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方法与变量

1．被解释变量：代工倾向Pr(intoffi=1)

被解释变量intoffi是一个表示代工的二元虚拟变量，如果制造业企业代工制造国外产品，则取值为1，反之为0；服务业企业如果给国外提供服务，则取值为1，反之为0。Pr（intoffi=1）就表示企业承接代工订单的可能性。

代工概率P和解释变量的关系由一个横截面的Probit模型给出：

Pr（intoffi=1| X）=Φ（Xβ）

其中，Pr（intoffi=1 X）表示给定解释变量时从事国际代工的概率，Φ是一个累积分布函数，一般认为其服从正态分布，即。Xβ是一个包含7个解释变量的向量：

Xβ=β0+β1 RDIi+β2 HUMi+β3 CAPi+β4 LPi+β5 BRi+β6BGi+β7SIZEi）

2．解释变量

上述解释变量通过表5—1所示方法获得。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章数据来源于2009年1月苏州市人才工作办公室进行的苏州产业升级与人才结构优化问卷调查。苏州是沿海地区较早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地区，也是发展出口加工业以及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典型城市。2008年，苏州拥有外资企业比例为28.5%，而江苏省的比例为14.9%。苏州进出口总额达到2285.26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58.3%，而江苏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5.3%，居全国第二位。2008年，江苏省来料加工以及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60%左右，而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分布在苏州地区。此外，苏州地区工业也较为发达，如2008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8.6%，高于江苏（49.7%）、广东（51.6%）、全国（42.9%）。因此，用苏州企业作为实证样本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此次调查样本包括苏州制造业企业325家，服务业企业93家，总计418家企业，涉及16个制造行业以及10个服务行业。企业所在地包括苏州市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常熟、昆山、太仓、相城、吴江、吴中、张家港，因此该样本能够较好地反映苏州地区企业的整体情况。筛选过缺失数据后，又剔除了研发投入强度＞10%的异常值10个。最后符合本章研究要求的制造业企业问卷有263份，服务业企业问卷有47份，总计310份。在310个样本中，样本企业的情况描述见表5—2。

表5—3是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5—3中RDI强度均值为0.009，低于全国平均水准（2008年中国RDI投入占GDP为1.47%）。intoff的均值为0.168，表明约有16.8%的企业承接国际代工。较异常的值是等于1的技术密集度。调查该样本发现，该企业属于服务业行业，有员工19人，其中7人为高级技术人员，12人为中级技术人员。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

表5—4是按承接国际代工分类的各项变量均值。这些描述粗略反映了本章预测的各变量与国际代工间的关系。承接国际代工企业的RDI强度为0.007，非代工企业的RDI强度为0.009，高于代工企业0.2个百分点；代工企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高出不代工企业1.38个百分点，这也基本符合假设；代工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低于不代工企业近乎一半，初步证明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倾向国际代工；在代工企业中，国外背景的企业家的比例比非代工企业高出近一倍，而独立品牌的拥有率比不代工企业低。这些数据已经初步反映结果可能接近假设，然而它们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还需要通过计量来证明。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为了消除各变量间的共线性，本章计算了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限于篇幅略），发现除了CAP和LP这一对变量呈现出轻微的共线性（0.28）之外，其他变量之间均不存在严重共线性。于是，对于CAP和LP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别回归。考虑到横截面模型中一般都存在异方差性，用White（1980）的方法假设异方差存在，得到修正情况下的回归系数。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5—5所示。

