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康德与启蒙

康德在1784年曾答复过“何谓启蒙？”这个问题。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就是“要勇于去认知！”要鼓足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要摆脱由于优柔寡断而自我招致的受他人监护的运动。康德显然是把人的不成熟与不自由联系起来了，把成熟与理性相提并论，认为理性有助于人从自招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于是，启蒙运动坚信理性是解放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力量。在康德的时代，理性开始成为指引人类生活的自律力量，康德要求对理性的适当范围和界限作认真仔细的估计。

康德以后两个世纪的西方哲学（黑格尔、尼采、韦伯、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福柯等）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答复康德曾经答复过的问题。用福柯的话说，哲学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询问理性通过科学思想、技术设备和政治组织这三大形式而在现代世界实施的统治。1984年，在康德文章发表后200年之际，福柯发表了两篇《何谓启蒙？》的文章。其中一篇收入由美国福柯研究专家保罗·拉比诺主编的《福柯读本》。福柯同康德一样，福柯也认为理性是自由和自律的关键，批判的作用是要确定理性的正当使用的种种条件，从而确定我们所能认识的、我们应该做的和准许期望的。理性的非法使用会酿成独断论和他律，只有清楚地限定理性的合法使用原则，我们才能保障理性的自律。福柯指出了康德的文章《何谓启蒙？》与其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记载已在启蒙中变得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过来说，启蒙就是批判的时代。福柯欣赏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紧密而内在地把他的作品对于认识的意义同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他写作的特别时刻所作的特殊分析联系起来。福柯直言康德文章的新颖之处就是把“今日”和“现时”当作历史上的一种差异，当作完成特殊哲学使命的契机来思考。

由于康德的文章并未对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恰当的和令人满意的分析描述，福柯从四个方面对康德一文作了批判。首先，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把启蒙定义为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的“出口”。其次，康德以含糊的方式介绍这个出口，出口在康德那里既指一个事实、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又指一种使命和一个义务。第三，康德没有明确说明“人类”一词的用法，启蒙导致的是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的政治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还是人性的变化？最后，康德以颇为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入了理性之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之间的区分，却对如何保障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

尽管康德理论存在这些问题，但福柯还是强调要把康德的这篇文章与康德的批判思想、与康德其他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并明确把康德这篇文章定位在康德批判思想与其历史思想的结合点上。“批判”记录了“启蒙”中日趋重要的理性，而“启蒙”又表明“批判”的时代；“启蒙”旨在让人类走向成年，而每个人在现时性中又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历史总体进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断定康德第一次把他的作品对于认识的意义同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他写作的特殊时刻（他也正因此才写作）所作的特殊分析联系起来，康德文章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今日”当作历史上的一种差异，当作完成特殊哲学使命的契机来思考。福柯由“今日”谈论“当下”、“现时”、“现代性”，以弄清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发展抑或断裂、背离。福柯主张把现代性视为一种对于现时性的关系方式：它既是思考，又是行动。

福柯认为既使得与现时的关系、历史存在的方式成为问题，又使得自身之构成为自主主体成为问题，这一类哲学质疑植根于启蒙之中。能把我们与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一种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气质。福柯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论述。从消极方面讲，首先，这种哲学气质拒绝“启蒙”的“敲诈”：即或者你接受“启蒙”，仍然停留在理性主义传统中，或者批评“启蒙”，从而设法摆脱这些理性原则。其次，这种哲学气质应当避免把启蒙与人文主义混为一谈。启蒙涉及18世纪欧洲各种社会转型、政治制度形式、知识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等，而人文主义则是一个涉及不断变化着的价值判断的主题，我们看到了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反科学的人文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文主义、人格主义人文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斯大林主义人文主义等。鉴于“启蒙”极少把自身视为一种人文主义，福柯就更多地强调“启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福柯重申，就像应当避免支持或反对“启蒙”这样的知性的和政治的“敲诈”一样，也该避免把人文主义与“启蒙”混淆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混乱。

从积极方面讲，这种哲学气质通过一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对我们之所说、所思和所作进行批判。这种哲学气质可具有界限态度的特征。批判正是对种种界限的分析和反思。如果康德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福柯的问题要积极得多：在普遍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和专断强制的，福柯要弄清楚主宰着理性实施的先天必然条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偶然的历史起源。康德通过批判限定了知识之可能性的先天必然结构从而揭示了理性的界限，福柯则要批判把知识的界限与知识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一人类学主体主义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如果说康德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放弃超越时知识具有何种界限，那么福柯的问题就要积极得多：我们如何能从这些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超越这些条件。换言之，福柯把康德以必然界限为形式而进行的批判转变成了一种以可能超越为形式的实际批判。于是，福柯强调，从事批判并不是为了寻求普遍价值，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作、所思、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我们所思、所说、所作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话语。福柯断然抛弃20世纪最糟糕的政治制度老调重弹“新人”的诺言，而关注权力关系、两性关系在人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真实发生的一切。福柯还让18世纪伟大的诺言落空了：技术能力对物的影响并不与个人自由同时地成比例地增长。因为权力关系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技术（经济生产技术、社会调节技术、人际交往技术）。关键是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能力的增长与权力的强化分离开来。这种哲学气质通过历史存在论在三个领域（物、他人、自身）实施批判，分析知识轴线、权力轴线和伦理轴线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探寻我们得以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具体方式。

