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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富裕的喜马拉雅之巅稍稍向下，有数以十万计的美国人可以被归类为有钱、兴旺或富裕——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从虽不那么显赫但还算成功的制造商、贸易商和生意人，以及顶尖的专业人士，直到中低级企业管理人员、店主、平庸的律师和医生，以及薪水较高的教授和牧师。很自然，在任何时期，任何一个像这样包罗广泛、定义不明的群体，代表了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要想把它加以概括都是在冒险。你可能会问，一个1900年的收入为20,0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60,000美元净收入，或100,000美元税前收入）的家庭，跟一个1900年的收入只有2,5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8,500美元的税前收入）的家庭有何共同之处呢？或者说，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谨慎地投资于街轨股票的人，他兴高采烈地跃升于富人阶层，购买了城里最好的骏马，但依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牙签剔牙。这样一个人，跟那些试图维持一种他一无所知的优雅生活方式的古老家族的成员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然而，尽管他们种类繁多，但这个群体——我们可以非常宽松地把它看成是中上层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有一件事情是共同的，正如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到的那样。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断断续续地经受过严重的财务麻烦，但在今天有着类似身份地位的人看来，他们总的处境足够舒适。

世纪之交的波士顿街头

你只要把1900年的收入换算成1950年的收入，这一结论的一个理由就立马变得一目了然。假设生活成本在这段时间里翻了三倍，你首先想到的数字是：一个1900年年薪为31,000美元的教授，在1950年必须挣到91,000美元才能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但这一计算没有考虑到税收：实际上，1950年的教授必须挣到91,000美元的税后收入（税前收入大概在101,000到111,000美元之间），他才能跟上其前辈的生活水平。教授职位的薪水，以这种速度跃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商业及其他行业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事实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除非他非常精明地选择有价证券，并且非常细心地关注证券行情。大体上，工薪阶层以及那些靠遗产或储蓄为生的人，在经济上都倒退了，这是累进性通货膨胀的结果。

跟他们处境相当的孙子比起来，这些人无疑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有更多转圜腾挪的空间。

因为建筑行业的工资——以及建筑材料的成本——要比今天低得多，他们可以住在大得多的房子里。因为仆人的工资也低很多，而竞争仆人工作的人多的是，他们能够为这些更大的房子配备足够的人员。此外，他们能省下很多他们大多数后代子孙照例要花掉的费用：汽车的花费（比马车的花费大很多），诸如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视机之类额外设备的花费，供儿女们上大学的花费，很可能还有供度周末或避暑的额外房子的花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那年头比较富裕的美国人当中，有“避暑住所”的人比今天更少。）所以，其薪水买得起一套有点狭窄的公寓房的人，在当年却可以拥有一幢在今天看来很气派的大房子。

现如今，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多半认识某条街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那里曾有富人的住所，而且打那之后一直没有被完全重建过。当你在这条街道上漫步走过的时候，你没准会感到惊讶，任何一个收入并不十分可观的人，如何能负担得起生活在这样大的房子中（其中大多数房子在过去一代人当中被拆分成了公寓）。

例如，就拿波士顿的联邦大街来说，从阿林顿街到马萨诸塞大道之间，大体上，今天的样子跟1900年并无大的不同。不妨设想一下，当年这条街上的居民尽管包括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但没有哪个波士顿人富到足以占有所有数百幢砖石结构的4层（包括地下室）楼房。瞧瞧街角上那幢大房子，联邦大街的那一面有3扇窗户以上，阿林顿街这一面有4到6扇窗户。瞧瞧街区中部某幢特别宽的房子，有很宽的台阶通向正门，两侧各有两扇空间充足的窗户。或者，瞅一眼更多的规模适中的房子——临街的一面看上去大约有25英尺，正门旁边只有一扇凸窗；即便是那些更小的建筑也有4层（含地下室），大多数建筑大约有15到20间房间，外加几间浴室，以及尺寸足够大的壁橱和储藏室。你完全可以相信，其中有些房子，在1900年是由那些年收入远远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所占有的——约相当于今天4万美元的税前收入或略少。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在20世纪50年代却不足以在一座大城市里最漂亮的大街上支配像这么大空间的任何东西。这些家庭是如何实现的呢？