在总样本回归结果中，创新强度对国际代工概率的影响为负，不显著。技术密集度对国际代工概率影响为正。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对国际代工概率影响均为负，且接近0。三者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家的海外背景对国际代工概率影响为正，有较强的显著性。自主品牌对国际代工概率影响为负，不显著。企业规模对国际代工概率影响为正，接近0且不显著，本章据此认为企业规模和国际代工概率几乎没有相关性。总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所有假设的符号，但仅有H6企业家背景通过检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横截面模型中的异方差性。异质企业（如Ⅰ类、Ⅱ类、Ⅲ类企业的存在）的存在影响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下面将分类对样本回归。分类回归的目的，一是缓和异方差性；二是验证几个子假设。分类回归利用了问卷中的如下信息：该企业所属行业（制造业/服务业），生产产品（最终品/中间品），所有制（私人合资/私人独资/国家和集体所有/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规模（大/中/小），产品竞争力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从高到低分别是：国际领先/中等偏上/平均水平/中等偏下，国内领先/中等偏上/平均水平/中等偏下）。如果企业同时勾选国际、国内两个，则以国际水平为准。定义产品竞争力/生产技术水平高的企业为选择国内领先-国际领先这五个等级的企业，产品竞争力/生产技术水平低的企业为选择国内中等偏上—偏下这三个等级的企业。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企业的竞争力分别用产品竞争力与生产技术水平两个指标来衡量。根据回归结果归纳出表5—6（具体结果见附表）。

分类回归使H1到H7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另外从表5—7可知，除了R&D强度以及不显著的企业家背景这个变量以外，不管是用产品竞争能力还是用生产技术水平表示企业的竞争力，各变量对企业决策的影响都是基本一致的。这说明这两个指标的划分Ⅰ类、Ⅲ类企业是可信的。在Ⅰ类企业和Ⅱ类企业反映企业竞争力的几个指标（如RDI、HUM、CAP、LP、BR）中，回归系数基本相反。表明企业竞争力的上升使国际代工概率出现了变化。这大致说明有可能存在一条前文所述的倒U形曲线。

H1:R&D强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国际代工概率负相关，仅与生产最终品的企业正相关。H1仅在服务业企业中通过显著性检验。服务业回归方程中RDI的系数是制造业回归方程中RDI系数（-2到-1）的几百倍以上（见附表），表明服务业企业R&D投入比制造业要少。企业竞争能力用产品竞争力表示时，H1a、H1b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用生产技术水平表示时，H1a通过显著性检验，H1b未通过。这可能暗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用于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产品竞争力强不一定等于生产技术水平高。因此研发投入强度对生产技术水平高的企业的国际代工决策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H2:H2在分企业竞争力时的支持度较好。产品竞争力强以及生产技术水平高的企业通过了检验，表示Ⅲ类企业支持假设2：国外发包企业可能对接包企业有较高的质量要求。在Ⅰ类企业以及生产最终品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技术密集度与国际代工战略负相关，但没有明显关系。其他类型的企业中间，技术密集度与国际代工战略正相关，也没有通过检验。不分企业竞争力时，H2无一通过检验。这表明在企业竞争力不够明显的情况下，技术密集度即熟练劳动力水平不是决定国际代工的主要因素。

H3与H4：实证结果对H3和H4的支持度较强，虽然并非所有类型的企业都通过了检验，但除了表5—7中第2列和第4列，所有回归方程中表示生产效率的指标（CAP和LP）都为不同程度的负值。分类型来看，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度对国际代工影响不显著，表明从事制造业国际代工和技术装备关系无明显关系。服务业中，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均对代工决策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是人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这个结果表明了服务业代工比制造业代工更普遍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事实。在以所有制表示的回归结果中，唯有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对国际代工概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反映出在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中，合资企业只是它们降低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劳动力要素禀赋。这个结果尤其能够说明在合资模式下，代工企业的创新、生产研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合资模式下中国汽车行业的缓慢发展）。这些结论都可以证明，中国企业从事国际代工的方式主要是以大量人力在低端环节进行粗放生产，对技术水平要求很低。在竞争力强的企业中，国际代工与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关系非常显著。生产效率也反映了企业竞争力的一个侧面，因此这能够说明竞争力越强的本土企业越不可能从事国际代工。

