺乏刘备般的深谋远虑：“马良请表刘琦为荆州牧以安民心，可见荆州之人未忘刘表，其从曹操者，迫于势耳。使玄德于刘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则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则曹操来迫，而内变必作。故知玄德之迟于取荆州，未为失算矣。”这些话显然比前面的话更得要领。他对刘备性格算是琢磨透了。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不必急功近利的大原则。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刘备一般不忘其所以（征吴是唯一的例外）。能巧取者，决不强攻；即使在于已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忘留意人心向背，不忘借助舆论力量去争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最佳境地。这是刘备顽强坚忍的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与行为方式之二。
仲尼不为已甚者，过犹不及
“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刘备性格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孔孟这一哲学思想的积极内核，把自己开拓进取的作为，纳入大刀阔斧而又万无一失的轨道，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在赚荆州、赖荆州的大小环节上，他们两个步调协调得简直无可挑剔。庞统则不然，他对刘备的“中行”之道不及诸葛亮心中有数，从而在谋取益州过程中，每每与刘备发生策略上的分歧，甚至把刘备看作“拘执于礼，寸步不可行”的迂夫子而谆谆开导之，真是天大的误会。
如果把荆州方式主要归功于诸葛亮，那么，益州方式则主要是刘备的智慧，是其“中行”之道的样板。它包容了丰富纯熟、为作家批评家叹赏不已的政治哲学和人生经验。这是透视刘备隐性性格的又一突破口。益州方式告诉人们：一、即使强攻逆取之时，刘备也从不忘掩饰自己的真正目标，并争取师出有名；二、即使强攻逆取，也要兼顾天理民情，以不迟不疾为上计；三、即使强攻逆取，也不放弃向对手进行感情投资，以攻心为上。若以权变取天下论，遍观三国，无出其右者。想想看，西川一仗几乎打了三年，死人的事是大量发生的，可粗心的读者却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尤其忽略了刘备也崇拜暴力与权术，也制造火与血这一事实。何以如此？正是所谓师出有名、不迟不疾、眼泪攻心等所产生的奇效。换句话说，在进兵益州的全过程中，刘备整个地、自始至终地在玩弄政治权术，即在温情脉脉的“兄弟之情”的掩护下，麻痹对手，谋求进取。
在这些地方，毛宗岗的卓尔不群的见识再次展露出来。他总在要害处将刘备深隐性格的奥秘点透以提醒天真的读者：“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托”；“最似今之巧于贸易者：极欲买是物，偏故作不欲买之状，直待卖者求售，然后取之。写来真是好看。”（毛本六十回总评）“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以夺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以不欲为也。”（毛本六十一回总评）“杀刘璋而急取之则人心不附，而抚之也难；不杀刘璋而缓取之则人心可服，而可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为上欤？”（毛本六十二回总评）
要之，即使强攻逆取，也须审时度势，刚柔兼济，不为已甚者，勿“过”，无“不及”。这是刘备顽强坚忍弘毅进取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与行为方式之三。
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韩非子·说林上》）
一些多年来形成的错觉，似应受到冲击。
其一是：“刘备性格不及诸葛亮、曹操、关羽丰满生动。”这不准确。刘备性格的历史浑厚性是惊人的。尽管其道德内容被挥发得汪洋恣肆，成为最活跃因素，却没有因此湮没其历史风神。而且，即使道德内容本身，也已不拘泥于儒家的迂腐规范，出现儒老杂糅，义利合一趋向。刘备形象绝不贫困苍白，它只是不容易被穿透、被理解罢了。
其二：“长厚而似伪是艺术上的失误，是作家才力不足而导致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矛盾。”这是对作家的又一误解。刘备性格中的“矛盾”现象，不是无意为之，而似有意为之；不是浅露的二重组合，而是深远的无隙无缝的融合；不是一时一事屈指可数的，而是伸手投足无往而不在。这是作家艺术创造力的又一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提供的艺术经验超越了诸葛亮与关羽等，与曹操、宋江的复合性性格一样，值得特别注意。
其三：“把刘备偶像化，简单化，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审美需求。”这话也似是而非。且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历代的统治思想，也不说“集体无意识”的民俗心理究竟怎么形成的，批评家的艺术使命哪里去了？他们的生花妙笔对读者的影响岂能推得一干二净？如庸愚子，如修髯子，如毛宗岗（尽管他功大于过），如某些教科书。这里全然没有找个替罪羊的意思，只是渴望批评家摆脱某些封建正统思想和小农意识的自知不自知的纠缠，不再延续“智绝”“奸绝”“义绝”以及“处处以百姓为重”一类绝对化观念，还《三国演义》主要人物以本来面目。
1989年3月
（原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