福柯的结论：虽然由于康德所说的理性之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开使用无法统一，因而“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我们现在仍未成年，但是，康德在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质疑，作为一种哲学气质、哲学生活，仍然重要和有效。

福柯另一篇《何谓启蒙？》发表于1984年5月的《文学杂志》，这是福柯1983年1月5日在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摘要。福柯认为“何谓启蒙？”“何谓革命？”这两个问题是康德所提出的关于自己现时问题的形式。康德文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时的问题、现状的问题，是关于作为哲学事件的现时的问题，谈论现时的康德本人就属于这个哲学事件。由于哲学对现时进行质疑和提问，所以哲学就是有关现代性的话语。福柯把启蒙运动看作第一个通过隶属于一种有关思想、理性和知识的普遍历史中的某个事件来为自己命名的时代，它在这个时代里制定出了自己的箴言、格言，道出了自己要去做的事情，这既相关于普遍的思想史，又相关于作为其历史境遇的当下以及各类认识、知识、无知和虚幻。启蒙运动的遗产已经极为可疑，福柯要我们远离那些想使启蒙运动永不衰竭并完整保留其遗产的人们。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表现为一种关于普遍真相的分析哲学，那么，福柯的批判思想则体现为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论、一种关于现时的存在论，它询问“我们的现时是什么？种种可能经验的实际领域是什么？”而无关于真相的分析。

通过对启蒙思想及其实践的深刻反思，福柯并不能接受康德的启蒙使人走向成年的说法，因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启蒙，人类还是曾深受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祸害，人类并未走向成年，启蒙运动的遗产极为可疑。

福柯理性批判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明确拒绝启蒙运动的“敲诈”，即你要么接受启蒙，从而继续停留在理性主义传统中，要么批判启蒙，从而设法摆脱理性原则，陷于非理性的泥潭。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统治着哲学家的理论构想，只要有人敢说理性的坏话，有人敢批判理性，有人质疑启蒙运动的精神，就立马给他扣上“非理性主义”的大帽子。扣帽子的理由还显得极其冠冕堂皇：你总不能在批判理性时而使自己的前提免于批判吧！言下之意就是理性批判哲学的前提还得是理性。看来启蒙运动主体理性原则的至上地位依然神圣不可侵犯。纵观西方哲学史和基督教史，上帝存在，上帝至尊地位的确立，都是通过宇宙论证明和存在论证明推演出来的。理性的至尊地位又是如何得来的呢？启蒙运动的本意是要开启宗教信仰之蒙蔽，竟然走向了其反面，创造了理性的蒙蔽，祭起了理性信仰的法宝。为何想象、直觉、情感和意志就不能成为理性批判的前提呢？难道想象、直觉、情感和意志就必定与有效性和真相无关吗？启蒙运动时期的遗产极为可疑，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确信成了危险的幻想。

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的问题或理性的问题，作为历史的询问，以或多或少隐秘的方式贯穿着从康德直至当代的所有哲学思想。一个启蒙了的精神气质并不产生于对启蒙运动时期的教条的盲目信仰，而是源自它对现时代进行永恒批判的渴望。福柯毕生致力于把独一无二的、至尊无上的、绝对必然的合理性形式离析为只是众多理性中的一个可能的、偶然的合理性。理性是自我创造和不断分叉的，福柯据此分析了种种合理性借以相互产生、相互对立和相互伴生的不同基础、不同路数和不同形态。从一元到多元，从同一到差异，从绝对到相对，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更是人类思想史在当代发展的一大趋势和理论建构模式的新动向。理性批判史也不能不与之大体相对应。前车之鉴，过犹不及。我们希望这个流变趋势并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思想史不应该上演为了解除非理性的蒙蔽而对非理性群起而攻之的一幕。

福柯批判理性，分析作为合理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如何被理性化，批判人文科学在理性化过程中所起的帮凶作用，这并不是为了排斥乃至否定理性，而是要对至高无上的、专横跋扈的、恶性膨胀的理性力量作一种不偏不倚的反拨和矫正。实际上，在他的话语中，事件和真相的展开都离不开理性。福柯只是认为理性作为权力的实施应该是复数，而非单数，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关系体系，而非本质力量。无可否认，人类的认识、思想和现实活动都包含有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因素，我们应返回理性与非理性浑然一体的历史原点。

从古希腊至今的西方思想史，其主流是一部从“蒙蔽”经由“启蒙”再到“解蔽”的历史，也是理性与非理性此消彼长的历史。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中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把所有那些不符合新合理性要求的思维、行动和存在方式从西方社会生活中排除掉了。当理性主义压抑非理性，给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时候，福柯让人们看到非理性与理性同样重要，打破理性主义造成的沉寂并恢复同非理性进行对话。然而福柯并没有否定理性，因为同非理性进行对话的另一方只能是理性，他不过是要理性放下架子，改变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姿态。启蒙运动让理性占据了只有上帝曾经享有过的至尊地位。哲学家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福柯为非理性争得一席之地而振臂高呼，但非理性并未取代理性而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福柯甚至于主张没有必要人为地作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往往是站在某个或者是理性或者是非理性的立场上做出的，本身就融含着对另一方的偏见和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