再看CAP和LP系数为正的情况。竞争力较差的企业（即产品竞争力低、生产技术水平低的企业）回归结果的系数和H3b、H4b一致。鉴于其系数接近于0且十分不显著（p值为0.9左右），可以认为竞争力较差的企业从事国际代工与其生产效率关系不大。H3a和H4a通过检验，H3b和H4b没有通过检验。

H5：在总样本中，H5是唯一通过检验的假设。在不区分企业竞争力的情况下，H5得到了较好的支持。在区别竞争力时，企业家背景对国家代工的影响无一显著。据此，本章认为当企业竞争力有区分时，企业家的关系网络是影响国际代工的非主要因素。这也许是因为在区分企业竞争力时，竞争力已经促使企业对国际代工进行了自我选择；当企业竞争力不能得到区分时，企业家的关系网络是影响国际代工的首要因素。在制造业的回归方程中，H5没有通过检验。本章认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在苏州地区已经较为成熟，到了不需要依靠企业家搜寻外部资源的程度。200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苏州地区GDP比重为36.4%，低于江苏的38.1%，也低于全国的40.1%。服务业企业才处于成长初期，企业家的关系网络显得尤为重要。

H6：在不区分企业竞争力时，仅有生产最终品的企业对H6的支持度较强。这表明生产最终品的企业的品牌对国际代工的影响要比生产其他品种产品的企业大，并且构成了对外商的直接威胁。区分企业竞争力时，在产品竞争力高和生产技术水平高的Ⅲ类企业中，H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产品竞争力低和生产技术水平低的Ⅰ类企业中，品牌与国际代工概率正相关，并在产品竞争力低的回归方程中通过了检验。其原因可能是，在产品竞争力低的企业中，形成品牌的往往是其中产品质量较好、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从总样本中计算可知，产品竞争力低的企业，拥有品牌的企业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即CAP和LP）的值分别为128和54，高于没有品牌的企业（121和45）。因产品竞争力低，很难对外商构成威胁，反而提高了从事国际代工的可能。

H7：在总样本中，规模这个变量回归系数接近0，且很不显著，说明规模几乎和国际代工没有任何关系。在分企业竞争力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不区分企业竞争力时，只在服务业企业和大型企业中表现出显著性，也通过了检验。规模对服务业企业国际代工的影响为负。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主要投入为人力。由于本章评估规模的指标用的是员工人数，越大的规模表明该服务业企业越强的竞争力。总样本中，规模大的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约为459万元/人，而在中小型的服务业企业中劳动生产率为230万元/人和151万元/人。生产效率越高，从事国际代工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服务业里，规模和国际代工负相关。这个结果间接地支持了H3。规模对大型企业从事国际代工的影响为正。这说明相较于中小型企业，只有大型企业才能体现出规模经济效应，才能够满足劳动力投入的需要，才能够较好地操控成本，在利润微薄的国际代工模式下存活。

（四）小结

总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企业，企业家的海外背景即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从事国际代工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分类的实证结果则表明了企业的竞争力来源是选择国际代工与否的主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从事国际代工受到企业自身特点的影响。如制造业企业从事国际代工主要是基于劳动生产率；服务业企业决定从事国际代工的因素还包括资本密集度、企业家背景以及企业规模。因为在服务业行业中员工多寡更能体现竞争力的强弱。同时，规模也是构成大型企业竞争力的要素之一。生产最终品的企业，由于品牌构成了其主要的竞争优势，因此它们从事国际代工受到了品牌的影响。生产中间品的企业，由于品牌对它们的影响不及其他因素大，企业家的背景就重新成为从事国际代工的动力。竞争力强的Ⅲ类企业，从事国际代工时会受到创新投入、技术密集程度、生产效率以及品牌的影响，较少受到企业家背景的影响，总之前四者是它们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竞争力弱的Ⅰ类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大。因为竞争力弱的企业较难形成完备的管理制度，于是企业的战略较多地受到领导人个人的影响。这个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企业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