20世纪之初的富裕之家

这里有一些答案。他们以大约一周5美元的价格雇佣一名厨子，一周3.50美元雇一名女仆，一周3.50美元雇一名洗衣女工，女仆和洗衣工共同完成楼上的工作。他们可能每周请一次清扫女工，一天1.50美元，还可以雇佣同时为其他家庭提供服务的短工，因此他们能够以每年约8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的总花销维持这幢房子。家里女人穿的有些衣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成品，或者是由专业裁缝制作的，他们有自己的公司，但也有偶然的情况：大多数衣服是请裁缝到家里来缝制的，一天1.50到3.50美元不等。即使你把论码购买布料的成本加上去，衣服的花费也不是很大。这个家庭多半没有马车，出行靠双脚，或乘坐有轨电车——或者，在恶劣天气里或在节庆的场合，租一辆马车。

如果哪家的千金小姐想到要找份工作，作为一家之主多半会感到愤怒：难不成自己没本事养活女儿？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为她的教育而存钱。她会上私立中学，但很可能不会上大学，尽管她的兄弟照例会被送去念大学，多半还会上寄宿中学。有了这些各方面的节省，这样一个家庭将能够过上宽裕而舒适的生活。因为房子有这么大，他们将会积累起更多的家业——家具、地毯、装饰品、绘画、图书、瓷器、银器、亚麻制品，以及五花八门的纪念品——他们的孙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多家什。

当然，模式在不同的社区、依据不同的个人品味而千变万化，不一而足。即使是在一排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里，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决不是标准化的。为了着重凸显跟当前环境的对比，我将描述那种宁愿要空间和服务而不要其他舒适的人的生活安排。在更小的社群里，工资和价格往往更低，特别是在南方，工资更低。跟东部的富裕之家比起来，西部的富裕之家送孩子上私立中小学的可能性更小。但这是舒适富足者当中一般的生活特性。

你还可以补充一点作为脚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接近于那种收入更低，却要以这样的收入满足其优雅品味的人。例如，一个年薪2,000～3,0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6,500～10,500美元的税前收入——的大学教授，不得不紧盯着每一个钢儿，放弃很多他觉得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自然权利的满足，但他却供得起一幢大小适当的房子和至少一个女仆。1896年，当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教授试图说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教授加盟普林斯顿的时候，威尔逊夫人为一个年薪3,500美元的教授制定了一份合理的预算。它包括：食物和照明每月75美元，房租每月42美元，煤每月12美元，水每月4美元，以及仆人每月29美元。这里计算的是两个仆人，推算起来应该是每个仆人每周3.50美元。

借助精打细算，对一个年收入只有1,500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4,800美元）的家庭来说，甚至有可能在一个201,000人的小镇上扮演“上流社会成员”的角色，住在本镇最好的大街上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里，雇佣一个全职黑人女仆（她的工资是每周4美元），优雅（尽管谨慎）地娱乐，应邀出席最令人羡慕的本地精英的集会。这样一个家庭根本供不起旅游，对于汽车时代的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在地理上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但在局限之内，他们能够遵循富裕之家的模式，而没有太大的不便。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如今回想起我所描述的任何环境下的童年生活，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怀旧之情去看待那些日子。就当时的需要来说，生活似乎要简单很多，某些舒适宜人的东西似乎也更容易得到。这些人觉得，维持家庭的身份感更容易一些。住房宽敞的人，比起空间局促的家庭，能够更好地照顾老弱病残的亲属。事实上，很有可能，我们时代的社会保障问题——广泛地表达了对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要——部分源自于下面这个事实：有很多家庭再也没办法保护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依赖他们养活的人——总是住在三楼的某间房里的老奶奶，或者是藏身于厢房里的、行为古怪的汤姆堂兄。（当然，今天的问题部分源自于通货膨胀给积蓄带来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社会观念革命的产物，而这种革命，正是本书试图要勾勒的。）即使当你考虑到今天的很多好东西是1900年的富人们（以及那些接近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所没有的，你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怀旧之情是有根据的。空间和服务达到了很大的量。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联邦大街上的那些家庭，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大房子里过上富裕生活，离不开女仆们的微薄薪水，她们住顶楼狭窄的房间，大部分冗长乏味的工作都在那里完成；离不开裁缝们的微薄薪水，以及建造这幢房子的木匠和泥瓦匠们的微薄薪水，还有在工厂和商店生产和销售他们所使用商品的工人们的微薄薪水；而且，即使是年收入1,500美元的家庭，其所能够支配的空间和服务，也离不开低工资。我们还要看到盾牌的另一面。

让我们转到经济和社会光谱的另一端——绕道走近1900年大多数美国人——对轨道另一面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